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与生存:跨界民族的适应与教育活动——以延边朝鲜族为例

就人的社会意义而言,文化是其生命力之所在。特定文化能否得到有效传承,直接决定着特定人们共同体继续存在的可能和意义。从人类历史来看,传承文化的方式和途径丰富多样,其中最直接、最有效而又最具形式化特征的方式和途径毫无疑问就是教育。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迁徙移动特征显著,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发展机遇而形成跨界移动的突出特点。在适应不同生存环境、积极应对生存发展和竞争压力的过程中,朝鲜族发展了特色浓郁的教育文化,形成鲜明的教育信仰,增强了朝鲜族的集体意识,在传承朝鲜族文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跨界地下水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跨界地下水国际立法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目前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软法性文件推进着跨界地下水国际立法议程,在该议程中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的理念逐渐得到体现和遵循,跨界地下水专门性立法和跨界含水层管理机构的建立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鉴于此,我国应尽快将跨界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纳入立法议程,并在相关国际、国内立法中遵循一体化管理的原则。同时,针对跨界含水层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国应进行跨界专门性地下水立法,并建立专门的跨界含水层管理机构,以此促进跨界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互动与民族关系发展——以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南浪村为例

跨界民族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国在民族和社会发展中必须重视和处理好的社会问题。南浪村所处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和跨界哈尼族的特殊性决定了处理好南浪村跨界民族关系的重要性。笔者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南浪村跨界民族关系进行实地考察,在分析和总结当地跨界民族关系的现状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     

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特点及和谐价值

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具有即冲突又合作的特点。我国是一个跨界族群众多的国家,随着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日益增多,其在促进地区稳定、推动国际交往与合作等方面的和谐价值也日渐体现。在当前构建多族群国家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充分研究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和谐价值,最终达到社会和谐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跨界民族及跨界民族问题

跨界民族是指那些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被分割在不同国家内在地域上相连并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跨界民族处理不好就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家之间的边界因为各种人为的因素从而导致各民族的政治边界与民族之间的自然边界不同而造成的。跨界民族问题也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当前跨界民族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并且对地缘政治产生不利的影响。过去很多处理跨界民族问题的不成功的做法值得借鉴和反思。     

流动的困惑:朝鲜族跨国流动与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地区为例

1992年中韩建交后,朝鲜族跨国流动骤然升温,规模越来越大。朝鲜族凭借其跨界民族的优势,以探亲、劳务输出、涉外婚姻、出国留学等各种形式流往国外。毫无疑问,跨国人口流动群体在推动朝鲜族经济文化发展、缓解当地就业压力、提高朝鲜族市场经济意识等方面带来了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正确估计和把握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现状及其社会效应对朝鲜族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出版人向数字出版的跨界与转型

随着以互联网和各种移动终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数字出版正在出版领域快速推进,并成为出版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传统出版在应对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挑战时,如何尽快、有效地实现向数字出版的跨界转型,已经成为每一个传统出版人所面对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在跨界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认识误区,可能成为阻碍跨界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当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遇时,传统出版人应适时转换角色定位,更新观念、转变认识,克服主客观条件限制,积极调整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尽快适应当下出版业的数字化发展趋势,以便成功实现跨界转型。     

戏剧与影视的跨界叙事与传播

戏剧与影视跨界由来已久，尤其在叙事与传播上，戏剧与影视既各有范围又互有跨界。无论外国还是中国，电影之成为艺术总是与戏剧“互文”，电影和戏剧在叙事上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且同属时空双跨综合叙事艺术。数字技术条件下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为戏剧影视等艺术的跨界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改编成为戏剧影视等跨界多向传播的一种有效方式，戏剧影视等艺术的传播路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流动的困惑:跨国流动中少数民族流动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以在韩朝鲜族为例

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我国朝鲜族凭借其跨界民族的人文地理优势掀起了一场出国务工的流动潮。时至今日,在韩朝鲜族的数量已超过70万,成为韩国社会中规模最大的外籍群体。但这一为数不少的在韩朝鲜族群体,由于受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方面的制约以及韩国结构性的社会、文化排斥,在适应和融入韩国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困境和挑战。关注我国跨界民族跨国流动中的社会适应问题,不仅关系到流动个体和群体的权益保护及其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     

族群网络与跨界发展——当代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人类学研究

在中国经济动力的推动下,华人商业不断拓展全球与区域的生产网络,带有重要的跨国特征。从系统论和过程观的视角,以中国人海外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当代香港福建华人跨界创业与族群网络构建的内外部原因与发展动力,可以发现,香港福建华人企业家的跨界移民经验与他们的成长创业密切相关。福建华人企业家凭借在族群网络与社团组织中建立的领导地位,进行跨界创业,参与当代香港的政治经济转型。通过强化自身的族群网络福建华人企业家发展了跨界政治经济参与能力,提升了在中港两地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当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国际城市之时,福建华人企业家带有族群色彩的资本与商业网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福建华人企业家与东南亚华人族群资本的天然联系以及同中国政府的沟通能力,提升了他们在香港商界社会的影响力。他们利用地缘认同、华商群体与社团组织等具有鲜明族群色彩的网络关系,在中国与香港的政治经济变迁中,成功地构建了跨越族群界限的政商关系网。     

