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生成与变迁

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有着不同的生成路径:传统社会时期,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主要体现为对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精英的认同而非自上而下的正式官僚组织与成员,地方精英对地方利益共同体的建构是维系这种非正式权威关系的关键;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农业生产合作化塑造的高度集体主义以及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共同构筑了基层公众对新政权强烈认同与信任的来源;公社全能主义治理结构下的政治信任,公众更多是一种敬畏的心理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政治认同;乡政村治时期的基层政权,信任基础面临土地经营体制变革、税费改革、农村市场化进程以及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日益原子化所带来的利益和价值认同资源流失的双重冲击.     

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性阻力及其消除

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结构呈现出凝固性和内封闭性,具体表现为基层政权多重角色的内在紧张与冲突、基层政权和农村社会的利益分离与对抗、基层政权和相对人的地位差异与排斥以及基层政权人事网络的层级依附与庇护.以人为本是消除结构性阻力的理念先导,公共财政则是消除结构性阻力的体制保障.基层政权建设的实质应当是乡村宪政格局的大调整,这是形成稳定和谐、充满活力、又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基层秩序的关键.     

第一书记派驻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效果研究

基于西南三省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第一书记派驻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建设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书记通过优化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组织行为,有效提升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效果;而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为优化对于提升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效果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具体作用机理,发现：乡村经济精英匮乏、村干部合作社建设积极性不足等因素限制合作社发展从而制约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使其对提升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效果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建议通过构建第一书记驻村帮扶的长效机制,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以提升其对农户增收的带动效用,从整体上增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效果。     

网络时代政府公信力研究

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整个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本文以网络时代为背景,梳理了政府公信力的概念,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总体上说正逐步提高,但仍呈现流失现状,面对政府公信力流失的现状,总结政府公信力流失的原因,最后探讨了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对策。     

近代华北农村基层政权的变迁

晚清实施“新政”，标志着华北农村传统的基层政权开始发生变化；入民国后，华北农村基层政权的革新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基层政权从县级政权向下延伸至区级政权，其组织和功能得到扩展和改善。但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基层政权机构近代化的努力从功效上来说是进展不大的     

中国转型社会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研究述评——以社会学的学科视角为界

对中国转型社会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研究,相关文献主要立足于“从上到下和从外到内”、“平面推移”、“从下到上和从内到外”三个时空结构视点,分别以“国家政权建设”、“市场转型——权力整合”、“传统与现代”三个理论视角展开探讨。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透视了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实然状态,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然而,这些研究也在不同层面上存在着偏颇和不足之处。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综合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落实党的农村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农村基层党组织只有获得最充分最广泛的信任,才能把广大农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综合测量可以从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的价值理念、公共政策、组织结构、组织绩效等四个维度,分别测量公众对执政体系的信任表达方式,包括心理表达、话语表达和行动表达等方面,同时也应考虑农村地区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因素。     

中国城乡双层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

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经由氏族制、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由郡县制演化出来的城乡双层社会结构,不仅构筑了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基本治理模式,而且影响着当前我国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深入探讨中国城乡双层社会结构的历史成因,对解决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网络新闻的公信力探析

随着电脑的普及和网络的发展,网络新闻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并以其快速滚动、连续报道、图文并茂、视像穿插等多媒体优势迅速占领市场。习惯于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的老百姓认同它信赖它吗？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网络新闻公信力问题。     

政治社会学理论范式下的农村教育分析

在当代中国,农村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学议题.农村教育场域不仅存在着来自国家的教育权力,还存在着对国家及社会的反作用力,多种力的交织和衍生影响着农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将经典政治社会学与新政治社会学这两种理论范式结合起来研究和解释农村教育,能够更深刻地反映农村教育场域中权力存在及其运作的镜像,揭示影响农村教育发展的深层原因.     

