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域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正名与建构

党内法规体系是指全部静态层面上党内法规文本形成的有序系统,解决的是有规可依问题,是党内法治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党内法规体系化既是解决当前党内法规建设中一系列问题的关键,也是党内法规建设逐步从自然演进模式向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共济模式转变的体现.关于党内法规体系化的既有探索存在整体覆盖面不全和板块交叉重叠的共性不足.以党章为统帅,党的领导法规和党的建设法规为主干,党领导国家机构法规、党领导社会组织法规和组织类法规、行为类法规、监督执纪类法规为单元的板块结构,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上述不足.     

党内法规制度合宪性审查初探

对党内法规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是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举措。目前,党内法规制度合宪性审查工作中仍存在思想认识模糊不清、制定工作有待改进、备案审查不够严密、统筹协调不够有力、审查力量严重不足、理论研究有待深化等问题。为加强和改进党内法规制度合宪性审查工作,建议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对党内法规制度制定环节的合宪性审查,完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加大统筹力度,加强专门人才建设,深化理论研究。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类型研究——基于部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分析

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之间的协同适用程度,是决定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建设进度的重要指标。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体系存在对应关系,但重要问题还是在于两者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其中衔接包括主体限缩后的衔接与监督处理措施上的衔接;协调则存在于同类情况不同表述方面的协调以及同一问题相关规定方面的协调。在此基础上,需要确定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衔接与协调的映射关系,注重协调目标趋同而非盲目求同,以制度创新解决特别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之后,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常态,党内法规制度业已成为党的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在推进党的建设进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研究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实际,深入分析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践的巨大成果和基本经验,对新时代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行了探索和思考,提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坚持五个统一:整体性和重点性的统一、权威性和民主性的统一、规范性和操作性的统一、传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制度建设与文化培养的统一,严格规范党的政治行为,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保证。     

正当性、类型与边界——党内法规溢出效力的理论建构

党内法规的溢出效力是党内法规超越管党治党的传统界限,而能够调整国家事务、社会事务,规范非党组织与党外人士的一种约束力。党建的“必需”理论、党的领导权理论、党政合作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证成了党内法规溢出效力的正当性,也为厘清党内法规溢出效力的边界提供了理论指导。党内法规溢出效力表现相当复杂,但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实际上形成了AX型、AY型、BX型、BY型。为了充分发挥上述类型的指引、塑造、评价功能,应重点明确其内涵特征,并从中梳理出党内法规溢出边界的判断基准,即AX型的“必需”基准、AY型的党政共治基准、BX型的政治判断基准、BY型的直接管理基准。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给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带来了挑战。通过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概念和基本构成的阐述,剖析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自身的缺陷逐步显现,如何科学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成为研究中的重点问题。基于此,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契机,分别从制度与执行能力两个方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选择。     

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方式

党内法规制度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治理事实。价值一致性、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为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和法理的理论支持。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党内法规制度发挥着政治保障、制度整合、提升参与者素质、完善治理能力等功能。信息汇聚机制、过程实施机制和适应性调适机制是党内法规制度实现治理功能的具体方式。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普遍要求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的特殊表现。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既是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历史任务。     

党内法规法定概念之评述与重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党内法规进行了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正名与定分止争的作用,但没有从本质、形式等各方面全面揭示出党内法规的主要特色,还存在定义要素不完备、调整范围把握不准确、创制方式规定不全面等问题。党内法规法定概念,需要从内在要求、制定主体、创制方式、制定程序、调整内容、保障手段、外在形式等方面进行重构：它是有权主体按照规定程序制定或认定的,反映党的统一意志,调整党务关系,规范党务关系主体行为,并由党内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具有特定外在形式的规则体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结构耦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就目前而言,党规国法的衔接协调还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强化二者的耦合。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提出的法治对破解社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依托作用的论述,应当从“党内法治”视角思考党规国法衔接协调的路径,即在强化党章结构耦合机制的基础上实现党规自我优化,并通过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构建党内法规备案审查联动机制促进党规的自我发展、自我审查,以更好实现党规国法的衔接协调。     

