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技能差异与劳动者工资收入

本文基于2007年CHIP数据,从技能差异的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城市规模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城市总体工资溢价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对劳动力有一定的正向技能选择性,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解释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在控制相关的城市、个体质量、行业和地区特征,并对名义收入采用部分调整法后,不同技能劳动力均享受了大城市的工资溢价,且该结论在改变指标度量、考虑内生性等情形下仍然稳健。文章进一步考察不同技能劳动力获取大城市工资溢价的途径,发现仅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主要来源于大城市更高的物价,而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和大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具体表现为大城市通过这两条途径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正规教育再投资、工作经验回报率和流动投资,以及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经验回报率和流动投资。本文为加快城镇化进程、缩小城市技能工资差距和大力投资人力资本提供了理论支持。     

城市规模、生产率优势与资源配置

本文以城市空间作为企业生产率分析边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生产率分解方法对中国大城市企业生产率优势进行分析,间接测度出大城市具有较高和改进较快的资源配置效率,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视角为大城市的制造业生产率优势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并指出之前对集聚效应、选择效应等的估计可能有偏。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城市的制造业兼具企业生产率的静态和动态优势,即不但生产率水平高,而且提升快,这可以构成大城市吸引和汇聚企业的主要经济原因。虽然城市加总企业生产率提升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的成长效应,但不同规模城市间生产率提升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不同,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能够解释大城市企业生产率提升的39.50%,而中小城市仅能解释22.95%,大城市因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贡献而实现了企业生产率的较快提升。研究还发现,大城市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在逐步放大,大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24.98%,而小城市却下降了25.56%,同时城市内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非国有企业。可以预见,大城市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增强,这一系列发现对于破解"大城市病"、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都具有启示意义。     

所有制分割、行业选择与工资差异

为揭示中国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引起的工资差异,基于二元选择Logit模型和Mincer方程,构建二元选择Logit-非歧视分解模型,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分解为行业间可解释、行业间不可解释、行业内可解释、行业内不可解释1(超额回报)和行业内不可解释2(不足回报)5个部分。以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就业的中国城镇居民行业选择行为、工资决定机制、工资差异构成等进行定量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劳动力特征显著不同,导致其行业选择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决定机制显著不同,导致其工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劳动力特征差异可以解释其中的60.10%,仍有39.90%不可解释部分形成国有部门非正常的工资溢价。     

大城市的农民工工资水平高吗?

本文基于最新的2011年和2012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主要考察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大城市的农民工工资水平比小城市高,但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技能水平更高。其次,城市规模扩张能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农民工工资对城市规模的弹性系数在4.0%~4.2%之间,但该系数明显低于已有文献报告的城市当地工人的相应系数。最后,综合考虑到城市间的工资、生活成本和便利性差异等,农民工从大城市获得的真实实际工资或效用水平更高。改革户籍制度,减少农民工的空间流动性障碍,将使得农民工更受益于大城市。本文控制了农民工潜在的城市选择性偏差,克服了当前城市规模的潜在内生性。     

城市规模、中间产品与异质厂商生产率

本文将新经济地理的中间产品模型引入新新经济地理的异质厂商集聚理论,揭示了城市规模所包含的下游市场需求和上游中间产品供给对制造业企业的门槛效率存在筛选效应,同时城市可容纳的中间产品部门与制造业之间会形成中间产品的本地市场效应。使用中国653个县级及以上城市118988家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样本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对异质性厂商低分位数效率水平的筛选效应至少相当于集聚外部性的80%,而城市中间产品效应可减轻大城市对本地厂商的筛选,因此城市规模扩大意味着市场竞争性和包容性的同时增强。估计结果还表明,地级市与县级市的城市规模对门槛效率的筛选作用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但东部城市的筛选效应普遍更强,而国有企业即使效率更低也不易因城市门槛效率的限制被淘汰。     

定向增发抑价分解研究——基于双边随机边界分析的新视角

针对定向增发新股存在价格溢出现象,本文首次引入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探究定向增发高抑价的形成机理,发展了一个新的定向增发抑价分解模型,将定向增发抑价分解为一级市场折价效应和二级市场溢价效应,并对2007-2017年度内已完成定向增发新股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定向增发新股的发行价格与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均被高估,存在价格泡沫;折价效应与溢价效应均对定向增发抑价施加了显著的影响,但溢价效应是导致定向增发高抑价的主导因素;溢价效应对定向增发高抑价的影响程度在国有企业、大股东全认购、牛市以及信息透明度较低的子样本中更显著。基于中国本土文化拓展了抑价分解理论,结论更符合中国股市实情,为定向增发抑价现象的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方法支撑。     

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数据与220个地级市的城市特征数据,研究了公共服务与工资等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通过控制户籍制度的影响和剔除来自公共服务相关行业的劳动力需求方面的影响后,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仍然稳健。同时,我们还发现长期流动的劳动力更会选择流向公共服务好的城市。基于我们的实证发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公共服务水平好且工资水平也高的大城市集聚的状况,促使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更加均匀化。然而,从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看,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系数都小于工资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分散人口分布的作用,而应对人口继续流向大城市的趋势有科学的预判,并优先对长期居住的外来劳动力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     

土地资源配置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基于土地市场交易价格和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土地市场实际交易数据和中国277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基于2SLS法的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SLX)探讨了土地资源配置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土地资源在工业领域的偏向性配置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被严重低估，进而产生工业用地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错配问题；尽管土地资源错配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水平，但却通过阻碍发展动能转换、降低发展效率、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加重节能减排压力等机制对本市及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除小城市的土地资源错配对其自身及周边城市均未产生明显影响外，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土地资源错配对其自身及周边同等级城市以及中等城市土地资源错配对周边小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均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大城市与中等城市间土地资源错配的空间外溢效应却显著提升了各自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研究结论对于深刻把握土地资源配置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推进城市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行业结构、性别歧视与性别工资差距

利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2002年、2007年和2013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讨论了性别工资差距中的行业因素。本文发现,性别工资差距在2007～2013年间有所下降。对含有行业因素的性别工资函数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2002年以来的结果表明,行业因素具有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效应。从工资分布特征来看,行业分布对于工资分布低分位点上的性别差距具有更高的解释效应,但各分位点上性别工资差距的行业效应主要是由歧视因素所解释的。大多数行业内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性别歧视,行业内的歧视因素构成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解释因素,基于可观察特征的行业选择对于性别工资差距也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不可观测因素所导致的行业选择对于女性工资是有利的。     

信息成本、环境不确定性与独立董事溢价

本文从独立董事获取信息成本的新角度,探索了信息成本对我国独立董事溢价的重要影响,并率先从环境复杂性和动态性两个维度出发,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信息成本与独立董事溢价关系的明显调节效应,使用2004-2009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获取信息的成本会对独立董事溢价产生显著影响,独立董事溢价随着获取信息成本的提高而降低。而且在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信息成本对独立董事溢价的影响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