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及其核心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全球正义意蕴,全球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构成要素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身也要遵守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意蕴的诠释进路应当是世界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制度是建设较高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则是引导和调节全球基本结构与全球基本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而不仅仅是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相互交往时应当遵守的国际交往规则。作为全球制度伦理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包含三个核心理念——规范个体主义、伦理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为评估和评判全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倡导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缩小各国在价值观层面的分歧,也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少数民族权利论纲

少数民族权利,是少数民族义务的对称,民族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它有广狭二义。狭义上,它指多民族国家通过法律形式确认和赋予少数民族权利主体,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中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有的利益。广义上,少数民族权利还包括世界性组织、集团通过国际宪章、条约、公约、议定书等国际公法形式,确认和赋予特定少数民族权利主体(包括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某一特定国家、民族、种族、种群等),在一定国际法域内能够行使的权力和享有的利益。 在此,所谓“少数民族”,一般取其语义涵义,即指在多民族国家内较之主体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人数较少的民族;特定场合(国际约法场合)取其政治涵义,即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居于“从属”地位的特定的人们共同体或特定民族(种族)综合体。例如一国的     

资本主义化时期的国家主义及其变异

国家主义是一个民族传统中积淀的政治文化制度的最高概括。它意味着种族、社群、家庭、占有制等一切社会关系都必须置于国家体制的约束和箝制之下，政治也被理解为某个群体有权决定国家政务的集体主义目标。本文旨在说明国家主义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激进主义思潮、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权威主义架构、众多农业文明国家的民粹主义理想等政治思潮的影响，以及这些国家主义变异在未来发展中的潜在作用。     

试论家族法的成因及其历史影响

家族制度对封建法制的影响被概括为法的“家族主义”。它是指在封建法制中,不仅法典具体条款充分体现了以家庭伦理关系和宗法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而且以家族伦理关系为基础,将其作为立法与司法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家庭制度与古代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国与古代西方社会是有     

国际关系伦理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基于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理论的比较分析

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是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关系伦理立场。世界主义将所有个人视为国际关系中正义的主体,认为某种普遍性的价值体系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选择;社群主义则把共同体看作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性单位,坚持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共同体所具有的道德意义及其对个人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国际正义观: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通过对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各自的思维方式及其对国际伦理的意义,并借此厘清国际伦理的可能性及限度。总结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构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伦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性别视角的阐释

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基于实践进程的治理范式,导向一个符合人类共同善的美好未来,而社会性别视角也可以为人类理解并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洞见。建立社会性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链接,可以发现,在批判主流治理范式、倡导全球治理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达致理想社会等方面,二者存在共同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涵养着最朴素的基于性别平等的平等观念,还原了共同体逻辑的性别维度,进而指向内蕴性别因子的全球正义伦理,成为平等、正义、关怀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治理的真实图景,在无政府状态、全球治理和共同体当中,为女性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以联结逻辑审思对立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编织出安全的关系网格,关注个人生活和人之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普遍的伦理共识,这一全球正义伦理建基于朴素的性别伦理,生发出具有包容性的整体主义伦理情怀,切近通向理想治理图景的有效路径,使两性关系、人的生命、国家命运趋向光明前景。     

"单位人"的伦理选择--由宗法文化的特质谈起

主要阐述了中国宗法文化传统对"单位人"伦理选择的影响.由于单位组织资源的不可流动性,个人对单位、单位对国家的依附成为改革以前社会关系中的普遍状态.单位在对其成员家长式的权威、高度强调集体利益以及其所承担的全面责任等等方面与传统的家族企业相比,体现着一定的相似性.这种形式上的多样性揭示出宗法文化对不同组织成员伦理选择上的某种根性等级均衡造就的平均主义、集权主义传统造就的依附与顺从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交往传统造就的特殊主义交往模式.     

大地的脉搏——对大地伦理学的哲学思考

大地伦理学是奥尔多·利奥波德创立的一种以整体主义为价值核心的环境伦理思想.该思想为人类拯救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伦理价值导向.其核心概念"土地共同体"改变了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确立了伦理整体主义的最高原则,与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主义形成三级对立模式.考察大地伦理自身,亦存在自然主义的谬误、"环境法西斯主义"、反文明倾向等诸多问题.     

“共同体主义”词源考

在伦理学界,communitarianism的译法主要有三种: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和社区主义。英文community是考察共同体主义的身世来由和涵义的切入口。在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共同的"始终构成community的基本意涵。社群主义与社区主义是communitarianism两个更为常见的译法,但共同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过多的文化植入,保留了源语言上的基本意义,也更能体现其政治哲学背景。因此,共同体主义是最为贴切的译法。     

家庭理论的重新认识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人类同种,生理结构相同。因此,人类社会都有家庭制度。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存在于全人类的社会中,这是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则,也是民族学田野调查和理论科学研究证明了的。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民族和历史学者在研究具体的家庭问题时,一直沿用19世纪末期美国民族学者摩尔根的家     

“华夏”考——兼论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酝酿与形成

"华夏"一词起于时代称谓"虞夏",兼包地域、政治、民族、文化诸涵义,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华夏民族滥觞于传说古史上的"五帝"时代,其间颛顼的宗教改革标志着中原部落大联盟的日趋成熟,而到虞舜为盟主时,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已基本具备早期华夏国家的雏型.     

