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基层组织关系视角的乡村水利治理

明清以来乡村水利治理经历了“民间自治”一“国家动员＋基层组织”一“国家退出与基层组织”一“市场化与农民合作”的演进轨迹,这是由国家性质和农民组织状况共同决定的。当下乡村水利治理的困境由国家缺位和基层组织弱化造成,因此,国家应积极介入乡村水利治理,着力重塑基层组织的行动能力,实现国家支持与基层组织的有效对接,建立水利治理的长效机制。     

水文化视野下的甘肃水利移民史探析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人类文明的源泉,从“逐水而居”的原始自然选择,到现代工业文明,河流哺育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母本”文化,在水文化基础上孕育而生的水利与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作为农业大省的甘肃,几千年来以农业经济为主,而水利正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水利兴则农业兴,农业兴则国家稳;近现代工业发展中水利依旧占有无比重要的地位.水利移民正是源于以水养人,以人养水的原旨而进行的一种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本文从移民的角度对甘肃水利开发史进行了较详尽阐述.以期为甘肃生态文明建设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涵养、保护做一参考.     

农田水利的“反公地悲剧”研究——以湖北高阳镇为例

在税费改革、水利市场化改革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的综合作用下,高阳镇陷入了集体大水利无法利用的反公地悲剧,其后果是个体小水利的兴起。现有农田水利治理体制未能充分估计水利体系的特性,未能克服水利体系的非对称性和反公地特性。农田水利所需的动员型合作在高贴现率社区中本来就难以达成,村庄文化激励和承担协调成本主体的缺失,进一步使水利合作格局崩盘。高收益的水利合作无法达成,高成本的小水利最终成为农民走投无路的选择。政府应当提供制度供给,将分散的农户重整为可以协商的利益主体,引导农民走出困局。     

民国前期苏南水利的组织规划与实践

民国成立之初,先后以江南水利局、太湖水利工程局为主要组织,开始全面规划整治苏南地区的水利,涉及的空间范围其实就是太湖平原,新的水利规划与实地调查在江浙两省都得以全面展开.本文以当时的水利规划及其实地调查报告书为主,较为深入地揭示了彼时苏南水利的进程实态及其间的政府动力与民间社会关系,展现了国家计划与实际操作间的固有差距、学者与政府的分歧以及苏南城乡社会生活中的若干重要侧面.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诠解中,"士绅社会"虽然适合描写民国前期的苏南地区,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期像水利事业这类公共工程的施展,国家已完全具有主导性的能力,而跨政区的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构建国家农民教育基金的框架设计与对策分析

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在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建立以国家财政为支撑,发达地区结合农民教育项目进行配套的国家农民教育基金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现实选择.国家农民教育基金是专门用于对具备一定基础知识的农民传授农业专业知识、培训专业技能等农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专项资金.其性质是以政府为主体的非法人机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探索

农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难以恰当处理的问题.列宁根据苏维埃俄国农民阶级的要求,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当时严重的农民问题.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元明清对华北水利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对畿辅水土性质的争论为中心

元明清时期,人们对华北水利的认识,经过了比较曲折的发展历程.北方籍官员认为华北河道不可开渠、不可种稻;而江南籍官员则以古今华北个别地方种稻的历史和现实,反驳了华北不宜种稻的言论.到了道光时期,人们对华北水利的认识则比较辩证.桂超万、李鸿章对华北水利的态度,从支持变为反对,根本原因在于清后期华北气候干旱、水源减少,北京粮食供应不完全依赖东南,国家减少江南赋额漕额等.旱作物可能更适合华北的气候和水源状况.     

“水利周期”与“王朝周期”:农田水利的兴废与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

冀朝鼎在其名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曾经谈到水利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发展水利事业或者说建设水利工程,在中国,实质上是国家的一种职能,其目的在于增加农业产量以及为运输,特别是为漕运创造便利条件.     

国家建设、农村土地政策变迁与农民权利保障

中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体现了国家建设的逻辑.然而,在国家建设的逻辑中,土地政策更多地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从而可能忽略土地作为农民权利保障载体的属性,并造成农村土地政策变迁中的农民权利缺失.有效的土地政策取决于土地政策变迁、国家建设和农民权利保障的需要三者之间的契合程度,其关键在于寻求土地政策变迁、国家建设与农民权利保障三者之间的平衡.在农民土地权利缺失的背景下,寻求上述三者之间的平衡要求加强对农民权利的保障.     

水资源社区自主管理的历史考察——以明清晋陕地区为例

面对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和明清地方政府在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的强力收缩,晋陕地区水资源呈现出社区自主管理的特点。以乡绅阶层为核心力量的民间水利组织,逐渐承担起水资源管理的任务。他们依靠一系列建立在用水惯例、传统伦理道德和国家水法基础上的水利规约,形成了和谐的用水秩序,保障了社区整体的用水安全,其管理成效具体体现在小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水利纠纷的妥善处理等方面。但是,受监督体制的缺失和狭隘的局部用水观念的影响,作为领导核心力量的乡绅阶层在水管理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腐败、渎职等问题,同时,农民阶层对水管理参与权的缺失,也使得这种自主管理的民主性是有限度的。     

寻求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基于农民利益表达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无法直接面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主要依赖脆弱的士绅轨道传递进国家政治体系;随着士绅轨道的周期性淤塞,封建皇朝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治一乱"的怪圈.民国时期,政权建设运动过于注重国家权力的单向下沉,而忽视了农民利益表达轨道的建构,最终走向了失败的命运.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权的全能政治体系遮蔽了制度化表达轨道,最终也只能在各种农民的反向表达中逐渐失去了合法性而走向瓦解.在现阶段,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仍然存在建立国家与乡村有效衔接的契机.     

