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君子观及其衍说

在剖析《周易》君子观四方面内涵的基础上 ,认为《周易》阐述君子观的角度是效法天德天道即法天 ,并主要以此为依据 ,探讨《周易》之《易传》作者与孔子关系的问题     

论《周易》休闲哲学的三个维度

文章从三个维度讨论《周易》的休闲哲学:从本体论的维度出发的“得休忘闲观”是《周易》休闲哲学的形上之思;着眼于功夫论的“执休用闲观”体现为《周易》休闲哲学的日常生活方式;而生存论的《周易》休闲哲学则破体用,破形上与形下之区别,谓之本然状态的“休闲正命观”。《周易》休闲哲学的这三个维度同时也是中国休闲哲学的普适维度。通过这三个维度来探讨《周易》的休闲哲学,不仅对于把握《周易》哲学之底蕴,而且对于洞悉中国休闲哲学之奥秘与发展脉络都非常重要。     

苏轼贬琼期间践行《周易》中正观初探

苏轼贬琼期间为海南作出过巨大贡献,表现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这都与苏轼固守与践行《周易》中正观密不可分。中正观强调为人的不偏不倚,胸怀正道。苏轼本着无心正静、循理无私修养德行;本着刚健中正、守正敬慎为海南民众做事;遵循蒙以养正、中道行正开创海南文教风气。所以,《周易》中正观对苏轼贬琼期间的立身处世有着较为直接的思想指导意义。     

《周易》中的刑法思想和刑法制度述略

《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著作。《周易》成书于何时,作者为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从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及《周易之制作年代》中可以得到一些启迪,他认为《周易》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也不必是一个时代。从其内容看,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他曾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后来又作了否定。对《周易》制作时间的认识可以分为西周初叶、西周时期、西周中后期、东周、战国初期、战国晚期等,至今未有定论。《周易·系辞下传》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说的是伏羲画八卦,通过观天文,察地理,探索了宇宙、人生之变易。故后世诸多学者,视《周易》为我国古代的一部占卜之书。“卜”字乃龟甲焚烧裂纹而来,据《周礼》记述,周代已专设太卜之官,职掌占卜,其依据也是《易     

论王夫之“乾坤并建”易学理论及其哲学意义

《周易》这部被认为“弥论天地之道”的儒家经典,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单从哲学发展的历史看,自汉以降,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哲学家或主要哲学流派,大多与《周易》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哲学家们不但从《周易》所含蕴的玄义奥理中得到启发,而且还借用共概念、命题和卦爻符号来阐发自己的哲学理论。生活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不但集以往哲学之大成,而且集以往易学之大成。他继承以     

君子观:《论语》与《周易》之比较(下)

三以下想说明从君子观所引发出来的有关《论语》和《周易》的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君子”古义和“新型君子”的问题我们在第一部分阐述《论语》的君子观时,分析出孔子有三方面的“君子”指意,即职位君子、德位君子和政能君子,其中职位君子的用法仅为5例,与全书出现在81节之多的“君子”相比较显得非常稀少,故而得出结论说职位君子的用法在孔子的君子观思想中已经处于逐渐淘汰之列。在讨论《周易》的君子观时,我们曾明确地说书中君子之指意既有职位君子又有德位君子。在此,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周易》所提及的职位君子,往往兼有德…     

论《史记》对《周易》的范式践履

关于《周易》和《史记》的传承关系,历来论者大多仅在于“通变观”。笔者不揣浅陋,发现《史记》中称引《周易》原文,著录其事其理,化用“经”“传”文辞的地方所在良多;更甚者,无论其宗旨还是体例也无不受《周易》的影响。谨循本溯源,略作探讨如下。 一 就整体而言,《史记》中对先秦典籍和诸家思想没有批判的唯有《周易》,并全面接受了乃父在《论六家要旨》中以《易传》之“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系辞下传》)为评述诸家总纲的方法,在《史记》中把《周易》作为表述思想和评判人事的准则。《史记》中对《周易》的运用有以下三种方式。     

《庄子》的道数与《周易》象数

本文根据一些学者关于《庄子》一书的篇章结构、《逍遥游》中大鹏的形象和其它意象与“道数”７、３６之关系，进一步明确揭示《庄子》的“道数”与《周易》象数的关系。认为《庄子》的“道数”源于《周易》的象数模式，并由此推断庄子的道论和哲学体系是在《周易》象数模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伊川先生的《周易》观

程颐继承了先秦儒家《易传》的《周易》观,认为《周易》是一部讲思想的著作,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认识事物的变化法则,并以其所著《易传》创造了义理易学的巅峰。朱熹对程氏的《周易》观加以批评,力主《周易》为卜筮之书说,在易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他在这种《周易》观指导下完成的《周易本义》,受到王夫之等有识之士的深刻批判。易学史证明,以学弘道,承传《周易》的哲学智慧和健康的人文精神,应是易学研究的主题。     

