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比较而言 ,“德治”与“法治”分别构成中西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这种重大差异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在于中西不同的人性观。在人性的罪性或恶性的预设下 ,西方政治哲学强调用法治的形式对人进行强制性约束 ,而在其中包含的却是对自由、平等、权利、个体之价值目标的肯定和追求。中国政治哲学则在人性善的预设下 ,主张用发掘先天善心和道德教化的方式进行政治治理 ,追求政德合一 ,礼仪仁爱 ,上下尊卑 ,修己安人 ,个人、家庭、国家一体化的整体主义价值目标。立足于当代中国政治构建的立场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起法治政治 ,但强调以法治国并不意味着与以德治国相对立。事实上 ,法治与德治应该并举互补 ,二者的作用相辅相成。关键在于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必须突破和超越人治的范畴 ,必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相区分的前提下 ,方可为中国当代的政治建构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料。     

“共和国尚德”——20世纪初梁启超的积极共和观念

梁启超接触近代共和概念之初,既关注君主要素去除的内涵,也触及德性要素伸张的内涵。结合政治理论研读和在美国的游历考察,到了1903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大致形成了一种"积极共和"观念。这种观念强调德性要素与共和政体之间的正向关系,重心在于国民德性要素的积极伸张,而不在于君主要素的去除。这种积极共和观念与西方的共和传统有渊源,但主要是近代中国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的产物。     

《离骚》主题探原

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原型性。在《离骚》的多元多层主题中“,忠君爱国”主题局限于政治层面,不能成为与屈原的原型性人格“清洁”相对应的原主题。《离骚》的原主题是“求索”。     

审美的道德之境——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精神之同异

中西形体审美意识中伦理精神之“同”,主要表现在“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及其对物质身体形式与精神心灵统一关系的规定方面。它们的“异”,在于伦理精神在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中作为道德理性发生作用,在西方则表现为知识理性。具体而言,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与“神人相合”文化模式紧密贴合,中国则以“纯粹伦理主义”为出发点;西方强调二元对立中的统一,中国则强化心灵的道德价值一元性;西方形体审美路线是由外向内、由身体形象透视心灵精神,在中国则走上了由内向外、由心灵价值反观身体形象存在的道路。     

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简论

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选取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五族共和”不仅涵盖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民主共和原则,为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在民主共和体制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选择模式。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和“五族共和”作为政治话语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探讨近代以来各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     

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是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的.它的学科自我规训有四个基本维度:国别辨析、学名定位、历史归类及理论尊严.这样的规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二是在挣脱范式约束之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被扭转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三是凸显中西“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过分强调国家价值或地域范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仍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历史还原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阐释冲动,一直是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自我规训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在恪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重新奠立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根柢,使“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人建立起理解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     

“共和”概念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演变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共和”概念占有重要地位.共和的最初含义,从制度形态上讲,是混合政体形式的一种代表;从政治内涵上讲,则是公民积极参与政治事务、捍卫公共利益的政治模式的一种代表.在古希腊时期,民主政体是共和政体的变态,二者之间存有明显不同.发展至近代,随着世袭君主制的逐渐废除和人民主权原则的确立,共和国与民主制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民主共和国亦随之成为政治文明和进步的代名词.时至今日,共和一词更是代表了一种强调平等、政治民主、政治参与和公共精神的政治模式.     

双向互动与诠释圆环:中国哲学方法论省思

当代人类文化发展已经超越了建立在一元文化观基础上的简单区分中心与边沿的历史时期 ,而进入到一个多元文化并存 ,集中全世界民族文化之智慧精神以解决“地球村”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的新时代。中国文化要真正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社会及人生产生现实的影响 ,就必须根本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僵硬思考模式以及理论和实践之间实际存在的脱节状况 ,并进而在这三个向度达成互诠互释、双向回流的“诠释圆环” ,真正实现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古今中西”思想资源的融会与贯通     

