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项目化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困境及其逻辑——基于某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经验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某新农村示范村建设成效的实证分析,展示项目化公共品供给具体实施中的诸种组织困境:“以县为主”的供给模式下乡村组织失语、乡村组织自利性凸显以及村庄内部整合能力弱化成为项目化公共品供给中遭遇到的组织困境.诸种组织困境的生成是后税费时期基层组织运作逻辑、乡村社会治理样态以及乡村社会内在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展示困境出现的复杂逻辑.组织困境造成供给与需求之间错位、公共品质量低下、资源大量浪费、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带来基层治理组织合法性的相应提升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性机制分析

本文站在农村社区内部的视角,指出农村公共品的供需具有季节性、阶段性、临时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文章认为国家在可见的将来很难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包揽下所有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内生机制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提升农村公共品的内生型供给能力和村社承接外来供给的能力。切合农村实际的行政组织建设和社会建设,能有效的增强农村社会的整合、动员、合作能力,这是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内生性机制、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促进公共品供需均衡的必由之路。     

公共品供给与村民的动员机制

以三个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案例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在国家资源输入背景下，当村社作为资源支配的主体时，村级组织如何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实现对村民的政治动员。研究发现，当村级组织可自主支配资源时，利益博弈逻辑会主导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村民动员具有自发性；如果国家在输入资源的同时也输入了科层制的资源使用程序，村庄的公共品供给就会显示出较高的程序正义逻辑，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也具有制度性的特征；与之对比，如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获取与村干部个人能力高度相关，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主要依靠村干部的长官权威，这种动员形式可能是不稳定的。因此，村社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可以重建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间，为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创造制度性的条件，避免政权的“悬浮”，同时可以激活村庄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威，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与模式研究

文章分析了后"乡土社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农村的"空壳化",导致公共品需求主体缺失,农村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难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搭便车问题,乡村的异质化使得公共品供给组织成本加大等供给难题。同时,对现行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中村干部、混混、社会精英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会精英+宗族"、"国家+村干部"、"农户+农户"等可能的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     

组织农民:资源落地与供给有效--以湖南B村自组织公共品供给实践为例

资源落地困境是当前公共品供给实践中的突出难题,如何提升公共品供给效能引起学界和基层治理实践的普遍关注。研究发现,组织农民是形成有效社会联结、回应新时期资源落地困境的重要抓手。以湖南B村为例呈现了当地的自组织公共品实践,探讨在制度内供给模式下,如何通过农民组织化的方式形成输入性资源与基层社会的有机联结,避免供需不匹配、交易成本过高、资源使用低效等问题。精英主导与社会整合下的农民组织化实践破解了资源输入与基层社会及分散化农民对接的难题,不仅回应资源输入背景下资源落地与公共品供给有效的困境,同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村庄建设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建设发展应当坚持农村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以组织化的方式有效整合社会需求与社会资源,真正服务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内生型”农民合作的有效因素分析——以鄂西南桔村修路为例

农民合作有“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税费改革之后,随着国家权力逐步从农村社会退出,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不断降低,“外生型”合作的条件不如之前,村庄社会力量主导的“内生型”合作的重要性逐渐就凸显出来。文章以鄂西南桔村修路为个案,探讨了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引导下实现“内生型”农民合作的四个有效因素,具体包括：适当控制合作规模、发挥积极分子带动作用、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同时这四个因素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具有知识性、规范性和价值性,三者共同形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面临伦理与治理双重危机,不可逆地蔓延开来的消费主义,形塑出异化的社会性竞争形态,并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的式微与乡村公共文化危机。老年人社会处境的退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危机在乡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通过外部资源输入与内部组织运作的结合,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实现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的适度整合和村庄公共文化供给自主化,展现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消费、高福利"模式。乡村公共文化再造的社区主义,不仅为农村老年人供给文化公共品,而且有望实现农村文化公共品的集体化制造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可持续生产。     

民族乡村治理的秩序逻辑: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是理解民族乡村治理的核心维度。民族乡村的秩序均衡是乡村内生的自发秩序与国家正式的建构秩序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作用强度的差异,而在民族乡村呈现出不同的主导秩序。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引发乡村自发秩序与国家建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双重失灵,造成了民族乡村的秩序危机。重构现代民族乡村秩序,其关键是实现乡村自发秩序、国家建构秩序与市场扩展秩序的融合统一。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村社赋权何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为例

拥有多维复合型权力的村社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不同来源的村社赋权塑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基于村社赋权的分析框架，对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乡土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递进式赋权。首先，乡土赋权是一种内源性的赋权，村社内生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资源赋予村社组织丰富的实践权力，形塑村社组织的连带式治理能力，促进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国家赋权是一种“能促性赋权”，即通过党建、试点、项目赋权赋予了村社组织能动性的政治权力，强化村社组织的统合型治理能力，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最后，市场赋权遵循着一种嵌入性赋权的逻辑，在资本、人才和技术赋权的过程中为村社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市场权能，增强村社组织的经营型治理能力，有利于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因此，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市场，都要注重赋予村社组织可支配的资源与权力，在此基础上增强村社组织的治理与发展能力。     

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研究综述

当前我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已进入攻坚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仅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了农村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也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关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的研究。文章从农村公共品的内涵及外延、需求及供给的现状、有效供给不足的原因以及改革路径等方面对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以期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早日实现和相关研究的深入。     

社会公平视阈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构建——以福建省为例

为推动社会公平、公正,福建省通过推动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在实现城乡居民权利平等、机会均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但两者差距仍然明显。为缩小差距,统筹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推动公共产品供给的合理化,福建省应结合区域特点、产业特色构建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模式,特色产业带动型发展模式,社会事业优先发展模式和市场机制诱导发展模式以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公平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路径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是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多是基于农村公共产品的性质和类型来进行供给方式的选择,他们没有考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综合考虑诸多影响因素,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选择的技术路径,并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选择提出了具体构想。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成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农村公共产品呈现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机制不合理的现状;其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合理、政府权责配置不当及农村财政困难等,这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必须采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投入,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渠道多元化等措施,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政府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定位

农村公共产品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特征,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长期以来我国采用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没有发挥应有的职能,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为当务之急。分析了政府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应承担的主导作用、监管职责、统筹规划职能、扶持职责和法律保障职责。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探析

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和政府责任缺失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不仅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主体,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履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加强农村重点领域的公共物品供给,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结构,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责任划分;改革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机制,建立民主、科学的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保证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健全农村公共物品法律保障机制,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化、法律化。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政策演变：论从制度外走向制度内供给的必然

考察建国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政策,可以清晰地发现,制度外供给是农村公共物品政策的基本特征,主要依靠行政的组织动员,采取"民办国助"的筹集资金方式。制度外供给造成两大问题,一是农民负担过重,二是不公平。鉴于"三农"的天然弱势和农村经济条件,目前推行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政府仍要起主导作用,从制度外走向制度内是农村公共物品政策的基本走向。     

论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政策建构与体制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环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体制创新，在有效的公共政策的框架下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这是缓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大大低于城市,而我国的客观情况是农村地域宽广,人口众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低下,这不仅使我国三农问题更加尖锐,也带来诸多全局性的社会问题。中央政府承担供给责任不足、县乡财政事权与财权不对称、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     

新农村视角下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对策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有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有效地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就必须构建多中心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完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机制,引入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