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宪宗的“元和之治”——兼论“二王八司马事件”的性质

强盛的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及阶级、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政治混乱,经济凋敝,民生维艰。尤其是肃代之际实行的所谓“宽仁”之治,导致藩镇跋扈,渐成祸根,加之德宗的轻举妄动和刚愎自用,酿成了“四王”、“二帝”之乱,唐王朝的大厦岌岌可危。在这大唐王朝命运攸关的时刻,宪宗君臣励精图治,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平定了藩镇割据,加强了中央集权,缓和了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造成了“元和中必”的局面。应该说宪宗李纯是当时进步势力的代表。本文试就宪宗的“元和之     

评“爱民为先”的理财家——刘晏

本文主要从改革盐政、整顿漕运、发展农业生产和培养民力等方面述评了唐王朝一代“贤臣”刘晏一生的理财生涯和选官任人方面的独到见解。刘晏一生几经磨难 ,宦海沉浮二十年 ,理财爱民为先、为官勤政廉洁 ,政绩卓著。他的理财思想和实践 ,对当时唐王朝繁荣局面进一步维持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 ,对后世官吏理财治政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略论杜黄裳在元和削藩中的作用

本文认为，杜黄裳在元和削藩中，不但发挥了开悟宪宗定策削藩的创始作用，而且在军事运筹和政治革新诸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杜黄裳是一位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削藩名相。     

桑弘羊与西汉盐铁官营

桑弘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理财家。他所主持的盐铁官营既扩大了盐铁业的规模化生产，又为朝廷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弊端。但总体来说，桑弘羊的历史功绩巨大，其盐铁官营等财经措施也大多为后世所继承。他的历史地位应予以充分肯定。     

刘晏的经济思想初探

我国唐代中期的理财名家刘晏 ,在国家极端困难条件下 ,临危受命 ,办漕运 ,改革盐政 ,解决了当时京师粮食供应奇缺和国家财经匮乏的问题 ,为唐朝转危为安并由衰到兴奠定了物质基础。他的经济思想 ,有许多闪光之处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

韩愈排佛,哲学史上评价不一,但对以下却无异议,那就是:一、反佛态度最为激烈;二、反佛志向终身不渝。然而,结合韩愈的生平研究,我们会发现,当宪宗元和末年、具体说就是元和十四年至元和十五年的两年之间,韩愈的反佛态度出现过由高潮到低潮、再由低潮到高潮的一段颇为特异的时期。两次高潮,分别以元和十四年正月的《论佛骨表》和元和十五年七月间的《与孟尚书书》为标志。当低潮之际,韩愈不但出现了对自己谏迎佛骨的尤悔心情,而且试图对佛理有所认知、有所体验。由于时局的变化(宪宗崩,穆宗立)、个人处境的变化以及始料不到的舆论蜂起,韩愈终于与佛教擦肩而过,其欲认知佛理并予以体验的企图也终于浅尝辄止。本文试图结合韩愈生平遭际,对其与佛教的这一段特异关系加以探讨。     

桑弘羊与盐铁争议——兼论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和实践

桑弘羊(公元前一五二——八○年)是汉武帝时代杰出的法家和理财家。他十三岁就进入宫廷,在武帝身边当侍中,后来历任大农丞、搜粟都尉、大司农和御史大夫等职,深受武帝信任,主管中央财政工作约三十年之久。他倡议和执行许多财政经济改革,如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统一铸币、均输平准等,巩固和加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制     

关于唐代转运使的治所问题

唐代转运使成为固定职官以后,便有了治所。可是,治所在哪里呢?至今还是一个问题。198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四册第五章第四节说“唐朝盐铁转运使的治所设在扬州”。其实这种说法很早就有。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20《赋役·漕运》说:“扬郡为江淮津要,唐都关中……皆转漕东南,设转运发运等使,驻节于此,以经理其事。”又在卷35《秩官·盐铁使、转运使、发运使》中,把从裴耀卿至柳灿等五十七人,全部作为在扬州的职官。这无疑是认为盐铁转运使统统都在扬州治事了。另外有一种说法,虽然不明确说盐铁转运使的治所在扬州,但认为“唐代盐铁使久驻扬州”“长期驻在扬州”。     

论刘晏的理财思想

中唐时期的刘晏,是位出色的理财家。他以“理财以爱民为先”、“户口滋多,则赋自广”为指导思想,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较好地解决了漕运、物价和盐利三大问题,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唐王朝的财政危机。     

论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

论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秦永洲唐代宗之世，杰出的理财家刘晏掌管国家财政２０余年，在转运、盐铁、常平、租庸、赈灾等多种经济领域，把官与商、国家与市场的对立关系有效地统一起来，使管理税收与经营商业合二为一，作到国用充足而民不加赋，创造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经济政...     

