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顿与消沉:战争环境下普通民众社会意识的另一面——以抗战初期浙江省为个案

抗战初期,民众的社会意识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除了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抗战思潮等"正"的一面外,许多民众在战争环境下表现出困顿与消沉的一面.本文以浙江省为个案对这另一面进行研究,随着战争的进展,普通民众在初级形态的社会心理方面出现了"战(灾)后行为异常",如超常力量的产生、良知的显露与恶性的爆发、正常人的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的正常等;在相对高级的"抗战意识"方面,则显得淡薄且有异化的现象,如民间的抗战意识并不普遍、许多民众没有认清抗战的性质与意义、部分民众的抗战意识与行动带有迷信、娱乐色彩等.究其原因,主要与现实环境中的种种因素密不可分.国民政府战时的一些不恰当做法,再加上传统社会心理因素的深层次作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民众抗战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1931—1945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方式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这次伟大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广大海外华侨的热心援助。海外华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全力投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他们以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救亡团体、捐款捐物、寄回侨汇、回国投资、购买公债、抵制日货、回国参军参战、维护国共合作、争取国际援助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支援了祖国的抗战,为祖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27～1937年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体制评析

为了保证公债的信用和发行 ,南京国民政府在公债市场监管体系的建立方面是非常重视的 ,并且也做了相当的努力。从结果来看 ,其公债市场规范化程度较之北洋时期有了较大提高。巨额债券的发行和流通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稳定和统一 ,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国家建设 ,这对随之降临的抗战乃至最后胜利都有深远的影响。有人以公债流通市场上投机现象严重、流通市场稳定性差 ,来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这些大多数都是非市场因素引起的 ,远非公债市场监管体制本身所能解决     

抗战大后方歌谣的主题倾诉及其效应

抗战大后方歌谣是战时后方民众革命心声和思想情感的概括和反映,也是后方民众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历史的记载和写照,真切地反映了他们对民族观念、国家意志的认同、内化与自觉践行的心路历程与实践轨迹;正是承载这种记录和反映的歌谣,又进一步促进了大后方乃至全中国民众的民族觉醒与抗战意志,从而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时期蒋百里的国防外交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蒋百里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1935年日军在华北挑起事端,扩大侵略,蒋百里奉命考察华北数省,主张军事外交一元化,以应对日本的挑战。之后蒋百里两次赴欧访问,考察国防总动员,拉拢德意,增强中国的国防实力。期间,蒋百里将其外交活动和军事理论结合在一起,从军事、外交、经济三者来分析中日战争,形成了独特的国防外交理论。蒋百里提出的“持久抗战”“抗战必胜”论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其论断“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而且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厂矿的兴衰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厂矿的兴衰王卫星一资源委员会成立于抗战前，在成立初期，它的任务是为抗战做经济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从事国防经济的调查、统计、计划与设计工作。从１９３６年起，资源委员会开始着手国防重工业的筹建工作，到抗战爆发时，已建成或正在筹建的重工业...     

广东近代地方公债史研究(1912—1936年)

民初广东政局跌宕,经济封闭。公债发行竟多达20余次,实售总额近2亿元,其次数多,债额大,居各省之冠。且债券币制特殊,自成体系。巨额债务用途殊异,尽管曾对北伐战争和本省实业建设有过贡献,但大量的却是为新旧军阀混战服务,具有浓厚的封建军事性质。发行公债是统治当局筹措财政经费的重要来源,借此积累财富,扩充地方官僚资本实力。公债养肥了金融投机势力,扼杀产业资本,实为沉重的超额经济负担。历届政府不守债誉,骇人听闻,徒增商民的苦痛。一部混乱的公债史充分反映出广东近代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状况。     

近代证券市场与西部发展的关联：以重庆为例

近代重庆证券交易所是西部唯一的证券市场,它的建立既是西部金融近代化的反映,更是西部经济开发的重要体现。在抗战之前的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既是政府发行公债解决财政赤字的结果,也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经济、金融发展的产物。而战时对于重庆证券市场的恢复与建立的种种论争,则是大后方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是西部开发的真实写照。在认识上,推动了中国华商证券市场从以政府公债为主体的财政证券市场向以企业股票、债券为主体的产业证券市场的转变,昭示了战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     

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政治改革

全国抗战的长期坚持，关键在动员民众，而如何做到有效地民众动员，又牵涉到地方治理的诸般问题。为此，国民党在全国抗战时期实行地方政治改革，其主旨在强化地方行政管理，适度扩大政治参与，以强化行政管理为抗战提供地方支撑，以扩大政治参与调动地方士绅和民众支持抗战的积极性。但其成效却不彰，其缘由主要在于国民党的组织力薄弱，无法真正在基层深耕细作、动员民众。而且，国民党组织和治理的精英化趋向，在战时背景下，对如何动员并呼应海量的最广大底层民众的诉求，显得茫然无措和应对无力，这对因应抗战的全面化乃至战时国民党统治的稳固和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延续都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社会动员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条件,而采取正确的社会动员方法才能达到良好的动员效果。为了广泛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动员民众的方法,即:以满足民众物质利益为特征的物质型社会动员;以精神鼓励为内容的精神型社会动员;以及通过多种形式的组织吸纳广大民众参加抗战的参与型社会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