从冲突到合谋：城管与摊贩的交往逻辑

探讨了社会治理议题中城管与街头摊贩关系从冲突到合谋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形成机制。以汉正街城管执法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和案例分析,以动态视角考察城管队员的一线执法行为,指出城管队员作为政府执法者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因其执法权利受到来自各方制约以至于其为顺利完成任务而与摊贩合谋,成为当前城市管理中的常见现象。最后,摊贩的存在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政府应承认摊贩存在的必要性,变“清理”为“管理”,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减少社会冲突。     

从治理失序到文化整合:以宁夏J移民社区为例

宁夏西海固地区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移民工程有效缓解了当地生态环境压力,并取得显著的扶贫成效。以宁夏回族一个移民社区J社区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近40年来该回族移民社区治理变迁过程,阐释了不同治理阶段所呈现的特征及演变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该回族移民社区从早期的治理失序最终走向后期文化整合的过程中,主导移民工程的政府始终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即引导不同的主体在村庄治理中通力合作,同时积极发挥宗教信仰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信仰的作用使多元的治理主体能够在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彼此信任、团结互助,进而组成团结的、紧密的、不可分割的社会关系网络,使J村最终形成一个以回民文化为核心的移民社区共同体,实现了移民村庄治理的和谐稳定。这对新时期深度贫困地区少数民族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经验借鉴与启示意义。     

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整合应用研究——以垃圾分类制度构建为例

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中关于制度构建的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研究。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新经济社会学打开了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成果整合应用的方向。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经济理论如何影响制度构建的问题,研究课题开始覆盖制度构建中制度效益产出的新领域。在此视角下,我国垃圾分类制度的构建必须重视制度效益的产出,包括制度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只有当这些效益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促使垃圾分类制度真正产生良好的文化效益,成为一种文化理念,它的构建才算真正完成。     

“无权”到“赋权”: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以H省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为分析对象

分化性社会格局下,社区治理需要改变目前社区无权状态,而当下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是实践这一需要的新探索。在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中,制度赋权、社区赋权与增能技术良性互动、相互交织。其中,制度赋权为社区公益组织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环境、社区赋权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增能技术使居民的参与更加趋向理性化,他们共同肩负改善社区治理结构微环境、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意识萌发的重任,是我国当下社区治理转型的新机制。     

SNS技术流行与社会问题治理——以微信为例的探讨

微信是探讨技术流行与社会问题治理的一个典型例子.SNS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和人性需要的高度契合,造就了微信的流行,带来了微信空间的社交变革,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诸如弱化的强关系、新现的"微瘾"、碎片化阅读、泛滥的谣言、变味的"晒赞"、被侵的隐私等社会问题.为了确保微信空间的有序运行和构建网络交往的和谐生态,必须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加强技术制衡、构建三位一体监管体系、加强主体信息素养的培养、营造良性网络社交生态环境等.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     

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创新

制度环境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大学制度环境的变革要求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与重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困境根源于实践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并导致大学发展难以走出政府收权放权的制度怪圈,以及大学“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产生。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是,通过制度环境创新以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建立自主性的现代大学制度。     

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创新

制度环境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密切相关，大学制度环境的变革要求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与重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困境根源于实践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并导致大学发展难以走出政府收权放权的制度怪圈，以及大学“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产生。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是，通过制度环境创新以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建立自主性的现代大学制度。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提升的路径选择——以制度伦理为视角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由单向管制向多元互动转变,这种转变只有通过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方可逐步达成.从制度伦理视角看,制度创新是促成转变的应然路径,而制度伦理则是制度创新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当前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持续性困境即缘于制度伦理的缺失,因此,应从贯彻制度发展观念、树立制度评估伦理标准和促成制度体系伦理整合等制度伦理建设方面着手,方能从根源破解现实困境.     

正式制度治理与多边惩罚治理的比较及综合——以公共秩序服务为例

笔者从治理结构的角度,研究了正式制度治理与多边惩罚治理模型适用范围以及优、缺点。在政府规模不变与政府最优规模两种情况下,我们分别证明了单纯依赖于正式制度治理来提供"超额"公共物品服务将出现管理不足的困境。即使存在较为完善的正式制度,由于正式制度治理的成本问题,在解决某些社会管理问题会发生社会管理成本过高、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现象。我们研究了多边惩罚治理模式,认为多边惩罚治理模式非常适合社会管理中微观单元(如社区)所应该依赖的治理模式。进一步,笔者认为正式制度下引入多边惩罚治理制度的混合治理结构可以补充正式制度的社会管理成本过高问题。本文的应用将为我国解决降低社会管理费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环境电子治理初论——信息通讯技术、市民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跨入了信息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颠覆性影响已波及环境治理领域.在我国,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主要工具的环境电子治理正在形成,成为环境治理架构中的新事物.文章分析了它对环境治理现实与潜在的影响.基于政府和公民在环境保护中的根本性作用,文章以二者的互动为视角,首先介绍了我国环境电子治理的概况;随后以对国家与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门户网站的实证分析为切入点,阐明了政府为主导的环境电子治理内涵、表现及发展趋势;随即,文章在相应案例的基础上,分析了公众主导的环境电子治理的组织化、准组织化和非组织化三种形态;最后,文章简要探析了环境电子治理可能产生的结构变革等潜在影响、尚存的发展障碍及法律可能发挥的作用.     