白居易对权贵、皇权之纠弹与谏诤——以奏状为考察中心

白居易于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以盩厔尉、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等职事官充翰林学士,以及于元和十五年至长庆二年任主客郎中、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期间创作了四卷奏状。其中一部分是对贪暴枉法的宦官、节镇的揭斥纠弹,以及对失聪错断的宪宗的直谏劝阻,这类奏状明显体现出情激气盛的创作个性。白居易创作这些奏状的动因主要源于皇帝之激扬、拾遗之职责、儒者之担当。     

论权德舆的人格风范与诗歌风格

人格风范:羽仪朝行三十年 权德舆,字载之,天水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人,生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1],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享年60岁.     

元和后期诗风之变与<御览诗>

元和后期 ,随着宪宗前期清明政治的逆转 ,元、白针贬时弊 ,关注现实的“新乐府”诗失去存在的现实依托。在历经理想破灭、仕途坎坷的痛苦后 ,元和士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儒士的兼济情怀遭到严重摧抑。迷惘、失落中 ,他们普遍回归自我 ,在艳情或闲适中安顿心灵 ,寻求安慰 ,六朝诗风再次受到青睐。《御览诗》的编集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士人心态和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     

唐宪宗朝藩镇政策初探

中唐以后,藩镇之势日强。自安史乱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王候者,皆出命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朝,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到宪宗元和(806——820)年间,各地藩镇的割据环境和内部矛盾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唐中央的力量有所增强,于是出现了宪宗平藩之举,使两河复为王土,相对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使唐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中兴”局面。笔者仅就宪宗平藩时的环境,平藩的策略及对后唐时期的影响,做一点粗略的探讨。     

略论唐宪宗平定藩镇的历史与个人作用

本文从平定藩镇的历史条件与个人作用两个方面,分析了唐宪宗元和年间平定藩镇的原因,认为讨伐藩镇的成功,是宪宗充分利用中唐以来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发挥个人杰出的组织领导指挥才能,充分依靠群臣及广大将士,共同奋斗的结果.     

试论东汉时期的盐铁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东汉时期是实行什么样的盐铁政策?由于史料记载不详,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细考史料,我们认为东汉初期仍实行的是盐铁专卖政策,只不过由于诸多原因而使政府对盐铁专卖的控制有所放松,而且民间也有大量非法的私营盐铁商存在;直到章帝时期,汉政府又全面加强了盐铁的专卖政策,民间私营盐铁商遭到严厉的打击;自和帝起,汉政府废除了盐铁的专卖政策而实行民营征税制度,但政府专卖也仍然存在,一直到东汉末年。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继西汉之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旧唐书》勘误一则

《旧唐书》勘误一则赵强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旧唐书·萧传》有一处突出的标点错误：“时令狐楚左迁西川节度使，王播广以货币赂中人权幸，求为宰相……”令弧楚是唐宪宗晚年的宰相，元和十五年七月罢免相位后降职为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和宣歙池观察使，并非西川节度使，...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经济主张商榷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措施给予了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即废除均输、平准、盐铁官营制度;分土井田,重农抑商;提倡节俭。贤良文学虽然站在以民为本的立场上,但其经济主张建立在儒家理想主义和复古思想倾向的基础上,难以对西汉中期的现实问题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读《盐铁论·本议》

《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的。“盐铁会议”是公元前八十一年,即汉昭帝始元六年在京城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围绕着盐铁是否官营的问题,儒法两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儒家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首,代表着大工商奴隶主的利益。但霍光本人并未参加会议,而是从全国各地搜罗了六十多个贤良、文学来作为炮筒子。法家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在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曾帮助汉武帝制定并推行了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剥夺了大工商奴隶主经营盐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