略论文化差异形成的自然地理基础

文化是一个争论颇多的概念。本文所论的文化,是指人类各社会共同体所体现的不同特质,一种影响本共同体之行为模式、思维模式、情感模式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特质,是一整套深层的内在的思想观念体系。所谓文化差异,即是指这些不同思想观念体系之间的差异。这些体系的社会载体可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中国文化;也可以是若干个国家或民族,如西方文化。文化既然是作为各个社会共同体的不同特质的体现,那末文化上的差异也是随着社会共同体的逐渐形成而出现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之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政治要求,也是一种伦理诉求,内含了诸多伦理价值和伦理精神。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伦理价值的社会源头发掘其坚实基础,更需要把这些伦理价值落实到相应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依据,是新时代丰富民族理论的新尝试,旨在从伦理价值、伦理精神与伦理路径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共生、友爱与团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价值,具有导向作用;包容、互助与尊重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精神,具有价值支撑作用;责任与发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路径,具有具体的实践功能。     

论家庭财产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家庭财产是家庭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家庭财产制度旨在保护人类的生存繁衍活动,注重维持家庭共同体的存续与功能,由家长主导财产运行,亲属依据伦理关系获得财产利益。家庭财产领域遵循特殊规则,依身份联系设计财产权利体系,家庭中的财产不可明晰,成员只享有抽象份额,按照需要配置财产利益,个人财产处分自由受限。家庭财产秩序嵌入于伦理秩序,物权法和婚姻法规定存在冲突之时,应该优先适用婚姻法规则。家庭财产规则不宜与物权法简单接轨,物权法定主义在婚姻家庭领域应保持谦抑特性,在夫妻财产领域中应正确适用不动产登记公示原则,不宜机械适用登记生效主义;善意取得涉及家庭唯一居房时,宜考虑家庭成员生存权和夫妻双方意志。     

家庭整合与农村青年妇女自杀——基于湖北明村的调研

家庭整合是对家庭成员及其关系的规范,以便形成一种稳定的家庭权威结构和伦理体系.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家庭的整合模式发生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主义的重大转换.在家庭整合模式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青年妇女自杀的高潮.这些自杀现象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家庭关系冲突之中,展现了青年妇女在家庭权威结构中的微妙处境.一方面家族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瓦解,另一方面个体主义的家庭整合模式还没有完全确立,作为外来者的青年妇女则成了两种整合模式相互竞争的牺牲品,从而生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自杀秩序.     

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社会政策路径与启示

社会政策不仅旨在追求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而且具有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功能。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一个伦理共同体,而社会政策也有鲜明的伦理属性,且二者具有伦理同构性,这决定了通过社会政策建设民族共同体的可能性。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过程,而社会政策同样具有长期性、持续性、日常性的特点,这决定了通过社会政策进行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性。社会政策通过制度化个体之间互助的伦理关系、强化民族共同体的伦理内涵、重申并落实共同的价值观而建设民族共同体,这揭示了社会政策路径下建设民族共同体的可行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突出强调的背景下,通过论证社会政策具有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功能,给中国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带来启示意义。     

论主权民族在“族裔异质国家”的构建

族裔是在种族、语言、宗教或文化上具有某种可区别属性的人类共同体。族裔异质国家是多个民族成立或拥有的国家,其主权民族的构建有"代表式构建"和"共同创设式构建"两种方式。中华民族作为中国主权的实际享有者,应当在宪法层次予以确认和构建。     

道德共同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对农村社区的想象——解读电影《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

1949年后,土地改革开启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权力实践,人民公社的高度集中化是国家对农村控制的高度体现.国家对农村的权力实践过程伴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对乡村资源的垄断,直接导致了传统家庭伦理的沦丧和乡村社会结构的瓦解,即乡村道德共同体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作为临时道德代言人的国家随着对农村社会经济控制的削弱而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1980年代出品的两部电影<喜盈门>和<咱们的牛百岁>则一厢情愿地认为乡村仍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乡村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和社会结构问题都可以通过乡村这个道德共同体的力量来解决.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喜盈门>和<咱们的牛百岁>这两部电影的角色和情节设置,来揭示1980年代国家对农村社区的道德想象.     

上古乡里制度与东亚文化共同体建设

家庭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自上古开始，中国人自家庭由近及远不断扩展，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乡里制度，由乡里制度产生出了乡土情怀，家庭、乡里都可以看作是程度不同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是互助的利益联盟。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是乡土情怀扩展了的较大共同体，由家国情怀再扩展到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观念。乡土情怀和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和天下情怀并不是对立的。这是我们今天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重要价值资源。而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首先重视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而中日韩三国共同信奉的“忠恕”原则可以作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基础。     

存在论视角下的工业伦理问题管窥

在近现代工业化历程的两百年间,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加剧了工业社会中的人对"无家可归"的忧虑.不同地域的国家和民族文明之间的价值冲突引发普遍价值的抽象性与人类工业生活实践的具体性诘问、同一国家或民族文明内部传统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价值冲突引发传统断裂与信任缺失,以及现代工业文明体系内部诸因素如伦理、经济、政治、法律、宗教与技术之间的价值冲突,它们构成了工业伦理的基本问题.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伦理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中的实践伦理,工业伦理必须更新理论形态、深化理论内容、发展理论结构,方能为处理人类工业生活中的价值冲突及伦理困境提供价值判断与选择依据、行为规范和应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