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杂糅与中西调和的当代标本——章士钊《柳文指要》述学文体论析

章士钊晚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巨著《柳文指要》用文言文写成,体现了章士钊在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对中国古文传统的坚守、传承与创化。从中国的述学文体发展角度来看,《柳文指要》上部“体要之部”主要继承传统的“话体”批评体式,下部“通要之部”偏向于借鉴以逻辑见长的现代述学文体,其整体述学风格呈现出调和中西、融贯古今的文体杂糅倾向。具体而言,“体要之部”在宏观的编纂观念和体式上承袭了传统文话的“载道”观和“辨体”观,而在微观呈现层面上,传统的资料汇编类文话和随笔札记类文话以及古代文章学术语也提供了重要的文体借鉴。与“体要之部”按文类划分不同,“通要之部”按专题组织,其结构和表述都具备了现代述学文体所必需的系统的逻辑性。《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以改良过的桐城古文笔法串联成一体,述学时兼顾“义理”“考据”和“词章”。它是章士钊一生述学精义的总结,为当代中国述学文体的创化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和陶诗》看苏轼晚年心态

本文通过对苏轼《和陶诗》诗作的分析、研究 ,探寻其深愧渊明、厌倦政治、揭官场、爱百姓以及反省人生 ,内心充满矛盾的晚年心态     

“婚制新旧交接之一片影”——章士钊小说《双枰记》剖析

章士钊的小说《双枰记》,再现了20世纪初期知识青年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对美好情爱、婚姻自由等真实人生的叩问和追寻,同时也展现了章士钊在辛亥革命前后政治观念上的思想转变,由早期的激进到辛亥革命之后趋于平和的理性思考。从小说中可寻觅出作家因“亲历耳闻”而导致的文学观念逐渐更新的端倪,进而洞察出时代的感召,新与旧的冲突、争斗,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不断流动、进化的趋势在所难免。     

《朱子晚年定论》与阳明心学传播的突破

《朱子晚年定论》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和传播有着积极的影响。明代前期,朱学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普通士子心目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王阳明建立其心学体系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打破朱学的独尊地位,使自己的学说得以传播的问题。《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就是为此而作。虽然该书的论证和结论都有问题,但是却对王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看汉宋礼学诠释重心的转变

《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一语,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他们对此语的诠释又存在一定差异。汉唐儒家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郑玄着重强调礼敬乐和的功能,孔颖达进一步深化礼之于人的内在作用,以阐明礼乐内外相养之功。以朱熹和杨简为代表的宋代学者,则注重探讨礼乐的内在心性根据,朱熹将礼对释为“心中之理”,从而消弭了汉唐以来人与礼之间的疏离、隔绝,又以“心中之情”释乐,则将乐的实用性、经验性转向心性伦理层面;杨简则以一“心”涵摄礼乐,而拒斥礼乐的内外分别。对礼乐的不同诠释不仅反映出汉宋学者治学方法的差异,又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现实关怀。     

从《劝导》看简·奥斯丁晚年的爱情观

以《劝导》主人公安妮的爱情波折为切入点,阐释奥斯丁晚年的爱情观：审美意义的爱情固然可贵,但地位、金钱、权力发挥重要作用的婚姻同样可取。     

晚年丁玲再考察——以《中国》杂志为中心

该文从晚年丁玲平反的复杂细节出发,分析她复出后在公开场合的言行及其原因。同时,重点考察《中国》杂志中的丁玲,探讨她那种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纠缠的复杂心态,力图呈现晚年丁玲在目前学界研究中被忽略的一面。     

从《磨剑室文录》看柳亚子晚年议政

提起柳亚子参政议政，人们往往只知道他对蒋介石的痛骂和对毛泽东的歌颂。其实，并非仅仅如此和这么简单。柳亚子心明眼亮，热情如火，嫉恶如仇。他一生对诗歌和政治都怀有很高的抱负和理想。尽管他在晚年即抗战结束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参政屡遭挫折，如欲参加旧政协会议而不成、开国前后仅仅得到“贵宾”待遇，等等，但依然挥动其如椽大笔议论时政。笔者从《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读到晚年柳亚子的一些政治见解，深感他那种趋时又不媚时、感情上爱恨交错、思想上别具只眼、能言人不能言或不敢言的智慧和胆量，无论在…     

从《老子》看老子

《史记》对老子记载较为简略,后人认识老子还应结合《老子》一书。《史记》的相关记载与《老子》书中的某些论述可相互印证。从《老子》等书中可以看出,老子除可说是不同于众外,还可用"少私寡欲"、"知足"、"深不可识"、"有道者"等加以描述。     

