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联合陈炯明的尝试及失败

共产国际在正式确定以孙中山为同盟者前 ,曾试图联合陈炯明 ,并抱以很大希望。但随着陈炯明的叛变和倾向英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被迫弃陈联孙。共产国际联合陈炯明 ,既有陈炯明是“革命者”的误读 ,更有功利性实力标准的考虑 ,也正因为如此 ,共产国际联合陈炯明的失败是必然的     

中共对孙中山中德俄联盟方略的宣传及其影响

中德俄联盟是孙中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联德联俄方略,经陈炯明泄露于外报后,引起国际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应乃至批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进行辩护和宣传,对国民党联俄和中俄交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此引起各派政治势力的攻击,包括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批评.中共对中德俄联盟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与帮助,对国民党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和道义支持也有积极的意义.     

孙中山与德国——兼论"中德苏联盟"的构想

1917年参战纠纷发生以后,孙中山就一直坚持接近德国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因为孙中山希望得到德国的政治、军事和技术援助;巴黎和会以后,孙中山的亲德政策与亲苏政策相联结,形成了"中德苏联盟"的构想,亲德和亲苏政策是一体推进的,其政策来源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孙中山认为受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压迫的民族应该通过中德苏三国联合来抵抗英美强权,孙中山的思想成为后来中国国民党联俄政策和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基础;尽管孙中山及其广州政府并没有与德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其联俄政策也因为他的逝世而最终放弃,但在整个20世纪30-40年代,这种中德苏合作的政策总是时隐时现地贯穿于中国政治家的认识中。     

孙中山护法述说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是发生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时期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它为恢复辛亥革命时制定的《临时约法》和建立共和国而进行了艰苦斗争。护法运动从1917年7月孙中山树起护法旗帜起,至1922年8月陈炯明叛变,使护法运动最后失败止,前后两次,历时五年多。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深入研究孙中山的思想,总结我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是大有裨益的。     

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反应

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经陈炯明向外报泄露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列强诬称为“过激主义”和“亲布尔什维克”。英法新闻界指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北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此事”。政界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也立即声明“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社会上也不乏为陈炯明的叛逆行为辩护者。孙中山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上海《民国日报》为中德俄联盟辩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与辩护。共产国际和苏俄也支持中德俄联盟的宣传。从对中德俄联盟的态度和反应可以管窥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复杂关系。     

汪精卫通敌卖国原因初探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汪精卫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从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到抗日战争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汪精卫在许多重要的历史时期,曾进行过多次叛变革命的活动。在辛亥革命时期,他背叛同盟会的纲领,帮助袁世凯夺权;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背叛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是抗日营垒中的反共主和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形成

孙中山在晚年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之一。孙中山大半辈子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百折不回地为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而奋斗。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虽然仍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但反袁斗争、“护法”运动都因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和提不出新的战斗思想武器而一再失败。“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找到了新的救国道路和真正的革命盟友,从而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道路上的徘徊与前进

八十年前,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发动了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不久之后,胜利的果实为军阀袁世凯所篡夺,三民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和野蛮践踏。孙中山为捍卫三民主义,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两次护法运动,结果一次次地失败了。孙中山在绝望中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改组了国民党,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以“联俄、联共、抉助农工”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和苏俄的早期接触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以其一生向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到晚年终于主张“以俄为师”,下决心“联俄联共”,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积40年革命斗争所得出的一条宝贵经验,是苏维埃俄国的工农政府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对孙中山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结果,也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整个世界潮流给中国革命所展现的一条必由之路。     

简述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形成

我国史学界对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及其革命活动有较深的研究,有许多专著和论文,本文仅就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中联俄政策的形成,谈谈自己的肤浅看法,请史学界同志指教。一九一七年九月,孙中山为维护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树起了“护法”大旗,联合一部分海军和西南军阀,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被拥为大元帅。但是不久孙中山遭到军阀的排挤,于一九一八年五月被迫辞职。在辞职电中,孙中山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     

