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思想

在承继20世纪50-60年代“实践派”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李泽厚于20世纪70-80年代对其“实践论美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提出了一种“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可以被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用“外在自然的人化”和“美是自由的形式”来考察“美的本质”;用“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和“积淀说”来论述“美感”;用“从形象出发”和“三层面”来分析艺术.走向“充实和完善”的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不仅表征了20世纪中国美学“从介绍转向理论建设迈出的一大步”,而且也使得李泽厚本人成为了实践论美学在中国的首要代表.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睢宁官员眼中的“刁民”是什么样

近日．江苏睢宁县创造发明了史无前例的“良民”评价体系,将每个公民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了大众信用征集系统．如被评为“招商引资”、“平民英雄”获表彰者加20分,恶意欠缴电费、电话费者扣20分。县委书记自鸣得意地称要“严管民风”,让群众“一处诚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变及其反思：兼论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程，并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记忆与案头，纵览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从“人文主义精神”到“社会主义思潮”，再到世界末“现代主义理念”的“生、住、异、灭”的嬗变演进，这些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走向，也使传统“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理论与编史叙述的本质缺陷清晰地暴露出来，从而有力地支撑着“20世纪中国文学”编史叙述的基本构想。     

浦江清先生的学术道路与词学交游

在20世纪学术史上,浦江清先生是一位少见的博学多能的人物。他一生从事“国学”,同时又推崇“西学”。在“国学”与“西学”之间,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用西方的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来审视“国学”,研究“国学”。他的学术道路与治词路子,为建设20世纪的新文学提供了借鉴。     

北京话统称代词的历时嬗变（1750—1950）

自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北京话统称代词系统呈现出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的迹象和印记,这种迹象和印记在三个时期的三部典型的北京话文献《红》、《儿》、《正》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就统称代词系统而言,历时嬗变的发生轨迹是：由18世纪中叶的“彼此、众人、大家、大伙儿”阵容切换到了19世纪中叶的“彼此、众人、大家、大家伙儿、大家伙子、大伙儿”阵容,并最终切换到了20世纪中叶的“彼此、大家、大家伙儿、大伙儿”阵容,期间的删汰整合昭然。就统称代词个体而言,历时嬗变的发生轨迹是：（1）“众人”由18世纪的炙热到19世纪的衰落直至20世纪的消亡;（2）“彼此”由18世纪的冷寂到19世纪的再度兴盛直至20世纪的势头不减;（3）“大家”由18世纪的首度大大超越“彼此”却又远逊于“众人”而惹人注目到19世纪的首度大大超越“众人”而一枝独秀直至20世纪的炙热依旧;（4）“大伙儿”由18世纪的产生到19世纪的冷寂直至20世纪的崛起;（5）“大家伙子”19世纪的昙花一现,来去匆匆;（6）“大家伙儿”由18世纪的酝酿到19世纪的面世直至20世纪的崛起。这便是北京话统称代词自1750年到1950年的发展演变史。     

解构与突围:启蒙的历史与历史的启蒙

中国近现代启蒙在20世纪前后时段形成了两个既对称又相似同时又有歧义的终端。回眸20世纪前20年“启蒙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在一瘸一拐中前行,与文学的暧昧、与政治的缠绵、个人与社群关系的失衡构成了突出的特征。反思20世纪后20年“历史的启蒙”,它以前所未有的解构姿态与前一个终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无论是“先分后合”还是“先合后分”的启蒙范式都未能跳出启蒙与政治的“必然”的逻辑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学术界一再寻求突围的路径时,世纪末浮出水面的后启蒙与承接五四的新启蒙的对峙才显现出了不可或缺的当代意义。     

对《关于中图法K21/27仿K20分的探讨》的看法

蔡振华同志在《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上发表的题为《关于中图法K21/27仿K20分的探讨——兼与苗绍武同志商榷》一文,对《中图法》“K21/27中国各代史”的“代”作了解释,提出了只有“代”才可仿K20分,列出了“代”的类目和各“代”史仿K20分加“0”和不加“0”的规则,指明了我发表在《大学图书馆通讯》1986年第6期上的题为《仿“K20通史”复分“K21/27中国各代史”图书加零或不加零问题的探索》一文中有一个“原则的错误”。现就蔡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蔡文》)提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截然不同。20世纪3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20世纪艺术理论中的再现说

“再现说”是 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中占主导地位的艺术理论,它影响了 20世纪中国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整体格局,也影响了人们对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的看法。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使“再现说”为承载社会责任而偏离了艺术对它的要求。因此,要结合各种观点的语境分析其合理性,并结合“表现说”来分析其得失。     