合力与平衡：略论英法两国国内穆斯林政策的调整

基于英、法两国不同的政治一文化传统以及穆斯林族群的特征,文章对两国长期以来分别采取“多元文化模式”与“彻底世俗主义的共和模式”来处理穆斯林族群的认同与融合问题做了分析,作者认为近年来,应对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两国均在坚持原有基本模式的前提下,政策实施重点从偏向法律调节与社会自理调整为加大国家直接干预力度,强调三者合力与平衡。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中国古典共和观及其传承价值

在古今中西之争愈演愈烈的现代中国,恢复国学的可行途径之一即是将儒学的传统理念参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在政治架构中,中国古典共和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家族法传统和双主体法权。以这两种传统为代表的共和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石。中国古典共和观的传承价值在于:家长制指导下的精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修正;政治在社会的范畴中以一种教化的形式作用于人民并让共同体成员自愿服从;家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传统、善的政治观、国家社会个人的连续性,这些中国古典共和思想的本质理论都能够继续为现代的制度设计发挥作用。     

公共领域与人的自由--汉娜·阿伦特的积极公民观及其启示

本文透过阿伦特所描述的政治图景,揭示这种政治图景背后的文化底蕴——公民文化。可以说,她的共和主义政治图景是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文化基础上的。阿伦特是一位重视“积极自由”甚于“消极自由”的理论家,她认为公共领域是人获得真正自由的发源地,公民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公民。她认为政治行为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现代自由国家公共生活的萎缩、公民观的薄弱从根本上动摇着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价值和观念。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对仍受“巨民文化”困扰的中国政治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和而不同”在民族政治中的价值论

作为中国古典哲学重要命题之一的“和而不同”是中华先民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这一思想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并指导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所蕴涵的崇尚和平、强调和平、尊重不同文化、提倡共同进步的精神 ,对 2 1世纪的人类发展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论现代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宽容”

面对充斥着差异与矛盾交错的现代政治生活,强调单纯的“一致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乡愿,如此,整合各种政治资源,提升政治生活的品质,挖掘建设政治文明的各种有利因素,寻求以多元价值为基础的差异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协调之途,就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使命。“宽容”为我们提供一个重新审视现代政治生活的视角,它不仅成为现代政治的深刻内蕴,而且凸显为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公民共和与制度共和：古典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

在西方政治话语语境中,共和主义有古典与现代之别。尽管现代共和主义打着＂复兴＂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简单＂接续＂,其中也蕴涵着＂断裂＂,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共和主义的整体性把握。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历史考古学＂分析,我们发现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精神和制度两个维度,即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主要体现为整体主义思维、注重美德、强调公共利益、主张平等以及提倡积极公民观念等一系列内在精神;而制度共和主义则主要表征为混合均衡政体这一外在形态。     

略论孙中山的“共和国图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在中国倡导共和,1894年他拟定兴中会章程时就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1905年,同盟会政纲上正式写上“建立民国”的文字,明确了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次年,在《军政府宣言》中,孙中山对这个共和国作了具体说明:‘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意即以革命方式摧毁现政权,革除帝制,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得到短暂的初步实现,那就是如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告,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并重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是一位真诚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他主张新国家要把政权完全交到人民手中,真正做到民有民治民享,认为西方的民权政治不完备,三权分立有流弊.西方的议会兼有弹劾权,牵制政府使政府无能,缺乏效率.鉴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流弊,孙中山在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已创新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与监察“五权分立”     

明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论略

<正>明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发展迅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特征越发突出。明代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致力于构建“天下一家”的政治格局,制定灵活、务实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在政治上包容共存,经济上交流互补,各阶层的社会流动性增强,各民族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文化的深度交流和多向度融合不断加深。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治道与政体：理解中国政治的传统视野和现代资源

2015年4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弘道书院举办了一场以“治道与政体”为主题的致公论坛,这也是弘道书院今年着力推广的“儒学与政治学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此次对话的四位嘉宾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研究各有专长。围绕这一主题,四位嘉宾各抒己见,交相驳难,就理解中国政治的传统视野和现代资源展开了一次中西之间的激烈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