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型农民合作

中国的村民自治自诞生之日起,就在理论上遭到诸多质疑,在现实的推行中遇到重重困难。本文以为,村民自治之所以面临诸多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农民的小农本性。而要改变农民的这种小农本性,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型农民合作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

本文认为 ,村民自治既不是村民个人自治 ,也不是村民委员会自治 ,而是作为自治主体的全体村民的自治。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可以将自治制度作为宪法的独立章节予以明确规定。在全体村民组成的自治共同体内部 ,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体的最高权力机关 ,村民委员会只是村民自治体的执行机关 ,不能将其称为“自治组织”。村民自治体应当拥有自治权 ,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法人形态法定原则 ,村民自治体可以归类为自治法人     

村民自治的生理与病理

村民自治原本是中国农村在村治变迁中的一种自组织行为选择,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中国乡村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形式,有其内在的原因和逻辑。事实上,村民自治是村民自发性的民主要求与国家有意识的推动和介入相结合的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的制度机理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治理结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功能的运行。但是,当前村民自治中的诸多扭曲现象,也令人忧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参与问题探析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农民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更是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地位,广泛吸收农民参与。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和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增强农民的参与意识、民主素质和集体诉求的能力。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转变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使农民有机会参与新农村建设,真正做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关于推进村民选举的思考

中国农村所实行的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中的民主性是国家、地方政府与村民三方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对村民选举的背景进行了概述,分析现阶段我国农村村民选举中主要存在着选民热情不高、领导信用缺乏、两委关系紧张、家族势力介入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给出了对策。     

关于村民自治的若干思考

要解决我国的村民自治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就必须从抓好村委会选举工作入手 ,正确处理“两委”关系 ,理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关系 ,并在《村组法》的指导下 ,强化法制建设。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以湖北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但民间社会权力正在复兴，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中的表现有：一是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和民间精英的影响与日俱增；二是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弱。     

关于村民自治制度若干问题的宪法思考

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创造性实践,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但是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诸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比如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和村委会关系的协调以及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司法救济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也关系到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正常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既可以为民主政治的实践提供直接而广泛的经验,同时也将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持续健康的发展。     

传统农民意识对村民自治运行的消极影响

制度创新与价值观念转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市场经济的熏陶、民主制度的实践已使农民初步具备了现代意识,但由于传统农民意识的现代滞惰,其在村民自治的运行中起着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     

对村民自治历史和现状的思考

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 ,是人民公社解体后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是农村政治体制的伟大创新 ,要充分肯定村民自治代表了我国民主政治实践的一个方面。另外 ,它也是亟待发展完善的民主形式 ,在实践中村民自治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解决好这些问题 ,推进农村民主建设的进程 ,对于稳定农村 ,发展农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派系竞争: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基于浙江省四个村的调查与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村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派系和派系竞争日益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构成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隐秘机制。派系是农村社会成员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派系具有派系利益的表达与保护、公共参与的动员与组织、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重要功能。派系和派系竞争促使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建构起一种以派系为核心,主要按利益关系的大小和紧密程度向外扩展的新型差序格局,村庄公共权力基于派系关系进行配置,村民自治的运作发生了多方面的形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与化解对策

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的重要维度之一,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村民自治有效程度影响到乡村的治理绩效。当前村民自治中面临着自治主体数量不足、自治规模不当、自治机制运行不良、自治要素条件不佳等多重困境,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应从理顺乡政村治关系、科学设置自治单元、培育壮大自治主体、重构乡村共同体、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合一等方面完善农村治理结构,实现村民自治的转型和发展,提高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论基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乡村治理结构改革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难题。要确保国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政策的全面实施,必须改革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核心是理顺村民自治。一是改革县乡(镇)体制,设置与村民自治相适应的乡镇政府职能;二是公共财权下放与管理重心下移并举,建立“财、事、权”相统一的村民自治机制;三是构筑“两委”良性互动关系,建立完善农村民主自治机制;四是培育多元农村自治机制,为村民自治提供新型支持资源。     

乡村选举实证研究的四个问题及其分析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与观察,对乡村选举的有关问题作了实证分析。文章分四 个部分：一、浙江农民对乡村选举的评价;二、竞选的方略：怎样才能当上村委会主任？三、经济 发展与乡村选举的关系;四、村民选举的成本及其经费的来源。     

关于村民自治主体性的若干思考

作者把村民自治当作一个独立主体放在农民—国家关系框架下进行考察,通过党—村关系与乡—村关系两条脉络刻画当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二元悖论”困境,把握村民自治内在的首要矛盾和基本特征,分别从残缺式产权、服从型民主、非决策参与及输局博弈等方面阐发村民自治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及其在农民—国家关系中被动、单向、内敛的地位,并从内在权利与外在权力之间的关系视角揭示出这种地位产生的根本原因。     

完善村民自治的关键环节--乡村关系的重构

村民自治作为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但村民自治要融于乡村政治运行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村民自治的民主化倾向与基层政府的社会动员之间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趋向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向,如"能人治村"、"大学生村官"、"一肩挑"设置和"三资代理"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治"扩大的过程.在村民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地改进对基层自治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新趋向表明,农村治理正在由原来的"村民自治"走向政府与村民的"合作治理".     

论村民自治法律与物权法的衔接——以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运行为研究视角

《物权法》第五章关于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规定涉及村民自治的有第59条、第60条、第62条和第63条,这些规定涉及集体成员的表决权、知情权和撤销权。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与《物权法》衔接、配合,方能更好地发挥集体财产的效用,保护集体财产权利。     

三种农田灌溉方式与江汉平原的旱灾--兼谈"不合作"视野下的农业风险

本文表明,个体化基础上的灌溉方式无法将大江大河的水引入农田,"不合作"所带来的农业风险并不亚于旱灾.乡村干部缺乏治理资源,村庄缺乏内在约束力,包括水利在内的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成本剧增.要使"减负"真正成为"增收",尚需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而非抽象的"国家退出"所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