"符号下乡":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

从以政治(社会)身份为基点的政治符号的视角,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着重分析了国家对农民政治(社会)身份的颠覆和重构过程,以及农民国家观念的转变和国家整合机制的转型.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依据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将村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并给予其差异性的政治、经济待遇,从而建构起一套新型的身份系统.与此同时,国家与农民的政治关系、农民的国家观念发生转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也发生转型.     

高乡与低乡:杭嘉湖的地域环境与水利变化(1368-1928)

宋代以来的杭嘉湖地区,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区域共同体.但区域内部的环境差异与不同的水利惯行,对地方民生与政府调控产生着深刻影响.按照传统治水理论的分划,这里处在一个明显的治水工作之过渡地带,湖州和嘉兴部分地区完全处在治水的核心,杭州的不少山区已居于治水之边缘地带,其重要性无法与滨太湖地区相颉颃.从明代至民国,水利的规划与实践趋向组织化,各县的水利动议与经费调配在省级政府的统筹背景下,开始自理各地水利,这是现代国家建立后与传统时代的巨大不同.     

面向水利供给的农地制度模式选择

农田抛荒现象频发,直接原因是劳动力不足、耕种不方便等,深层原因则是种田成本日渐增高,其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是水利供给。水利供给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断弱化,依附于土地的乡村治理体系随之变化,乡村组织的水利供给能力难免同时弱化。"三权分置"背景下,经营权流转并不必然带来规模经营,不能将分化的农民整合为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主体,进而有效解决水利供给问题。从各地农地制度模式的经验来看,土地制度安排应关注"水土关系",面向水利供给,优化土地权利结构,激活种田农户与村集体的利益关联,激发农民主体性,再造集体土地所有权,重建乡村组织体系。     

论农业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

传统农业是农业国家、农村社会与“天生农民”的自然结合,带有很大的自然性和平面性.传统国家及其业务与农业密不可分,国家内在于农业社会.传统农业的自给性决定了农业国家的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与之相比,现代农业需要现代国家、工商社会与职业农民的联合打造,具有很强的建构性和立体性.现代国家主要立基于工商社会,外在于农业系统.但是,现代农业更需要现代国家的保障,农业甚至成为国家的战略要点.所以,中国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政府不断实施“服务下乡”、工业反哺和支持农业、培育职业农民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积极树立“大农业”观念,这是现代农业国家性建构的核心议题.     

论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路径--农民的政治参与

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国家单向的强制关系,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日益增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也就成为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关系.这种互动的最佳途径也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家与农村社会互动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还存在很多问题,同时也有大量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的存在.这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来使农民政治参与健康地发展,促进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工业化、城市化需要与农民权益的衡平

国家土地征用明显带有牺牲农民利益支持城市建设的色彩.基于国家进一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巨大土地需求,针对建设和谐社会广大农民维护自身生存与发展权益的强烈诉求,我国应当把衡平工业化、城市化需要与农民权益作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原则目标,其制度设计的要点是农村土地国有化,农民土地使用权物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民自主治理.     

税制改革对唐代农民产业经营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了保障国家财政稳定和适当减轻农民负担的税制改革.改革的趋势是由"税丁口"向"税资产"过渡,大幅增加赋税中货币税收的份额,并最终以两税法的税改形式具体规定下来.新的税收制度加大了农业产业调整的力度,促使农民经营模式向多样化发展.与此相适应,由于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相对松弛,农民劳动力资源逐步成为流动的社会财富,农民日常生活和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家庭构成趋向大家庭和联合家庭模式.     

农民问题的历史、实践与理论--当代农民问题解决的条件与思路

本文先概述欧美富裕国家解决农民问题的历史,指出其教训含义.然后梳理我国近百年解决农民问题的实践.最后分析农民家庭内劳动交换的结构及作用.结论是,农民问题的理论解决,根本在于农民知识化、文明网络化.     

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间的非良性互动与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受阻——以1949年至1978年间的山东省为例

1949至1978年,国家权力对农村的调控是通过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这一模式来完成的.在此期间,为促使既定工业化战略尽快实现,国家给农村基层干部施加过重压力,甚至采取一些不适当方式,对之进行调整和控制.对上级交代的任务,农村基层干部一般是积极响应的,与农民的特殊关系,又使他们有时自觉不自觉地与农民站在一起,对一些难以实现或对农民不利的上级指令存有抵触情绪,在执行时阳奉阴违.过高的统购指标迫使基层干部对农民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公社制度下的分配制度又使其与农民产生直接利益冲突,这迫使农民在基本顺从干部管理情况下,又以“反行为”来表达其显性或隐形对抗.国家—农村基层干部—农民间的这种非良性互动致使农村社会矛盾激化,也是农村现代化进程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