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斯）尔”一名的来源及其它──浅谈藏蒙《格萨（斯）尔》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藏文古籍中所述格萨尔是吐蕃（藏族）之外，主要是指北方某个民族的首领。这与汉、西文典籍的记载一致。证明格萨尔是历史上北方某个勇猛善战的首领称号。而作为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史诗中的英雄，非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所能概括。史诗多种版、抄本的存在以及“格萨（斯）尔”一名的来源，说明史诗是在多元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蒙古族（格斯尔）的成熟期、定型期绝不在藏族《格萨尔》之后，藏蒙《格萨（斯）尔》确系“同源分流”。     

正本溯源话“本文”──对“道”与“本文”血缘关系的考察

在当今关于后现代文化的讨论中，“本文”（Ｔｅｘｔ）概念几乎无所不在。在人们的心目中，它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科学革命变革的标志和起点，然而其含义究竟如何？许多人尚不甚了了，对之误解和歪曲的事时有发生。作者在研究时发现，“本文”虽然是一个西方概念，却与中国道家之“道”有着多方面的血缘关系；如“消解”与“反者道之动”（老子）；“对话”与“负阴抱阳”（老子）；“本文”与“万物一马”（庄子）等，本“对话”在一个中国学者（Ｅ）和一个西方学者（Ｗ）之间进行，其本身又是一篇关于“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对话”。     

哈萨克族英雄史诗“阿勒怕米斯”文本中的古语考释

本文以哈萨克族最古老、最“原始”的英雄史诗之一《阿勒帕米斯》的书面文本为据，从突厥语历史比较语言学角度来比较分析“Alpam＇fs”（古代人名），“A，oq”（情人），“kelde”（头）等一些古语的词源与历史演变及其词汇意义。     

“香港回归”的三大支点

中英香港问题是一个超越时空界限的历史性命题。“香港回归”主要基于三大支点：（１）时代支点———近代殖民主义时代是“香港失落”的历史支点，当代和平与发展时代是“香港回归”的现实支点；（２）国力支点———香港由“失落”到“回归”的过程，恰恰是中英两国国力对比发生巨大变迁的过程，是国力天平由倾向英国渐趋倾向中国的过程；（３）“一国两制”政策则以崭新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实现了历史与未来的统一、继承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使“香港回归”具有极强的操作性。     

试析教师队伍的“隐性流失”

所谓教师队伍的“隐性流失”，是指部分教师对教学工作不安心、精力不集中，其具体表现为：（1）“教学型”，即超负荷承担各种办班的教学工作，从早到晚疲于上课。（2）“产业型”，即从事以增加个人经济收入为主要目的的第二职业，如个人开公司、各种“有偿服务”，以至炒股等，且主次工作错位。教师队伍“隐性流失’的后果十分严重：在教学方面，往往出现对计划内的教学任务讨价还价，教学过程中敷衍了事，导致教学质量滑坡；在学科建设方面上，则人心涣散，形不成科研氛围，教师素质下降，导致学术水平下降，学科梯队出现新的断层，在教…     

集爱国、变革、治学于一体的“义宁三陈”

江西义宁（修水）“三陈”：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是世人敬佩的一家三代英才。“三陈”的最大特点：一是崇高的爱国情怀；二是强烈的革新意识；三是坚毅的治学精神。“文章、道德都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老桥头儿”

“老桥头儿”不是地名，是个人名；“老桥头儿”也不姓乔（桥），姓李，是个六十有八的精干老头儿。不过，要说这李老头为何成了“老桥头儿”，还真得从桥说起。     

从《格萨(斯)尔》的渊源看蒙藏关系

凡与外学者对蒙藏（格萨（斯）尔川〕关系，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从历史学，同源学等方面进行厂较深的论证。本又从以F四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一）蒙古族（格斯尔传）是蒙藏文化交流的产物；（二）大体用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使史诗得到流传和发展；（三）佛教文化对蒙藏两个民族的影响，是史诗流传的重要媒介；（四）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大体相同的民族审美意识。     

论“放松”──钢琴弹奏技术训练之一

“放松”是钢琴学习过程中最基础的要求，它存在于钢琴弹奏训练的整个过程之中。教师要让学生理解“放松”在钢琴训练中的重要性，理解钢琴弹奏技能训练过程中“技术”与“放松”的关系。在钢琴弹奏中不“放松”的现象有以下几种表现：身体僵直、手指只会机械地弹奏、弹出的声音干涩无味；手指的第三关节（掌关节）几乎不活动，依靠腕的上下抖动用力弹奏，手肘紧贴身体，使身体和手臂运动不灵活；手指第一关节和第三关节（掌关节）凹陷使手型象鸡爪，使手腕到指尖间各部位的力量无法发挥，似乎花了很多力气，琴键却弹不到底。可见，造成弹琴…     

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

本文从文化构成的角度，对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即“心理生活空间”）的形成与特点作了初步研究。文章认为，构成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精神空间”的主导因子是宗族观念，其次是宗教意识；并引入“心理场”的概念，对村落的“心理生活空间”的情形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从整体上来说，是一种包括宗族观念和宗教意识等因素在内的复合型“精神空间”     

本源、本义与本色：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历史阐释学论析

革命精神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在革命历史过程中淬炼而成，因此，在以历史阐释学视角观之，对革命精神的理解和解释就有一个时间、空间和主体三个维度的“历史距离”。理解和解释浙西南革命精神，必须坚持源于历史、融入现实、引领未来，揭示历史事实（本源），在历史语境中追溯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根脉与源流；阐发历史藴涵（本义），在视域融合中把握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内涵与本质；审视历史价值（本色），在效果历史中升华浙西南革命精神的价值与意义。     

