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迁移模式研究

依据广东、江苏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模式。研究发现,相对于个人迁移,家庭迁移因配偶、子女迁移形成的家庭团聚效应及女性配偶非农就业形成的收入增加效应而更具有行为性永久迁移倾向,但没有明显的制度性迁移意愿。制度性迁移意愿除了与迁移者受教育程度相关外,主要取决于农民工年老回流、长期居留城市、放弃农村户籍与土地的意愿。虽然行为性和制度性永久迁移机制不同,但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实现了行为性永久迁移并不必然导致制度性永久迁移,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家庭,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也比较强烈。     

农村土地对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

使用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重庆流动人口(流出)数据,利用交互分析和多项Logit模型,分析农村土地变量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特征等相关因素与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相比没有农村土地的老一辈农民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户籍迁移意愿更低;同时,宅基地面积大小对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宅基地面积小于平均面积,其意愿更强烈。应该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充分考虑农民工的权益,提高老一辈农民工的户籍迁移意愿,推进城镇化发展。     

农村土地处置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

2009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大部分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土地仍由家人耕种,且1成多农民工将土地转与他人耕种,基本上保证了土地的正常耕作.本文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土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家庭外出总收入和老家地形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外出期间的土地处置方式.最后提出,土地处置的地区差异、农村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和农村土地引发的社会矛盾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关注.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基于系统基模的分析

基于江西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调查的信息,采用系统基模方法深入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自身或家庭因素、外部宏观环境、具体微观环境三大因素。个人自身或家庭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原来外出打工的收入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呈"U型"关系,受教育与掌握技能程度、个人与家族的人脉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积极影响;外部宏观环境因素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和生活成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推进作用,但融资困难与创办企业困难又会阻碍农民工返乡创业;具体微观环境因素中,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公正待遇、家乡的发展环境改善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代际差异视角下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物理空间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对其迁移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LDS 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地级市的农民工个体、经济和住房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作用,并验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层面、住房支出和住房满意度等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且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性。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心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心理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方面。以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与迁移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心理因素由动机、态度、情感、参照点依赖、风险偏好与从众心理构成。从理论上来看,动机、对城市的态度与对相关制度的态度、公平感、风险偏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对流动的态度、相对剥夺感与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参照点依赖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参照点在收入与权益方面差距的变化趋势。     

返乡抑或留城:农民工劳动力供求结构分析

常住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拉大及农民工回流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目标与效果存在差距。上述问题与农民工就业结构、空间配置紧密相关:第一,需求层面:存在农民工就业结构性失衡;城市扩张强化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面临学历错位。第二,供给层面:从农民工根本利益出发,对定居意愿、用益物权和住房性质进行Probit计量分析发现:拥有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对定居意愿呈负向影响,土地流转、在城市拥有住房或正规性租房均有正向影响。住房性质(购房/自建房与租房)对用益物权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第三,供求综合分析:就业错位和学历错位影响其城市收入,政策错位可能降低户籍吸引力从而影响迁移意愿,弱化定居意愿的因素占主导。应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城市尤其是县域的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务供给,尽快扭转三大错位,推进市民化与助力乡村振兴并进。     

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既有关于农民工迁移的“大城市偏好”研究主要关注其经济收入回报,忽视了中心城市对迁移家庭的非经济福利影响。经济福利是家庭核心成员迁移阶段关注的基础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追求家庭“生活质量”。通过搭建城市化质量框架,分析中心城市迁移对已婚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自主迁移农民工以及随迁者收入等经济福利的影响,同时也关注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的团聚——夫妻共同迁移和子女随迁的家庭迁移等非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城市迁移优势不仅体现在经济福利上,同时还体现在家庭团聚与稳定性等非经济福利方面,在农民工不同阶段迁移决策过程中,中心城市的优势均得到了有力支持。因此,无论是从提升农民工收入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关注未成年子女教育与发展的角度,均应强调在中心城市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促进农民工家庭迁移。     

固守 流动 迁移——从女性角度分析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家庭

农村家庭可分为固守、流动与迁移3种类型,研究发现提高妻子的教育水平和家庭月收入会显著提高固守家庭妻子对孩子城市定居的意愿;流动家庭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是丈夫的3.4倍,丈夫的月收入明显低于迁移家庭丈夫的月收入,家庭负担自评较重;迁移家庭的妻子年龄最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最高,但月支出却没有显著扩大,迁移家庭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也是最低.建议提高固守家庭成员的农业种植和农产品开发、流通技能;重点关注流动家庭;政府、企业、家庭合力稳定迁移家庭.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构与适用

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了惩罚性赔偿的力度,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力图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典型国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与案例,兼采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对该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理论剖析与评价。     

农民工流动就业模式转变之路径探析

针对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实现转移就业以及怎样使农民工就业从流动性大、不稳定转变为稳定就业的难题,在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比较分析法,以定性分析为主,辅之以定量分析,提出了包括改革户籍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维护农民工权益,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利,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提高农民工素质和技能等促使农民工从流动就业模式向稳定就业模式转变的思路。     

农户分化、乡土依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

基于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     

新时期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对策浅析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和特殊社会群体,为我国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这一群体在城市通常处于尴尬或弱势的地位。当前,妥善解决农民工急需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对策。     

城乡统筹发展的框架设计与推进策略研究

城乡统筹发展作为城乡关系演化中的理想模式,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深度革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及妥善处理城乡居民两大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存问题归纳总结,对其成因进行系统性分析,依据基本内核、发展主轴、运行保障和外在依托四大层面构建设计出城乡统筹发展的运行框架;并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革除二元结构体制;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高效释放土地红利及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等相应的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策略。     

信息不对称、城乡二元制度与农民工收入——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的分析

农民工进城就业实际上是自身与城市用工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易行为,二者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实现交易。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城乡二元制度,农民工与城市用工企业之间的交易的效率低下,劳动资源得不到合理整合和有效配置,农民工就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农民进城务工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着我国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因此,应该加快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和城乡二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确保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地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     

统筹城乡发展与城市农民工权益保障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加快农民工城市化、市民化的转移步伐,但由于国家户籍管理制度与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既需要国家户籍管理、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又要从劳资关系角度保护农民工劳动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并从多方面推进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贯彻落实。     

构建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机制--基于"民工荒"的思考

就业权益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益。对于农民工来说,实现这一权益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参加生产而获得劳动报酬。然而,就是这一基本权益也容易遭到侵害。本文从近年来沿海地区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分析中得到启发,提出构建以最大限度减轻对农民工就业权益的侵害、保障其“收入安全”为目标的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机制的新思考。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法律对策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是关系到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而通过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加快对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障的立法和建立进城务工农民就业培训制度等法律对策的实施,能够促进和保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地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