试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权益的保护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路,保护九亿农民的政治权益,对于维护当前农村的稳定,推动农村的繁荣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指出了当前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民政治权益缺失的种种表现,全面分析了造成农民政治权益缺失的若干原因,并努力从经济、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寻求对策。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新探

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于缓和“三农”矛盾、统筹城乡发展、构筑和谐社会具有独特意义,其具有的一般公共物品特征及自身特殊性,决定了供给的复杂性。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缺失,存在重重供给障碍。为了尽快扭转农村公共物品资源匮乏严重、供给滞后明显的窘况,我们主张从六大方面着手,构筑起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长效机制。     

法团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法团主义强调由国家主导下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商来协调利益冲突,对创新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有独特吸引力.在法团主义视域下,首先,农村多元利益主体应能通过各种民间组织来实现表达和整合利益诉求;其次,要凸现农村正式权威组织在利益协调中的主导作用,应合理限制强势利益群体的力量与权威,使其不损害公益并承担公共责任,同时,还应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来增强农村弱势社会组织的力量,以实现利益主体的竞争性均衡;再次,培育多方参与的公共领域,村民通过基层民主选举活动、协商性会议、大众传媒等公共论坛来参与协商,形成公共意见.通过以上措施,来实现多元利益的均衡和社会公平正义.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完善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可以有效地节约投入和交易成本,提高农村经济的运行效率。但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远不能满足农民和农村发展的需要,尤其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村财政收入更加困难,用于公共物品的投入更加紧张。因此,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从农民的自身需求出发,建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求表达机制;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构建多中心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等可为当前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途径。     

新公共服务与农村养老保险中的政府管理

新公共服务是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与超越。在其理论视域下,政府管理应注重人本主义、公民为本、服务意识、政府作用与责任的回归等理念。经研究发现,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管理上处于缺位状态。主要体现在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资金、管理环节、管理监督等方面。我国政府应积极借鉴新公共服务下的政府管理理念进行补位。例如,必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推行过程中植入社会保障权的基本价值理念;明确政府工作职责;转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标准,加大行政力度,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出台一套切实可行的法律政策和管理制度：健全基金管理制度．保证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等。     

现行公共权力监督制度体系效能评析

我国已初步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权力监督体制和制度体系,但制度自身的内在缺陷影响了制度绩效:对权力的公共属性认识不足,监督的目的更多在于保证权力意志的贯彻,而不是限权控权;重视教育的引导、榜样和典型的感召,忽视制度对个人自身利益的有效激励;缺乏宏观性制度使监督的权威性不够;制度建设缺乏程序性,导致制度执行的不确定性与随意性,使制度功能发挥受到很大制约.为此必须合理界定公共权力边界,在制度的思想基础、层次性、程序性上作更多改进,以重大限度地发挥制度的效能,进一步推动反腐倡廉工作.     

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变迁:历史断裂与接合——基于乡村秩序演进的理论视角

乡村秩序与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密切相关.在乡村秩序形态的演进中形成了不同的村社公共品供给模式,在传统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村社自足的公共品供给模式.而新中国建立后至税费改革前,外生秩序占主导的乡村社会形态形成了国家统合的公共品供给模式.时至当下后税费时代,乡村社会外生、内生秩序出现了双向并弱的态势,造成了公共品供给的困境.由此,必须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并通过国家与村社的有效接合.     

新媒介环境下的草根媒介对大众传播经典理论的冲击

大众传播经典理论对人类传播贡献巨大,但近年来,以博客、播客、QQ空间等为代表的草根媒介发展迅速,强力撼动着传统媒介的强势地位。2009年,“中国博客大众化元年”后的第四年,草根媒介可以让普通草根民众一夜成名,让普通人成为博客名人,如今,草根媒介已成为网民的重要信息来源。本文针对新环境下草根媒介对三个大众传播理论（“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带来的挑战和冲击进行分析。     

试论我国农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民主意义

保障农民拥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农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具有独特的优势,正日益成为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助于在农村培育＂有容＂的民主意识,有助于形成＂有衡＂的农村民主制度,有助于农民养成＂有序＂的民主行为。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政府必须解放思想,支持和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合法的政治参与,农村社会组织必须加强自律,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