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彭德诗论及其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的引进与影响

史彭德的诗论在1940年代经袁水拍、陈敬容和袁可嘉等人大量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史彭德将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为反人性的“机器时代”,寄希望于诗歌能将现代经验“融合”进“诗感性底部分”,以重建现实的象征意义。这既是诗歌以“感性”革新对“机器时代”的反抗,也是诗歌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一方面史彭德的诗论激起阿垅、袁水拍和陈敬容关于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不同回应,另一方面他的“现代性”相关理论也呼应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中的“综合”等关键概念。这些影响既反映了史彭德诗论在中国传播时产生的差异化轨迹,也反映了1940年代中国诗坛在引进史彭德诗论时的复杂情况和内部张力。     

“古典的”丰赡与清明——论唐湜诗论的形态特征

作为九叶诗论双轨之一的唐湜诗论,与他诗友袁可嘉的诗论在指向上是一致的,即“新诗现代化”,但在形态建设上则大相径庭。如果说,袁可嘉侧重以径直前行的姿态追寻新诗现代化的道路,那么,唐湜则侧重以返观深潜的方式把握新诗现代化的精义。 九叶诗论追寻新诗现代化的整体向度无疑的是重智性、重本休。即如西方现代主义诗论所昭示的:“诗人可能有的兴趣是无限的,智性越强就越好,智性越强他越可能有多方面的兴趣:我们的唯一条件就是他把它们转化为诗,而不仅仅是诗意盎然地对它们进行思考”,“本体,即诗歌存在的现实”(兰色姆语)。九叶诗论的这一追寻向度,将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水平提高到了与世界诗潮同步的层次。然而,这一建设于方生与未死,光明与黑暗交战时     

浅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

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以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和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拉开了新诗现代化的序幕,"九叶"之一的袁可嘉不仅创作诗歌,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诗论体系.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袁可嘉的创作和研究兴趣从西方浪漫派诗歌转到现代主义诗歌,新批评理论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袁可嘉诗论中心"新诗现代化"入手,探寻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渊源,并讨论袁可嘉如何将英美新批评理论"中国化".     

现代汉诗的一个重要话语据点——“九叶诗人”四十年代作品之特质研究

“九叶诗人” 作为一个现代诗歌群落,既有作品,也有理论(如袁可嘉、唐湜的诗论著作),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并未形成一个诗歌流派.一个诗歌流派应该提出共同的诗歌艺术主张和创作宣言并以诗歌创作去实践所提出的理论主张.而袁可嘉和唐湜在四十年代所写的理论文章,或对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理论的评述、或对同行作品的评论与鼓呼,都未能表现出明确的流派意识.尽管如此,“九叶诗人” 在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共同体现了现代汉诗发展的崭新方向,他们“不许现实淹没了诗,也不许诗逃离现实,要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有独立的艺术与现实间的正常平衡”.在外患与内乱交困的时代里,“九叶诗人”本着公民的良知让诗直接面对而又以必要的艺术把握,使诗不流于平庸空洞的政治感伤.     

论袁可嘉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袁可嘉把他在40年代关于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系列诗论文章结集出版,命名为《论新诗现代化》,这本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影响,同时又结合了40年代中国新诗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九叶诗人创作实践而形成的诗学理论,在9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袁可嘉本人则称之为"中国式现代主义",并从思想倾向和诗艺两方面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一突破为我们寻找到一个研究的出发点,即袁可嘉的诗学理论借鉴了哪些西方话语,同时又进行了哪些中国化的探索,进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     

袁可嘉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袁可嘉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捋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潘颂德四十年代中后期，东南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九叶”派诗人唐是在辛勤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写下了一篇篇立论精湛而又风格独特的诗论与诗评论，和袁可嘉一起，成为体现“九叶”诗派诗歌美学主张的诗论家。１９４８年１...     

作为方法的"最大量意识状态"——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法阐释

袁可嘉作为重要的诗论家,创立了"新诗现代化"——"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理论,其作为方法的则是经常被强调的诗歌应表现"最大量意识状态".从这一方法来看,其理论视域非常开阔,主要来源于瑞恰慈、T.S.艾略特和里尔克诗论.英语诗人艾略特与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各自的诗学文化背景中都强调"诗是经验"的理论,却有着内化与否的区别.袁可嘉以此为基础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并把他们的理论与瑞恰慈的心理学诗学融合在一起,把"最大量意识状态"作为综合现实、象征、玄学的新诗学的根本方法,为中国新诗确立了新的规则.     

