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倾向与设立国家级开发区政策效应的再评估——基于271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国家级开发区是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吸引外商投资的中坚力量,也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着一致的动机,即希望通过设立(申请)国家级开发区以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开发区自身发展模式存在内卷化的倾向,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效应是一如既往或是正在弱化呢?本文使用271个地级市的数据,以国家高新区为例,采用合成控制法比较2010年与2012年设立国家高新区的政策效应,发现设立国家高新区仍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政策,但是：(1)在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上,相较于2010年,2012年设立的国家高新区在带动当地GDP增长的作用上出现弱化,仅在2017年就平均减少了1.54亿元;(2)在带动增长模式转变上,2012年设立的国家高新区的作用平均减弱了0.33。可见,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效应已经弱化,也间接证明国家级开发区存在着内卷化的倾向。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各级政府应放低对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效应的期望,将政策重心放在建立开发区内卷化的规避机制上,以推进开发区转型升级、实现有发展的增长。     

当前我国开发区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本文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发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从产业、城市发展以及产城融合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开发区的主要特征,并提出以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为动能、以产城融合为核心来推动我国开发区的发展,实现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级开发区扩容背后

2010年，对于国家级开发区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上半年，随着23家省级开发区陆续升格为国家级，“国家队”的阵容从56家，陡然间刷新为79家。年度过半之际，升级扩容工作远没有结束，一边是地方政府持续升温的经开区升级冲动，另一边则是不断传来的高新区也将大范围升格的消息。     

国家级开发区“扩容”至79家

在经历了2003年和2006年的开发区整顿之后．国家级开发区数量多年来一直控制在54家,而从2009年下半年起,国家级开发区“扩容”的序幕开启。2010年5月25日．国务院批准原省级吉林经济技术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今年3月份以来获批的第23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加上2009年升级的2个．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已经增至79家。     

排污权交易是否驱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研究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基于2004年—2018年2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然后将排污权交易政策作为准实验，采用DID和PSM-DID方法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区域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04年—201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仍较低，有较大的提升潜力；2)排污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研究期内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3)排污权交易政策对高收入和低污染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低收入和高污染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均不显著；4)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可以强化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则不利于发挥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     

监管信息公开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以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监管信息公开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证监会派出机构公开的监管信息越多,其辖区内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越高;(2)前述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高的时期显著更大;(3)强化监管透明度进而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并促进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是监管信息公开提升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具体机制;同时,派出机构更多的监管信息公开显著改善了辖区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开发区纪检监察工作浅析

开发区是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改革的实验区和管理体制创新的载体。在这片发展与改革的热土上,纪检监察作为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为开发区的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切实保障开发区的健康发展。通过研究开发区纪检监察工作的现状、特点,进而探讨一系列加强策略;把握纪检监察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切入点和契合点,以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保障开发区建设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     

地区竞争、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11—2018年中国265个地级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综合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距离与经济差异是其产生空间溢出的重要因素;(2)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抑制作用;(3)地区适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和本地的绿色经济效率,但地区过度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则对其产生显著“拉低效应”;(4)地区竞争下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对邻近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5)推广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地区竞争与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也主要源于信用类数字普惠金融。为此,推动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保持地区间的适度竞争,分类推广数字普惠金融,将有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     

区域经济融合下的漳州开发区港口经济发展策略

港口经济是港口型开发区的发展重点。作为拥有深水岸线资源的开发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从发展要素和产业结构的角度,探讨发展漳州开发区的港口经济。     

论开发区土地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开发区土地利用与管理一直是土地管理的焦点问题。一方面,开发区的建设与发展对整体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开发区土地的粗放利用、低效利用和布局不合理等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开发区的这些问题根由何在?在经过近两年开发区大规模整治后,土地怎样才能管得更好?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作者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对开发区土地利用与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论开发区运行管理体制创新——以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公共组织变革提高公共管理效能的重要课题,开发区作为改革创新的产物,自身也面临变革问题。本文着重从开发区的现状性出发,总结开发区的实践贡献和运行管理存在的不足,探索经济开发区管理体制创新要建立的五大机制。     

“准财政政策”能指望么?——中央投资对地方投资的带动效应评估

中央投资是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本文将中央投资看作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准财政政策",就其带动地方投资的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分析指出,中央投资可以带动地方政府配套投资、提升基础设施质量,从而增加地方投资;但同时,其中的央企投资也会通过价格抑制渠道对地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整体上中央投资对地方投资的带动作用为负;从行业角度看,公共物品属性越强的行业,中央投资的带动作用越强;竞争性越强的行业,中央投资的挤出效应越大。就区域差异而言,中央投资在东部地区主要体现挤入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则主要体现挤出效果。从经济周期角度看,危机期间作为反衰退政策的中央投资发挥的带动作用会比一般时期显著增强。本文据此提出了优化中央投资工具的政策建议。     

