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

颂歌美学与红色史诗是"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从建国初期的"新华颂"到大跃进民歌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时代颂歌的抒情模式成为政治化的审美规范,对"干预生活"创作潮流的批判则是巩固其权威性的重要环节.红色史诗在建立其排他性的审美范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中间人物"论的清算以及对人性化的爱情描写的排斥,逐渐定型于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构建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尊重不同审美追求的差异性与丰富性,才能维持文学发展的总量与结构平衡.     

新时期三元文学体制生成策略与变革趋向

用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文革"后文学"知识场"重新生成的各种社会力量,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体制的生成与变革是一个自下而上又由上而下、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过程。"人民"成为文学知识分子参与新时期文学知识场重建、质疑文艺审查制度并得以精英身份发言的重要策略。与此相应,1982年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中译文修改稿的发表,标志着党作为文学知识生产的管理者逐渐以间接规约文学知识的传播阶段——出版物,取代以往直接限制文学知识的生产阶段——作家创作的领导策略,新时期"人民-文学-政治"三元文学体制形成并对繁荣新时期文学创作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争夺"人民"及其符号的意识形态价值——关于《人民文学》杂志(1976-1977)的"复刊"和"创刊"之争

1976年到1977年之间,在<人民文学>这个刊物中有过一场关于"创刊"和"复刊"之间的历史的争夺,虽然时代的巨变注定了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斗争,但通过分析前后不同的叙述发现,历史原来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不同时代的叙述所呈现的其实仍旧是同样的叙述模式和策略,区别只在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双方的位置的改变,而作为"人民文学"中之"人民"的范畴,在这当中其实只是充当了合法性叙述的前提,"人民"这个范畴显示出其有自以来的矛盾的内涵.     

再论"四五"天安门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定位

虽然"四五"天安门诗歌以江青一伙为政治批判指向,并且是人们真情实感的表达,但它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是"文革"主流文学的创作规范,完全符合"文革"主流文学的抒情模态,因此它没有疏离和对抗于"文革"主流文学,不能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和开端.它只是"文革"主流文学寻常的一部分.     

"回归文本"——略论美国文学研究转向中的"理论"与"文本"

本文针对近年来美国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回归文本"这一重要转向,通过简略梳理"传统研究思路--理论转向--文本转向"这一线索,审视"文本"与"理论"这一组关键概念所指向的文学研究方法和思路发生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目的在于说明,"文本"与"理论"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简单对立关系;而文本转向之后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在打破思维惯性的基础上提供切入或重新发现文本的方法.     

文学“内、外”理论及其重释

文学"内、外"理论是指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和美国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缔造的关于文学的"内部规律/外部规律"、"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理论.以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审视文学的存在整体,以现象学的方法建构文学的存在方式,在此基础上阐释文学"内、外"理论,更具科学性、合理性.     

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知识共同体”与“文学谱系学”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着一个以本质主义为理论依据,以文学谱系学为方法论的"知识共同体"。其成员通过对文学史史料的"组织"与"分配",从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中构筑起一个相对自足和稳定的文学谱系,并以评论、专著和教材的形式重构了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这个知识共同体却因其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在建构文学史神话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迷思。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种知识谱系的对话——以1940-1960年代赵树理的被接受情况为例

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于现代作家作品的诠释,暗含了四种知识谱系的对话关系,即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想影响而致力于"人的文学"的一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评价标尺的一脉,海外汉学界以之为"中国"图景的外缘观察方式,以及既作为精神资源又作为创作材料、影响复杂的民间文艺。对于赵树理而言,最后一点是决定性的。以赵树理20世纪40-60年代的接受情况为典型个案,可以深入理解不同知识谱系之间的微妙对话,为深化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方法。     

"意识形态"(Ideology)的流转

从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开始到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术语,就与文学发生了密切联系,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特拉西发明的语言符号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前苏联意识形态文论到中国意识形态文论,又从意识形态文论到审美意识形态文论,就是关于意识形态与文学的一种知识谱系发展过程.对意识形态这一术语作一个谱系学的考察,有助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时也有利于对当前文学状况的思考.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八十年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不断阐释就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背景下,阐释和反思八十年代文学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知识谱系和方法的支持。以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梳理八十年代文学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关联点、"纯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以及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进行再思考。由此在新的学术路径中重新解读八十年代文学和与之相联结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世界知识、地方知识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演变与整个知识系统的转化演进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勾画了迄今为止文学研究的学术走向,而且也将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存在一个"世界知识"与"地方知识"交互作用的过程.考察分析"知识"系统的这些变动,特别是我们对"知识"系统的认识和依赖方式,将折射出学术发展过程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促使我们做出新的自我反省.     