党内法规法典化三题

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对于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诸如“法典编纂的逻辑基础”“法典化的程度”“法典编纂的规范来源”等三个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法典编纂的一般规律要求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而党内法规的“1+4”板块划分与这一要求存在逻辑差异,故为保障党内法规法典编纂的科学性,应回归部门法划分逻辑,以部门为单位展开法典化探索。党内法规的法典化程度应根据现实情况适度而为,既不应编纂综合性的“党内法规法典”,也不应认为所有党内法规部门都适合编纂法典。当前,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中,调整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部分展开法典编纂的条件最为充分。编纂党内法规法典,应考虑整合单行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等其他党内法规渊源,在中央党内法规基础上,适度汲取部委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中的适当规范。     

论制度建设在党内监督中的核心作用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突出了制度建设在党内监督中的核心作用。坚持制度建设、制度创新,是加强党内监督工作的根本途径,也是党内监督工作持续、深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法治的精神理念与制度理念

法治精神理念与制度理念的培育与涵养, 以历史的眼光看, 实为法治关键, 甚或可以说法治的成败利钝, 根本系此。本文认为法治的精神理念体现为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 分析了法律信仰虚化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对策。指出法治的制度理念是为社会正义。形式社会正义是法治共通不变的特征, 实质的社会正义则充分包纳了时代内容与特征     

贫穷与教权导致分裂与创新—论工业革命在西欧的发生

西欧国家在近代一举超越经济和科技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国。原因是在大变革时代,王权专制下分裂的西欧为经济和科学上革命性创新的出现提供了更多机会。西欧分裂而中国保持统一的原因在于古代经济水平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教权差异。中国在发达农业的支持下很早实现了中央集权式统一。由于缺乏适合多雨气候和粘质土壤的耕作技术,古代西欧经济严重落后,无力建立中央集权大国;贫穷愚昧还助长了罗马教会的教权,使西欧在经济发展以后仍然不能统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宗教对统一的影响还解释了其他地区的统一或分裂。     

论乡镇政府制度创新的理念与切入点

论证了“以人为本”是乡镇行政制度创新的理念,阐述了提高政府效能制度创新的切入点。     

乡村振兴：城镇化、制度质量与区域经济增长

在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制度质量在城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效用,为推进区域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市、区)201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探究城镇化发展、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互动机理。研究发现,制度质量、城镇化发展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在城镇化发展程度较好、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区域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研究结论可为政府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制定经济政策、营造良好制度环境、招商引资提供支持,为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晋升激励、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地方政府竭尽全力追求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以GDP为主要指标考核省级党政领导,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领导人将得到晋升.为了获得晋升机会,中国省级政府领导人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不遗余力地发展地方经济,而制度创新是地方领导人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之一.制度创新要花费成本,消耗地方领导人的时间、精力.各地政府争相创新提高经济产量的制度,是中国经济充满生机的重要因素.     

现代事业组织模式：从概念到文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教、科、文、体、卫等领域的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要求事业单位的主要职责、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等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事业单位改革的路径在于根据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公益性”进行分类,建构合理规制多元投资主体的利益需求、管理上更多样化和分散化、兼顾多元价值诉求的现代事业制度,即建构现代事业组织模式。     

制度系统的构成、层次架构与有效运作

制度也是一个由不同要素构成的系统,绝不仅仅是一些规则的集成与组合。而要对制度系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就要求我们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对其加以审视,即一方面从静态上把握制度系统的构成要素和层次架构：另一方面从动态上把握制度系统是如何实现有效运作的。     

服务贸易限制、制度质量与国家经济增长

服务贸易作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拉动世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对一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7年8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服务贸易限制会阻碍经济增长,高质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其阻碍作用。从国别异质性角度来看,服务贸易限制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最大,其次是中高等收入国家和中低等收入国家,最后是低收入国家;政治制度质量和经济制度质量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行业异质性视角来看,专业服务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最大,其次是运输服务和通信服务,最后是金融服务;无论是政治制度质量还是经济制度质量对不同行业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服务贸易供应模式异质性角度来看,跨境交付模式的限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大于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模式,且制度质量具有弱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放宽服务贸易限制,完善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有助于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我国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制度供给研究

我国的市场化程度逐渐加深以及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兴起等因素的出现,成为促使企业制度变迁的内在诱因。随着企业独立自主地位的完善,这些诱因也必然演化为新的制度需求。无论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致性变迁,政府的制度供给都十分重要。当前政府制度供给的思路,应一方面赋予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规范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保障合理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因素有较为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