孙中山联德外交始末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经游历德国,此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民国初建,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致力于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为楷模的实业建设。这个主张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1917年至1924年间,他在广州三次开府,亦曾三次与德国联络,寻求援助,欲师法德国诸方面的建设经验,付诸实施。其所谋所事,大体上形成了一个联德外交方略,惟因受各种因素限制,他始终未能建立起中德同盟。凡此,均足以供后人不断去研究。     

孙中山“容共”政策之我见

通常我们把孙中山实行的三大政策表述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其中“联共”的内涵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照孙中山的话说;“来者不拒,所以晤吾党之量能容物。”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吴剑杰孙中山晚年亲自确立和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需要深入研究的，不是寻章摘句去钩稽孙中山是否使用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及“三大政策”这类词语的概念，而是他何以会在晚年...     

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形态--论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形态.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醒社会主义的力量.三大政策导致了孙中山革命实践与理论的三大转折把学习榜样从西方资本主义转向了东方的苏俄社会主义;把革命联合力量由大军阀、大资本家转向了中国共产党;把革命基本动力由资产阶级转向了工农民众.三大根本性转变使得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由主观变成现实.只有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特点去理解与认识其社会主义,对孙中山晚年的评价才可能是客观和公允的.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

孙中山晚年亲自确立和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需要深入研究的,不是寻章摘句去钩稽孙中山是否使用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及“三大政策”这类词语的概念,而是他何以会在晚年确立和执行三大政策的思想认识根源以及三大政策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他所主张的民生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点和相似点,认定“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他确立和执行三大政策的思想根源和理论依据,是其旧三民主义在新时代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发展,决不是什么“临时权宜之计”。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是为着适应三大政策的需要,同时也为三大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依据;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新三民主义在当时历史阶段的最重要的政策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有着对应关系,密不可分,决不是“三件个别的事实”。     

五四时期孙中山政治思想的转变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①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他的晚年,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其功彪炳史册,为后人所敬仰!阐述、研究孙中山在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对于理解他在晚年的思想变化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略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到封建军阀手里,致使孙中山陷入绝望之中。十月革命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才使孙中山重振精神,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义思想,从而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     

陈炯明的理想和道路——以民主联邦制为考察中心

文章先从纵、横两方面论述陈炯明是其理想--民主联邦制理想的真诚信奉者,以及他与同时期其他谈论联省自治者的区别;继从四个方面评价陈炯明的民主联邦制方案,指出他对中国实施民主联邦制作了相当精细的设计,崭露出他对中国和世界情势的认真思考及力图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供应对方案,且具有某种实践性格;同时,论证了陈炯明的民主联邦制所具有的新旧交替交错的特色以及循此展现的社会属性;最后分析了陈炯明民主联邦制方案未能实施的原因及其意义,着重阐述陈炯明和他所创立的致公党与孙中山和中共从离到合、又从合到离、最后归于合的曲折历程,以说明陈炯明和致公党所代表的中间阶级所 走的第三条道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国民党右派哲学的流变

国民党右派集团歪曲孙中山哲学,建立唯心主义哲学,在历史过程上,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一是一战时期戴季陶歪曲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建立起了唯心主义的“民生哲学”,二是二战时期陈立夫歪曲孙中山的进化论唯物主义自然观,建立起了神秘主义的“唯生哲学”;三是抗战时期蒋介石歪曲孙中山的知行学说,建立起了先验主义的“力行哲学。”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立即呈现分裂局面。其中的右翼集团,在政治上预谋纂夺党权、叛变革命的同时,在理论上也开始了歪曲孙中山学说的活动。这主要表现在老右派分子戴季陶于孙中     

再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起源

联俄、容共是孙中山晚年的两大政策，但容共实为联俄的副产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久未确立，容共政策自无从推展。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比较早地开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实质性准备，最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国共合作共同推展国民革命的重大决策。第一次国共合作起源阶段，国共两党和苏俄及共产国际为探索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也必将开启中国革命的全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