重建古文学的阅读传统——从朱自清与黄节的一次讨论谈起

在一次关于乐府诗的讨论中,黄节表示乐府研究重在义理与撰作,徒就题目源流而纷争并无益处,朱自清则对黄节将一个客观的学术问题转变成主观问题而不满。这一分歧背后隐含了学术的新旧问题。新学术与旧学术的主要分野大致有两点:一个是使用材料上是否考辨真伪,是否有第一手材料,另一个是是否具备科学客观的眼光。朱自清要以新的系统去阅读中国过去的文学,而黄节却是要通过复古重新指向儒家的大义。在朱自清等人看来,三者已成三个独立的领域,但应该互相补充;在黄节等旧文人那里,考证、批评与写作却是三位一体的。朱自清与黄节所理解的"传统"之间的新旧差异,是重建古文学阅读传统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根源。朱自清无法重建传统学术里考证、批评与写作的内在的联系,但是想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建立其间的关联。他不满足于单纯的考证,所以寻求考证与批评的结合;不满足于完全放弃旧体诗的写作,所以在清华的课堂上提倡模仿;他不满足于鉴赏式的批评,所以寻找一种语文的分析方法。在新旧之间走出一条新路的努力,使得朱自清一类的新文人不得不面对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朱自清散文中动词重叠的修辞和语用功能研究

动词的重叠是汉语中特有的语言现象,具有丰富的表义作用、语法功能和表现形式。本文就朱自清散文中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修辞和语用功能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从而揭示了朱自清散文的语言特色。     

朱自清与扬州名城文化

朱自清与扬州名城文化的互动关系表现为：朱自清散文生动表现了扬州旅游文化、美食文化、风俗文化；扬州儒商文化精神的“儒雅”与“浮躁”影响朱自清人格的铸造；扬州美女文化与方言文化构成其散文特殊的审美机制，而使其散文成为“白话”美文的典范。     

道德批评与审美批评——关于深入研究朱自清的一个问题

余光中的《论朱自清的散文》引发的争议，涉及朱自清是否是大师、批评心态和标准及其散文好用女性意象、语言技巧等或大或小的问题，究其实质，是如何处理道德批评和审美批评的关系。     

论朱自清性格及政治心态的转向

朱自清一向被研究者称为"狷者",然而纵观其一生,这个概括显然是不全面的。除了"狷者"这一性格特征,在不同时期朱自清也有"狂者"、"中庸者"的表现,这从朱自清一生的创作和革命实践中可观察出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朱自清后期政治心态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变,这可以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变革年代中人生道路选择的典型代表。这一转变的背后,既蕴藏着个人性格方面的因素,也流露出时代、社会等外部环境所施加的影响。     

《女人》《阿河》和《荷塘月色》里的“我”——兼论朱自清散文的“技术意识”

在朱自清的散文中，“我”体现为一种普遍性的营构形态，而《女人》、《阿河》和《荷塘月色》里“我”又很特异，它们是一种叙述人设置，目的是为了在作者和文章内容之间起某种程度的屏障作用。这种叙述人设置充分体现了朱自清散文中的“技术意识”。     

朱自清散文色彩词研究

色彩词是根据概念意义划分出来的一类词，其功能主要是用来描写自然界各种事物的色彩性状。朱自清散文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词，在此，根据其文本中色彩词的类型、修辞作用等，进行较为详细的归类、归纳分析，从而揭示出朱自清散文的语言特色及其色彩词在散文中所表现出的鲜明、强烈、丰富的感情色彩。     

精微与广大世界的真诚展示——朱自清文艺性散文主题初探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大家,其散文由于表现主题的丰富多彩而受到读者的喜爱。朱自清“文艺性”散文的主题表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言志表意;其二,览胜记游;其三,书怀抒情;其四,感悟觉世;其五,指摘时弊。总之,朱自清的文艺性散文不仅展示了精微广大的世界,而且折射出其思想的幽微复杂。     

从《诗言志说》到《诗言志》——朱自清“诗言志”研究“重写”的学术史考察

《诗言志说》是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初期成果,1944年他“重写”此篇为《诗言志》。《诗言志》除补充新证而增大篇幅外,有两处术语的改动值得关注:“意念”的术语凝定,这是借鉴西方“新批评”文艺学观念的结果;术语“缘情”取代早期的“抒情”,体现了中国学术研究本体化的追求。“诗言志”研究在抗战中相隔七年的“重写”,反映了朱自清文学批评研究的学术历程,也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现代转型。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