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水权制度与水交易市场

水是世界性稀缺资源,拥有水的权利,或从某一水源、场地或水的供给者那里取水、使用或接受的权利,就是所谓水权。水权具有物权价值,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水权交易不仅是有效管理或分配水资源的手段,也是促进一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为使交易主体的权利和经济活动具有合法性,必须在法律上明确水资源这一权利客体的性质,给予交易行为以法律保障。本文首先论述了淡水资源的稀缺性与水权的物权价值、市场条件。其次分别介绍了澳大利亚、美国、智利和日本的相关法律制度和各国水权市场的发展背景与特点。最后阐述了中国水权制度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2011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密集地出台了关于水权、水利工作的政策与法规,我们希望随着中国水权制度建设日益完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式与速度能够摆脱水资源的制约,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     

水权制度变迁的动因考察

水权因水资源的短缺而产生,因水资源短缺加剧而变迁。人类对水资源的消费初始并不存在水权,只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水资源从丰沛到短缺及水资源显现经济商品禀性的过程中水权才得以产生与变迁。世界各国适用了各不相同但符合本国实际的水权制度,但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适用的还是优先权制度。与其他水权制度相比较,优先权制度因其具备排他性、让与性、可执行性,不但能兼顾各方用水的利益和需要,而且能很便捷地进行水权的初始配置,进而可以建立水权市场,使弥足珍贵的水资源流向最需要之处。但是,优先权制度对水权的转让和交易进行限制,降低了可让渡的程度,降低了使边际净收益相等的市场压力,带来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无效率,也存在进一步市场化的趋势和演进的客观必然性。     

论水权运营的制度建构

水权运营是水权制度运行的过程,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管理与保护各环节的水权制度的运营过程。水资源资产国有公司、水权(水资源)运营公司、水资源监管机关各负其责,共同实施水权的运营,这是我国水权运营制度重大创新之一。改变过去“多龙治水”状况,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水权市场健康发展的水权运营制度框架,这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必然要求《民法》《水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修订。     

关于建立西部水权制度的思考

文章运用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提出应从水权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初始水权、允许水权转让等制度入手 ,建立、完善适合西部实际的水权制度。     

制度变迁与水资源安全

水资源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之一.本文在对中国水资源安全现状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指出中国目前的水质与水量危机源于制度供给失衡,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迫在眉睫,而水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又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因此,制度变迁与创新将是缓解中国水危机,促进水资源安全的必由之路.     

水权水市场制度与节水型社会的建设

节水型社会是一种自我约束和自觉节约用水的秩序.中国属于水资源短缺国家,建设节水型社会意义重大.水权市场制度通过法律制度明确界定各种水权,并通过水权交易实现节约用水的价值,从而为约束用水行为和自觉节约用水奠定制度基础.完善水权水市场制度需要从水资源所有权制、占用权制、可交易水权制和水市场制度四大系统,以及法律条例和操作细则两个层面去加以推进.     

论水权运营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架构

水权运营即水权制度运行,是通过政府法律、政策等引导,主要通过市场配置手段,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与保护各环节的制度(机制)的运营过程,是水权运营主体对水资源产业化经营的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运作与经营活动.水权运营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何架构合理而科学的关系框架,既包括产权关系、运营关系与监管关系各环节,也包括制度创新与政府改革,同时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论西部水权转让制度的建立与创新

水权转让制度运行的是水资源的用益物权,是用水户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部分或全部有偿转让拥有的水权,以获得经济利益的行为规则.水权转让是促进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必然要求.对于我国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水权转让制度的确立是促进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必然要求,能增强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提高水资源配置的社会福利.西部各区域必须要结合自身的区情,全面推进水价改革,逐步实现由行政事业收费向财政税收的制度变迁,形成有区域特色的市场调节水价.在此基础上,切实加强西部水市场的组织体系建设,对市场交易制度和管理制度进行创新,确保西部水资源的优化利用.     

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建设为中心

改善农村金融和给予农民特别支持,是政府能够确保农民因信贷而进一步依赖和支持政府,而且也是获得农民长期支持的一种有效手段.20世纪前半期,国民政府为其统治赢得更多合法性和扭转城乡之间资金的非对称性流动,实施了农村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建设;有效地解决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发展中的拓荒成本和外部性.但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主体,同时也造成了合作金融制度的异化.所以,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政府作为不仅体现在要提高供给引导型制度变迁的效率,而且还要发挥需求追随型进入模式优势;更要注重做好激活、改善农民社会资本的存量,培育和创造农民社会增量,拓展他们发展机会和行动能力.避免跌入所谓的制度供给陷阱.     

目标、效率与制度选择——以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为例

任何制度安排都有其特定的目标,离开制度目标讨论制度效率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能够有效实现其制度目标的制度安排才是有效率的。制度所內含的对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的激励兼容决定着制度效率。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尽管都能够基本实现其制度目标,但二者均存在效率损失。制度环境的变化与制度目标的转换,意味着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农业多元经营应该成为基本的制度安排。     

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

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能定位是我国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模式设计所首先应当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方法,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在社会保障中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阐释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能边界分布。本文还从制度变迁与制度背景分析出发阐释了各种制度环境因素对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影响,分析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能定位,并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

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能定位是我国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模式设计所首先应当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方法，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在社会保障中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阐释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能边界分布。本文还从制度变迁与制度背景分析出发阐释了各种制度环境因素对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影响，分析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能定位，并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中的政府间互动——以中央与浙江为例

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多级政府间互动的制度变迁模型,以中央政府与浙江政府为例,重点考察了浙江与中央在全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三个典型互动事件,包括从以乡镇为主体制到以县为主体制的发展以及城乡义务教育全面免除学杂费的进程。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两种主要的政府间制度互动形式。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制度变迁中的个人、企业与政府

不同的经济体制有不同的制度规范,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要从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个人、企业与政府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中发生角色与功能的重新定位,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在不断冲突与协调中趋于均衡。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兼论水权概念的局限性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其核心是建立节水社会和有效防治水污染.人们试图借鉴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把水权理论作为突破水资源改革难题的核心概念,但它并不能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合理配置和保护上提供有效的解释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核心问题是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安排之间存在着冲突,其出路是通过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来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