创新、开放、特色、融合——安徽抢占开发区转型四大制高点

为更好地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安徽省政府2012年10月16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全省开发区转型发展指导意见》和《安徽省开发区考核评价暂行办法》,要求全省开发区要从突出创新、开放、特色、融合四个方面着力,努力使开发区实现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三个转变。同时,省政府也将按照新的     

浅析开发区特色文化的内涵与建设

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正日益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具有地方特色的开发区文化是经济开发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区特色文化主要体现在创新发展、亲商富民、和谐包容三个方面.当前需要从多方面构建开发区持色文化.     

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来自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

公共数据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础资源,评估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影响是科学施政的前提。本文以我国地方政府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21年295个城市级面板数据开展实证分析,检验公共数据开放是否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降低了城市内区域发展水平差距,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分析表明,该影响通过破除区域信息壁垒、弥合区域资源禀赋差距的作用机制予以实现。此外,公共数据开放不仅促进落后区域后发追赶,也提升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实现发展与共富的有机统一。本文量化评估了数据要素开放共享的经济效应,对于深化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激发数据要素潜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政府偏袒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在中国式分权模式下,"撤县设区"行政管理改革弱化了县域政府的经济事务激励,进而减少了辖区企业能够获得的政策扶持,因此这一改革能够有效地被用于识别政府偏袒政策的变动。基于这一外生的准自然实验,我们使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持续经营的县市企业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偏袒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策偏袒减弱之后,辖区内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相对于其他县市企业显著变得更严重;(2)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成立;(3)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导致县域政府财政经济性支出激励显著弱化,进而降低了辖区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收益,最终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浅谈加强漳州开发区督查工作的若干思考

正督查工作作为办公室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责,多年来在漳州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开发区正全面推进新十年转型升级战略实施,新时期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这给督查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现结合工作实践,就如何加强督查工作谈几点想法。一、开发区督查工作的特点实践证明,督查工作是推动各项决策部署有效落实、确保政令畅通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执行力和工作效率、推动作风转变的关键环节。开发区督查工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效率

财政分权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资源配置的方式、效率与水平。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方法和面板联立方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但也会抑制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引起创新效率损失;就综合作用效果而言,财政分权仍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政府创新偏好的遮掩效应均存在区域差异。从综合作用来看,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财政分权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但在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就作用机制而言,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在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会抑制地方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创新效率损失;而在西部地区,控制政府创新偏好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财政分权会降低政府对区域创新活动的过度干预,间接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通向繁荣之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旨在从"资源错配和生产率"框架下识别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量化其资源配置和总量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中间投入品这一事实,本文借鉴Hsieh和Klenow(2009)的测算框架,引入中间投入品,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高速公路建设数据,实证探讨了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对3种要素扭曲(资本扭曲、劳动扭曲以及中间投入品扭曲)的纠正程度,并进一步测算了要素优化配置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惊人,2001～2007年每年平均高达13.23%。总量生产率提升渠道主要来自矫正劳动投入扭曲和中间品投入扭曲两个环节。高速公路建设通过优化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分别为4.39%和9.80%。(2)总量生产率的提升与高速公路建设优化要素配置有关,稳健性分析表明企业距离高速公路的距离每降低10公里,可以矫正中间投入扭曲2.33倍,劳动投入扭曲15.17倍。这些矫正提升了企业平均规模,使得过小企业能够发挥规模经济,过大企业抑制规模不经济。(3)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应有很强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东部;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最大;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大于大城市;轻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的提升效应分别大于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本文研究有助于认识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区域协调发展效应,对我国今后进一步开展高速公路建设方向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两控区环境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是中国必须打好的攻坚战。中国在1998年开始施行的两控区政策缓解了空气污染加重的趋势,但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鲜有学者进行考证。本文基于1995年和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利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系统地考察了两控区环境管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定量识别了其主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两控区内企业生产率增长幅度显著低于非两控区,表明两控区政策通过提升生产成本阻碍了生产率增长;(2)两控区内低效率企业淘汰比例更高,意味着两控区政策淘汰了效率较低的高污染企业,从而提升区内平均生产率水平;(3)与生产成本的提高相比,淘汰机制对生产率的作用相对较小,即两控区政策对生产率增长的阻碍作用占主导地位,但忽略淘汰机制会高估生产成本机制的作用;(4)两控区政策对生产率的作用在高研发密集度与高污染行业、政策执行力较强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更显著,地区集聚经济则有助于缓解该政策的生产率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