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主要指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日战争影响极大.它的嬗变与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战略方针的变化以及中国政局的走向密切相关.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经历了建立、调整和扩大三个阶段.本文拟将其嬗变的过程和利弊作一初步探讨.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争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了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为了实现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迅速建立了战时体制.     

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苏联政策的演变

多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的研究重点,大都侧重在抗战结束前。战后中苏关系的研究,却始终是一个薄弱点。尤其是探讨战后国民党与苏联关系的论著,则更不多见。事实上,它应当是中苏关系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苏联的政策,是其整个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环节。它既是此前国民党对苏联“和平共存”政策的继续,又是在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刍议

<正>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这一运动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中央称它是“抗战制胜之主要条件”,“救国建国之最新武器”。中共中央在明确指出其两面性的同时,肯定“这是一件大事”,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考察和研究这一运动,     

红军东征与国共两党的抗日谋略

1936年前后，晋绥两省成为中日交锋的前沿地带。中共把“经营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国民党则将两省视为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联手抗日的重要阵地。然而，国共两党并不了解对方的抗日谋略，中共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倾全军之力东征山西，国民党则因担心日本势力插手而欲从速阻拒东征的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大批开入山西后，中共为保存抗日力量主动撤回陕北，待陕甘后方稳固后再东向抗日；国民党则顺势将中央军留置晋绥周边，悄然转化为防日的国防力量。东征之役虽是一场内战，但其缘起、过程和结果都深受国共抗日筹谋的作用。它客观上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局，影响了两党的关系走向以及全面抗战初期山西抗战格局，在抗战史中具有一定的枢纽意义。     

民族解放的光辉旗帜指引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征程——兼评我国台湾一些学者的一些错误观点

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全民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过程中,高举民族解放的光辉旗帜,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为建立和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作了不懈的努力,它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以至成为抗击日伪军的主要力量,为夺取抗战性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台湾出版的一些书刊,在论述中国的抗日战争时,大肆歪曲历史真相,极力抹杀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他们把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团结抗战所作的努力和让步,说成是对国民党的“投降”,是“为挽救其灭亡的厄运”;攻击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并非为了抗     

论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表现

论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表现张伟良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①做为国民党领袖、中国抗日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既有把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     

抗战前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

抗战前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智效民西安事变之前，阎锡山是继张学良、杨虎城之后与中国共产党以“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实行合作①，并被誉为“其守土抗战的主张确能深入民众”②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首领。近年来，人们已经从党史研究领域对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

新桂系军阀集团是国民党中较大的一支地方实力派,它曾一度统治过广西、安徽、湖北等省,其势力所及近半个中国。这支反共反人民的地方势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关头,曾逐渐改变了其政治态度,朝着抗日、团结、民主方向迈进。抗战爆发后,新桂系踏上了民族解放的疆场,积极参加抗战,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     

国民政府西南大后方基地战略思想的产生及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实行的建立西南战略基地的重大战略举措,乃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团结抗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正面战场得以坚持下来、抗战最终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这一战略设想是怎样提出来的,又是怎样实行的,对于全面认识和研究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的表现,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抗战时期国民党应对国际环境嬗变的经验及教训

抗战时期中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进行了成功的应对:通过首脑外交、特使外交等方式,利用国际政治的积极因素,加强与美英苏德交往,使中国的抗战不仅得到了盟国的支持,而且中立了德国,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抗战结束时也大大提高.当然,国民党对国际环境嬗变的应对也存在一些不足,包括错误判断国际形势及采取莽撞行动,国际势力使蒋介石“尴尬”；在国际活动中,国民党为了党派利益,也没有完全坚持领土主权的原则.     

桂南战役的历史地位

桂南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军队在广西南部向日军发动的系列战斗。是役,特别是其中之昆仑关战役,其规模之浩大、战斗之惨烈和战果之卓著,在国民党抗战史上乃至整个抗战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曾参加并指挥过昆仑关战役的郑洞国(源第五军副军长)说,它是“我自抗战以来亲历的最为出色的一次攻坚战和歼灭战”,是“大振国威的歼灭战”。下面就桂南战役的历史地位试作分析。桂甫战役,尤其是昆仑关之战,战果卓著,威震敌胆,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伪反动势力,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军在钦州湾登陆,桂南战役开始。     

新抗战史观

在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之际,大陆抗战史观正在悄然转变中:在强调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伟大民族精神与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赞扬国民党抗战将士的爱国精神,承认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抗战,正面认识抗战时期的蒋介石。这种新抗战史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条件、原因与意义,值得关注。     

实事求是地看待抗战时的国民党战场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速战速决”,大举入侵,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接着,国民党释放了     

爱国主义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精神动力

<正> 一、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建立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前提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结束为期10年的敌对状态,分干戈为玉帛,合作抗日,从而促成了以国共两党为核心,联合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民和海外同胞参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成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前提。国共两党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再次携起手来的。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居次要地位。客观形势要求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外敌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但当时掌握着全国政权、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民党仍将“捷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作为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准则。蒋介石认为,“倭寇深入”只是“皮肤小病”,“赤匪猖獗”,方为“心腹之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对日处处妥协,对内全力“剿共”。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误国政策。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和国民党当局内外政策的变化,中国     

国民参政会与战时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国民党设立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的全国最高"民意机关",是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产物.虽然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它还不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民意机关,但它直接推动和促进了1939年战时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和高潮.     

论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执行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执行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形势提出来的。一是给日本军的物力、人力以严重消耗；二是为开辟敌后战场减轻压力．为国民党争取到必要的“时间”。当时制定执行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成功的。     

国民党的腐败与在大陆统治的失败

国民党的腐败与在大陆统治的失败方正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自己丧失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机遇。靠美国对它的支持和接收日本约一百万人的物资装备，控制着全国重要城市和交通，垄断全国现代化工业，使得国民党暂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处于优势，蒋介石认为是他力量的“鼎盛时期...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态度嬗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外交政策上秉承“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外交方针,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苏联全力支持,但对其联合英美的态度却几经变化,与大后方一般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有相当的差距。中共在这一问题上的因应,表明共产国际的影响及国共关系的变化是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态度嬗变的基本依据,折射出中共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曲折过程及抗战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

国民党改组后,为了贯彻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党化教育”,以精神力量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民众对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感,国民党在民众中的权威有所提升。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得益于苏俄模式的启示,但其政权的自利性又使其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1945-1949年民盟政治路线转变及原因分析

抗战胜利后,民盟的政治路线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根本转变,其政治角色也由最初国共双方的“调停者”逐步向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转变,直到最后与中共携手共建新中国.民盟政治路线的巨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原因:民盟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及成分的复杂性是根本性原因;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是主要原因;而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是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