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学创造"与"文学生产"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关键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换,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即"文学反映"被"文学创造",继而又被"文学生产"所取代.这一变化并非无足轻重,在它背后隐含着文学观念变革和文学研究范式变更.创造论张扬主体性,鼓吹创作自由,强调文学自律,以主体地位的绝对优先来抗拒现实束缚;生产论则把文学活动置于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中,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中来考察,并努力揭示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学体制、生产机制的密切关联,强调文学生产的他律性.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研究范式和两套理论话语,两者间有着相互抵牾的不相容性.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到自己已从被改造对象转而成为改革的主体,看到了自由言说、施展才华的机遇,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文学创造论一时间成为知识分子张扬自我的豪言壮语,成为文艺学界压倒性的主导性话语.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权力格局,打破了文学场域的自主性,文学本身已不由自主地沦为商品,成为他律的产物,知识分子也日益被边缘化.文学生产论取代文学创造论,实际上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日渐丧失文化权力的现实处境,无可奈何地接受操控的结果.     

试论作为文学命名的"新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名称已经受到质疑:陈思和主张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严家炎主张更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文认为,应该将其名称还原为"中国新文学".用"中国新文学"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合理性":(1)"新文学"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能够为学界所接受;(2)"新文学"一词能够概括1917年以来中国文学的质的规定;(3)"新文学"一词对正在发展着的中国文学具有永久的概括力;(4)用"新文学"概括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多元的研究向度;(5)用"新文学"概括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相对的"周言性".     

关于"阶级斗争文学"的再反思

阶级斗争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个突出现象,作为"文化习语"的重要案例及政治文化产物,尚需不断地给予反思和正确把握.尤其是对由此而兴起的"热战"文学与批评及决然相反的观念要进行深入的再反思,消解其生成的热战冲动及延宕的冷战思维,为建构"和而不同"的多样化文学世界作出持续的努力.     

人文学及其"现代性"命运

在"现代性"的视景中,人文学作为一门传统的经典学科,其知识图像已然模糊,知识合法性受到挑战和质疑,知识地位也已经被迫边缘化.因此,"人文学"作为一种学科群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甚至是亟待反思的理论课题.本文尝试从知识社会学和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初步的讨论,围绕人文学的现代知识状况,造成人文学现代知识状况的内在知识论原因,以及"现代性"中人文学的知识困顿和前景等问题,展开主题反思,以期对当前有关人文学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教育话题,提供某种有意义的思路提示.     

重负下的美国主要裔族文学——评"赵汤之争、鲍德温与赖特反目、质疑契约论"

美国主要裔族文学所承受的重压是美国主要裔族遭受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真实写照。美国华裔文学中"赵健秀和汤亭亭之争"和美国黑人文学中"鲍德温对赖特的反目"是裔族作家在美国主流社会对各裔族文学施加重负的环境里,在引领各裔族文学试图挤入主流文学并承担各裔族文学生存和发展重任的过程中因采纳不同的路线争议所致:前者表现为坚持裔族属性的二元对立还是二元融合;后者表现为坚持暴力反抗还是温和手段。承受重负的美国犹太文学引发了一批美国犹太作家对契约论的质疑,他们的质疑虽然含有号召犹太民族理性地、能动地看待上帝、反思自我的意图,但核心意图在于揭露宪法和法律形式比较健全的美国撕毁了美国主流社会与美国犹太民族之间的契约。     

论沈从文"乡下人"文学世界的独特牲

沈从文的独特性在于它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乡下人"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与左翼文学不同,也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创的主流启蒙文学有别.根植于湘西乡土文化经验的沈从文,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乡下人"的文学世界,经验的本土性与乡土的原生性是其与前两者的区别."故事美"是这个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     

马华文学知识谱系及其跨界建构

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台湾作为马华文学研究的三个重要学术场域,由于立足点不同,造成区隔鲜明又相互冲突的话语体系.以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为主要诉求的知识谱系塑造,反映出马华文学在多元政治与文化环境中的复杂性.解决文学史与观念史的偏离,有必要在“去种族”和“去冷战”前提下形成视域融合,建构一种基于文学现实的文学史叙述,从而使跨界研究获得学理对话与同情理解之可能.     

文学与"文艺学危机"

在讨论文艺学学科危机、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误区:把文学当成学科危机的主要根源,要求改造文学,取消既有的文学“本质”;把文艺学学科的重建寄希望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改进,把文化研究当成了解决文艺学学科危机的救星;在促使文学研究直面现实的过程中丧失了理论对现象的批判意识。本文认为,要解除文艺学危机,重建文艺学,就必须扩大文艺学的学科范围,把文学和大众文化作为并置的相对独立的文学研究对象,并根据对象的不同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研究现实文艺现象的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客观地阐发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