《周易》与二十五史

《周易》与二十五史的撰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恰恰是《周易》对为什么撰写这个问题起着直接的导向作用。司马迁以《周易》为基本点。回答了他为什么撰写《史记》这个有关史学观的大问题。二十五史中多有关于《周易》研究者的记叙 ,而且常常利用《周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深入研究《周易》与二十五史这一课题 ,将拓宽二十五史的研究领域。     

个人风格与书画鉴定

书画鉴定,其目的在于辨真伪、明是非。个人风格是指书画家在艺术上独特个性的发挥,其表现形式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书画家由于思想、性格、审美情趣、习惯及使用工具、方法等不同,书画作品的面目风情也就各异。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更具体,中国古代画论无不以个人风格的不同作为品评书画的依据。书画作品的个人风格,是书画鉴定的关键。     

清宫书画鉴藏、佚存与研究述评

清代宫廷书画收藏在乾隆朝蔚为大观,为前朝各代所不及。清宫珍藏书画虽然有所散逸和损毁,但其最重要的部分却比较完整地保存在北京与台北两座故宫博物院中。两院荟萃了中国法书墨迹及绘画作品的精华,有相当多的名迹巨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清宫书画得以初步整理与鉴定,古物陈列所文物鉴定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对此做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以来,两岸故宫博物院对清宫书画的整理鉴定和学术研究不断发展。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宫书画经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研究鉴定,使书画鉴定逐步发展为一门学问乃至一门学科。故宫书画鉴定以文献考据与艺术鉴定并举为特点,构建了书画艺术史的基础,也构成了故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差异中汇通——宗白华与邓以蛰“书画同源”观之启示

“书画同源”是中国书画的传统命题,中国现代艺术美学家宗白华和邓以蛰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前者从生命本体和艺术意境的角度认为,书者生命之如,画者笔墨之舞;后者从文字发生学和工具创造论层面认为,书（字）生于画,画如笔通心。本文提出“差异中汇通”的“书画同源”观。     

从书画同源到书画同体

中国书画素有"书画同源"之说,但历代的解说都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其实在书主要用来指称书法之后,中国书画的真实面貌一直都是书画同体。这种同体低层次的表现是使用工具材料上的一致,较高层次是笔墨技法的一致,最终则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道法自然"上取得统一。实践表明,中国书画的最高境界是书中有画、画中有书,是书画一体的。     

"睹物象以致思":卫恒的书法美学

卫恒的书法美学从字的象形角度论述了“睹物象以致思”的命题,涉及书法创作与自然的关系、书法创作体验的玄奥性以及书法创作的“伫思”等问题。离开自然,人类无以创造。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存的空间,而且还给人类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造源泉和创造灵感。卫恒关于书法(文字)创造的认识实际上是对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认识,其中贯注着天人合一的创造哲思。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美学思想,对魏晋南北朝及以后的书法、绘画美学乃至文学理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文人书画起源问题研究

文人书画艺术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成果的集中展示形式之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书画艺术的健康发展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书画艺术同源发展,但文人之书与文人之画的发展却有先后之别。文人书画的出现与封建经济的发 展,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士人阶层的出现,篆刻艺术的发展,新材料的运用,审美观念的变革等均密切相关。探索文人书画 的起源对于正确认识文人书画的是非功过,特别是对现当代各级美术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书画中的传统文化思想特征探析

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元素的思考,分析了中国书画独特的审美特色和审美情趣,其思辩性特征、书画同源理论的构建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对客观事物独特的认知模式,因而产生出迥异于西方的的审美意象。     

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市场史考

中国书画作品作为商品流入市场,并成为一种商品经济活动,是经过了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书画艺术市场经历了四个时期: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典盛期。中国书画艺术市场与其他商业经营市场相比,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明清绘画市场化与徽商

明清绘画艺术大规模的市场化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经济的发展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徽商作为明清经济的重要构成力量,在绘画艺术大规模市场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明清时期绘画市场和经济状况、当时社会对艺术商品化和市场的认知,以及徽商雄厚资本积累及其"贾而好儒"的文化共性等,可以厘清明清绘画艺术市场化的形成与徽商间的密切关系.     

从"文"、"象"的空间性看中国古代的"诗画交融"

诗与画的关系在中西美学史上都是一个倍受注目的问题 ,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中西传统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西方 ,不断有人对诗与画的界限进行区分 ;在中国 ,“诗画交融”却一直是衡量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是“诗画交融”的深层思维基础 ,“文与画”、“书与画”、“诗与画”之间以空间化、视觉化的“象”为核心的同源性关系 ,则为“诗画交融”提供了内在形式依据。通过对“文”、“象”的原始空间含义的考察 ,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