朝鲜移民与韩国迁移者比较分析

通过回顾朝鲜移民向中国东北地区的迁移史,分析了从清朝末年开始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朝鲜移民潮,总结了朝鲜移民潮初始期、难民期和移民期的特点,根据建国后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分析了朝鲜族人口数量及分布变化;中韩建交后伴随着韩国对华投资的增长,越多来越多的韩国迁移者出现在中国大陆,进而形成被称为“韩国城”的族群飞地;从迁移时间、居民身份、流入区域、居留比率、迁移动机、迁移类型以及对移入地经济的影响七个方面比较了朝鲜移民与韩国迁移者的迁移特点。讨论了韩国人“身份”认同对其社会网络的影响及韩国人与朝鲜族的互动特点。     

在华韩企撤资引起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思考

韩资企业作为中国境内外资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几年出现了非正常撤离中国市场的现象,这种现象与很多问题有关联,其中与税负的联系更为直接、更为紧密.为此,本文从在华韩资企业撤离中国市场现象入手,就中国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变化及其对在华外资企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优化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的对策建议,即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是完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根本,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是完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关键,加强市场机制和法制建设是完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保证.     

韩国中学中韩教师协同下的中国语教学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也在逐渐了解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文化背景下,中国和韩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广泛。很多韩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也有不少中国教师去韩国进行中国语教学。由于很多中国教师并不精通韩语,所以到韩国讲授中国语时会和韩国老师一起上课,这就形成了中韩老师协同上课的一种新教学模式。有很多学者对韩国学生学习中国语时遇到的发音、词汇、语法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地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法。结合韩国高中的实际情况就这种模式的优缺点及对策进行探讨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吴明济《朝鲜诗选》的文学价值简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由中国文人编选的韩国古代汉诗选集,明代文人吴明济编选的《朝鲜诗选》则是其中的第一部。《朝鲜诗选》收录了统一新罗至朝鲜宣祖时期的各体汉诗340首,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文化圈,文学关系密切、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朝鲜诗选》编选于明抗倭援朝的特定时期,是明朝与朝鲜时期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朝鲜诗选》体现了中、韩古代诗歌及文化的交流与关联,同时为韩国古代汉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它的刊印也促进了韩国古代汉诗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从而使这部诗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中国周边战略与朝鲜半岛统一前景

中国新政府重视周边的外交战略逐渐显现。中国的外交重点正在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倾斜。这对朝鲜半岛的前景以及朝核问题的进程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中国将加大对朝鲜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帮助,中朝关系更加紧密而不是相反;二、朝鲜的极端行为将减少,半岛局势进一步缓和;三、中国与相关大国围绕朝核问题的协商与协调将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美国因素在半岛进程中的影响呈现下降的趋势,半岛议题将从安全领域逐渐向经济领域过渡。在上述条件都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讨论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才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半岛的统一应该具有和平性、对称性、自发性、渐进性等特征。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与中韩企业的合作方式

中国网络游戏产业最初主要是靠韩国开发的游戏软件发展起来的。但中国本土企业利用国内市场大的有利条件，迅速发展壮大。而韩国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往往采取比较保险的收取专利费方式，没有很好地通过合资等其他方式共享中国本土企业发展壮大的好处。随着中国企业研发能力的提高，有些韩国企业最后却落到反被中国企业收购的命运。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坚持控股或独资经营的方法有时并非是最佳选择，通过参股方式同中国企业合作也可以更多地获得中国经济和企业高速发展带来的利润。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

自20世纪初日本侵占韩国后,韩国人民一直坚持抗日复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中国,他们一方面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也掀起了复国的独立运动。中国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及在华各党派在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从而加强了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     

从神怪情节看韩国古代小说中的中国因素——以《谢氏南征记》、《九云梦》、《玉楼梦》为例

韩国古代小说中的大量神怪情节,一方面有着深厚的本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包蕴了丰富的中国因素。这种中国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文学影像的存在;二是中国儒家思想因素的渗透。从这些神怪情节所包含的中国因素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创作影响之大,同时也可以看出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之深,韩国古代文人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造诣之深。     

试论东北地区朝共党人转入中共组织及其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按照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制的原则,从朝鲜共产党转入中共组织,这不仅扩大了中共在东北地区的革命力量,而且有利地推动了朝鲜族聚居地区的反帝反封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