简论四十年代“九叶”诗派创作

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诗坛,有九位年轻诗人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经常在进步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上发表忧时伤世、反映国统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诗篇,着力开拓新诗表现社会人生的智慧风采.在他们各自的诗作与诗论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流派特色,他们既坚持了新诗反映社会政治现实的一贯主张,又力求使人民心志与个人情感     

论袁可嘉现代诗学体系的文化意义

袁可嘉是四十年代诗歌运动中现代诗学体系的最早构建者。其“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原则与“新诗戏剧化”的美学策略又可概括为诗本位、人本位这样两种现代性的文化命题。这既是对被战火一度阻隔的五四启蒙精神的承继 ,又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一种新的阐释与发扬。袁可嘉诗学体系所表现出的对现代文化探求的先锋意义因为历史的超前性 ,必然伴随着对当时文化状况的痛苦省察与沉重反思     

心迹的波纹——九叶诗派“戏剧化”创造之一种

袁可嘉在《新诗戏剧化》中总结了西洋诗戏剧化的“三个不同的方向”,以对应于“内向的”、“外向的”和“诗剧的”三种诗作者,这可以作为我们分析九叶诗作戏剧化的理论参数.“内向式”的新诗戏剧化是一种“里尔克式”与“冯至式”的戏剧化.袁可嘉指出:“有一类比较内向的作者,尽力追求自己的内心,而把思想感觉的波动藉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而得到表现的.这类作者可以里尔克为代表.里尔克把搜索自己内心的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或动的、或静的)打成一片,而予以诗的表现,初看诗里绝无里尔克自己,实际上却表现了最完整不过的诗人的灵魂.……不问我们听到的是音乐、风声,看到.的是秋景、黄昏,想到的是邻居、天使,在最深处激动我们的始终是一个纯净崇高的心灵抖动的痕     

袁可嘉译诗观初探

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其丰富的译诗实践中,形成了精辟入里的译学思想:肯定译诗的艺术性,秉承"宽严有度"的翻译原则,择取"陌生化"翻译取向,坚持"翻译与研究并举"。袁可嘉的这些译学观念不仅指导了自己的译介活动,对今天的译诗实践也仍具有指导意义。     

袁可嘉诗学体系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上承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理论和京派文艺理论思想精髓,并借鉴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思想,把追求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性作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主旨。八九十年代,袁可嘉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主义这一新的诗学概念,诗学体系更加充实完整,充分表现了现代性的特质。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论宁波籍诗家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观

宁波籍的袁可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家的代表,他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其中针对新诗感伤诗风提出的反抒情,针对新诗“意义明晰”阅读惯性所倡导的“晦涩”,针对“单纯”式诗思模式提出新诗的综合性特质,都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些理论在后来的新诗发展中仍得到明晰的回响。     

论金克木对“纯诗”理论的建构与践行

金克木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释、建构与践行,其话语中的“纯诗”是使诗之为诗的一种质素,是新诗与旧诗、中国诗与外国诗共通的“诗”。具体而言,金克木认为纯诗是必然难懂的、主智的、小众的、有“无定形的形式”,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以智情合一的智慧诗、“不能一读即了解”的含蓄和外自由而内严密的韵律对其建构的“纯诗论”进行实践,反拨了初期新诗只注重“新”与“白话”而不注重“诗”的误区,切入问题的本体层面,发现了中国新诗建设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对1930年代及后来诗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盖天盖地”与“蕴藉风流”——浅析袁宏道与袁枚“性灵”之不同

提及“性灵”说,人们会立刻联想到袁宏道与袁枚二人,并往往将二者相提并论,以为他们写诗论诗专主性灵,求新奇活转,逸趣生动。诚然,由明末公安诗派至清中叶袁枚等性灵诗人,其诗说自有一脉相承之处,然而,在明清不同的社会环境,学术背景,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二人各自生成迥异的气质、个性、思维、观念,其“性灵”之说也各有面目。本文试从明清时代背景,学术思潮等方面入手,论述二袁“性灵”之不同     

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诗风的接受与转化

英国现代诗人奥登曾于1938年访问中国，他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带给中国诗人新的启示。奥登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用一种“临床”的手法来剖析社会、介入现实，使诗作带有明显的现实取向。在形式上，奥登采用“轻松诗”的体式处理严峻的现实题材，使诗歌呈现出反讽性的结构张力。奥登介入现实的诗学思想和轻松反讽的诗歌风格都影响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西南联大诗人群在接受奥登的时候也结合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将其转化为本土化的诗歌实践。探究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的接受与转化，对于理解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探寻西方文学资源对中国新诗带来的有益影响。     

《孔子诗论》与《说苑》中“引诗”之比较

刘向《说苑》中“引诗”61首,有13首诗与《孔子诗论》相同,其它48首诗篇皆不见于《孔子诗论》。对13首诗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二者在解诗方法上截然不同,《说苑》“引诗”没有受《孔子诗论》影响。     

试论朱光潜<诗论>的美学价值

《诗论》是一部系统地运用西方美学原理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并融合中西方美学观点的力作。《诗论》以西方的诗论对中国的诗歌和诗论进行分析和阐述 ,使中国传统的、感悟性的艺术具有现代科学的理性色彩 ;以中国的诗歌和诗论印证或纠正西方诗论的某些著名论断 ,使之更为科学或全面。《诗论》构筑了“和”的美学体系 ,该体系深深植根于中国“儒道互补”、“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根基中 ,并具有一定的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