从“后常规科学”看环境风险治理的技治主义误区

传统的环境风险治理,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常规科学方法的技治主义模式,旨在以技术统治论寻求关于风险的确定性、真理性的科学结论。当前,科学已经进入后常规时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极大提高,原有的常规科学方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技治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应充分认识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精英决策过程,超越技治主义误区,建构多元开放型的科学家-政府-公众联合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提高环境风险治理的实效。     

风险、制度环境与自然灾害治理: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的分析

在给定自然灾害的多样性情况下,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治理制度安排存在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不同条件下,自然灾害治理制度安排成为降低自然灾害的脆弱性以及提高人类社会系统自然灾害的恢复力、适应力和变革力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脆弱性分析、风险管理还是治理,都没能有效地解释治理制度选择以及制度绩效问题。因此,引入社会生态系统分析的视角,将自然灾害治理制度嵌入到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的互动结构之中,构建了一个更加整合的自然灾害治理分析框架,识别了决定自然灾害治理制度安排的核心变量:灾害风险属性以及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四个有关自然灾害治理安排的命题:多样性命题、风险属性-治理命题、制度环境-治理命题以及嵌入性-制度绩效命题,从而推进了对自然灾害治理制度安排的理解。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衰变及其治理模式变革：从“粗放式摆平”到“精细化治理”

环境群体性事件是转型期环境利益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也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上,地方政府长期运用的是“粗放式摆平”行为模式,主要样态包括权宜之计、刚性维稳、工具单一、政府包揽等维度。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党中央“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总目标指引下,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由此迈向了精细化治理的变革之路。较之于“粗放式摆平”,“精细化治理”具有关口前移、制度建设、公平正义、柔性治理、社会协同等特点。从“粗糙式摆平”迈向“精细化治理”,是多重社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事件风险性与不确定性的倒逼、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提升、学习与培训机制的跟进以及社会认知的深化等。     

走向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的内涵解析及其创新前景——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基于社会治理内涵的解析,分析指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可采取政府和公办社会组织主导、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格局,策略选择上应注重党和政府的引导策略与地区策略,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策略。现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模式可以采用协同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     

城市治理中的“软法”逻辑：摊贩的 利益组织化与协商治理

流动摊贩与城管之间冲突频发的事实不仅对城市治理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而且对城管治理行动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城市治理中的暴力表征、内在对抗以及被扭曲的市场理性等,均表明流动摊贩的治理已经走入陷阱。摊贩经济具有自然和历史的合理性,其问题又兼具敏感性和矛盾性等复杂特点,重新认识摊贩有关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意义非常必要。与城管所采用的制裁威胁等“硬工具”不同,成立摊贩组织实现摊贩利益的组织化,并在此基础上促成协商性治理,是城市治理的软法。政府、城管与摊贩组织之间,组织与其内部成员之间应加强各种直接或间接形式的交互活动,将有利于多元治理主体“共治”的实践,推动治理创新向主要依赖水平化、混合化、关联化和合作化形式的转变。     

制度环境与中小企业的成长--以华中地区为例

在对华中地区中小企业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检验了一个有关制度环境与中小企业行为选择的理论假说--转轨过程中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中小企业行为的适应性调整通过合作型行为克服较高的交易成本,寻求生存与发展.统计分析和相关计量模型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观点,在转型经济中公司的行为适应于某种特定的外部环境.     

乡村治理创新中的地方政府——以浙江省J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为例

源于上世纪90年代J市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是一项农民创造、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该制度创新中扮演了探索者、支持者、推广者、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村民自治背景下主动推动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主要是由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变迁、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现行压力型政府体制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等因素决定的。在j≥村治理创新中,地方政府应当理性地确定自己的行为边界,主动地推动村民的有序参与。     

民间制度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改善——以黄山市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治理,应该从梳理农村民间传统文化根基开始,努力寻找现代文明与农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立足于这一认识,从民间制度文化入手,探寻了古徽州的宗族制度、乡规民约、民间组织、礼法兼治等在乡村治理中的内涵价值,并从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发挥民间社会潜能;以农民的积极认同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实现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礼法并用,提高对乡村的思想统治和组织控制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徽州民间制度文化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