孔子“文质观”的古为今用——对电视相亲节目的思考

[摘 要]电视相亲类节目席卷荧屏,形成一股热潮,以文质观这种文论观点来看待此现象,观众的质疑、批评、谩骂,原因在于此类相亲节目过度包装、策划、炒作,而忽视了电视节目本身的内涵,娱乐教育服务功能,可以说是文胜于质。本文欲对《论语》中孔子“文质观”略作梳理,并且通过其之精髓来推进电视节目的良性发展及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国孙吴张温案考论

孙吴时期的张温因为结党而遭到孙权禁锢,废黜终身.骆统为张温所作的申理,并没有能够否定孙权所定的结党之罪.选曹尚书暨艳自杀,是因为酷烈而遭到严惩.暨艳与张温所犯不同,本不应合案.张温的浮华乃是结党的同义词,孙权废黜他乃是东汉党锢的延续.孙权对结党问题始终清醒明察,这是张温禁锢终身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的视角看礼教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屡遭诟病,儒家的"礼教"也备受批评。长期以来,人们未能从历史的观点看礼教,造成了对礼教的误解和反感,影响至今。对于礼教,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回到源头加以考察,剖析其深刻内涵,衡定其历史地位,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讲清楚其内涵与地位、意义和价值以及后来的异化。应当在深刻反思其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仁为本,仁礼并建,构建具有自由、平等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新时代的新礼教。     

论穆旦晚年诗歌的美学倾向

穆旦晚年的诗歌写于一个特殊的年代,这是在非正常的岁月中写出的非凡的诗篇.它们显示了穆旦诗歌创作的发展和变化.如果说穆旦早期的风格可用深沉雄健来概括,那么,穆旦晚年的诗歌则有着另一种美学追求,这主要表现为感伤美、谐趣美、坚韧美.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视角下的我国对外开放

执政党要行使公共权力.就必须提出自己的一系列施政主张;要吸引民众,就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要凝聚党员,就必须确定自己的纲领和目标.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党的指导思想而制定的.对外开放是我国新时期的基本国策.要使这项国策得到党员乃至全体人民的认同并得到自觉而坚定的实施,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那里挖掘理论资源并确立其合理性.     

历史哲学视角下环境法独立性之阐释

透过历史哲学的视角,可以对法律体系作原生部门法与次生部门法的"两分法"理解。原生部门法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刑法和程序法,次生部门法包括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法。在这一视角下,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属于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基本问题域,其内在逻辑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界限。在此意义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次生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上具有完备性。作为次生部门法的环境法,其具有独立性的根据是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属于环境基本问题域。     

空间正义视域下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价值向度

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空间正义,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课题。中华民族文学史的述史观念不能只考量线性时间维度,也不宜仅仅徘徊于族属和地理空间层面的表象性强调,还须正视并重视新的述史可能性。概而言之,空间正义视域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新的述史可能主要指向三大向度:一是叙事视野公平,即要求述史者勇敢告别"虚构/非虚构"二元对立思维,尽力接近"文学性"的文学本原;二是媒介形态公正,在主流性纸质书面文学外,还要认同口传民间文学的体量,并适时接纳电子网络文学新形态;三是文本空间公允,亦即合理彰显中华民族文学入史的艺术形式标准,同时兼顾视像时代文学入史的语图互文效应。唯其如此,才能推进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中华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垦拓并优化中华民族文学史建构工程的广阔视界与科学布局。     

唐人历史意识中的"文景之治"印象

从现有历史记载和历史评论的相关资料看,明确的"文景之治"的说法,很可能最早出自唐人笔下.就有关信息进行历史比较,可知对文景时代政治成就的评价,唐代较汉代有所提升.这一现象,和中国传统历史意识中喜好古今比附的习惯有关.     

从理解的历史性看翻译无定本

从19世纪末中国的文学翻译伊始,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层出不穷。对于文学名著是否该重译,众说纷纭,言人人殊,其论争的焦点实为名著重译有无定本。根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著名原则——理解的历史性,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译本正是理解的历史性所造就的产物。由于历史赋予了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视界＂和创造力,一个译本的出现正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诉求,是时代创造的一个新视界。因而文学名著翻译中唯一的定本并不存在。     

论章学诚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在18世纪的中国史家中,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做了全面总结,达到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除此之外,章学诚还深入考察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历代学术思潮以及史籍文化的演变,形成了鲜明的朴素辩证历史观,在历史理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就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史家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能够上升到历史理论的层次,那么,对史学认识得也就越透彻,能够形成丰富的史学理论;反之亦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因,共同促进中国史学之理论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