彝族“支嘎阿鲁”史诗英雄业绩特征浅析

“支嘎阿鲁”史诗,除有着其他英雄史诗所具有的英雄奇特诞生母题、与恶魔争斗和征服母题、英雄的神奇婚姻母题、英雄救母母题等外,作为彝族英雄史诗,还具有明显区别于以蒙古—突厥英雄史诗为代表的、自己独特的英雄史诗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为:彝族“支嘎阿鲁”的英雄业绩在于个人的创造与对部族的拯救,而非部落的掠夺与复仇,体现着南方英雄史诗的文化英雄特征.     

从“中国学派”到“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学派的体系建构

“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热潮基于建构国家电影品牌的战略设想，它曾受到文艺研究“中国学派”的启发，“中国动画学派”和“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则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两个层面推动了其建构进程。学界目前主要从三个层面建构“中国电影学派”：概念内涵界定（核心）；理论体系建构（关键）；创作体系、学术共同体和教育体系的建构（基础与保障）。未来，学界还需开拓新思路，在学术史视域下拓宽“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路径与范畴。     

蒙古族“本森乌力格尔”探源

“本森乌力格尔”,是指不用伴奏、拿着书本（作为道具或演唱提示）说唱的乌力格尔。它同“伙瑞乌力格尔”（干讲故事）、“潮仁乌力格尔”（自用潮尔伴奏）“胡仁乌力格尔”（自用四胡伴奏）是四种并存的乌力格尔形式。本森乌力格尔演唱的内容绝大多数是元代及以前的历史故事和演义故事。本森乌力格尔的产生和形成与以下三方面因素有关：一、由雅不干陶力（讲说英雄史诗）和伙瑞乌力格尔（干讲故事）发展而来;二、在乌力格尔产生初期,不会操琴的演唱者逐渐分化而成;三、受古代民族宗教萨满行巫时持鼓吟唱神歌的影响     

论西南民族共生教育中“礼”之内核

［摘要］“共生教育”是西南民族传统教育的主要特征，它强调了个体生长过程中人在自然/人文关系结构中的共融、和谐，表现在三个维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互渗与共融，合一而不对立；在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同一；在不同文化之间关系上的和而不同。“礼”连接了这三个维度的共生关系，始终居于核心地位。作为“共生教育”中的礼，其基本特征为：植根于西南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礼源于俗”）、外显于礼俗社会中的器物（“礼形于器”）、操演于西南民族各种仪式性教育中（“礼融于仪”），并具有公共性特征。     

“铁军精神”的传承与“盐工精神”的塑造

把“盐工精神”上升为体现盐城工学院独特精神气质的大学精神，必须通过对“铁军精神”的传承来完成对已有“盐工精神”的重塑。按照“铁军精神”内涵和实质，从大学精神培育和地方高校特色养成角度看，“盐工精神”应包括六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即矢志报国岛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顾全大局的团队精神；服务社会的民本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要塑造“盐工精神”，就不能不到“铁军精神”这一优良传统中去汲取营养和力量。     

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空间和“共同体”意识

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以仪式化的出场为起点，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与认知态度的“共同体”意识的联结，使说唱叙事具有情绪传导和情感动员的意义指向。说唱仪式的空间构建与听觉符号的程式化复诵以及情感动员的共同作用，形成观念与情感的象征意象和“沉浸”行为的交互空间。聚焦于中国三大史诗，从仪式、程式和情感三个方面论述口头史诗说唱的叙事空间和“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情境创设、结构表征和意识生成，以此来揭开史诗传唱的编码方式。     

晋中市委老干部局以“三个三”为标准切实加强队伍建设

晋中市委老干部局在自身建设中以“三个三”为标准，通过抓素质树形象，抓班子带队伍，确保工作扎实、深入、有效地开展。“三个三”即树立“三种意识”，坚持“三种作风”，发扬“三种精神”。“三种意识”，即进取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三种作风”，即雷厉风行的作风，一丝不苟的作风，精益求精的作风；“三种精神”，即勇于担当的精神，敢干敢争的精神，乐于实干的精神。     

东西方英雄史诗中的“磨难”母题与“三段式”情节

一般意义而言,古代东西方英雄史诗的核心母题有两个：“历险”或“受难”。但综合比较研究古希腊荷马史诗、古印度两大史诗以及中国古代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具体细节,就会发现《格萨尔王传》的重心所写,既不如荷马史诗的“历险”,也不同于印度史诗的“受难”,而是介于此两者间的“磨难”,而且后者是涵盖前两者的一个母题;同时。东西方英雄史诗中隐含着一个共同的最基本的情节模式就是：神奇“孕-生”——情爱受阻——惩治奸佞（建功立业）这样一个“三段式”结构。     

诺思洛普·弗莱思想中的“神话性”和“社会性”

本文从分析弗莱的代表性著作《批评的解剖》入手，指出弗莱思想中的二重性，也即“神话性”和“社会性”，并且集中探讨了三个方面：（ｌ）弗莱思想中不断出现的“关怀的神话”；（２）弗莱的社会批评及社会责任感；（３）弗莱思想遗产中的积极方面。作者认为，弗莱的遗产不仅体现在他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而且更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或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