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意义上的梁宗岱“纯诗”理论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源于法国后期象征派大师瓦雷里 (Valery)。但梁宗岱结合中国二三十年代新诗创作现状 ,对纯诗理论作重大的调整和发挥 ,以强烈的针对性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梁氏的纯诗并不是纯粹诗学理论 ,而是建立于一定的实践意义之上的。     

论西方纯诗理论与中国现代纯诗写作的和而不同

由于中外文化传统的差异及接受语境的拘囿,自20世纪20年代引入中国后,纯诗理论必然会发生变异,具体体现为中西诗学追求的差异。但作为一种源于西方而在中国应时而需的美学概念,由于中西诗坛艺术目标的一致性,西方的纯诗理论和中国纯诗写作都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现实指向。纯诗写作受到中国现代诗界的广泛认同,现代诗人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扬弃,让纯诗理论促进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艺术精进和品质提升。     

现代性视阈中的汉语"纯诗"理论

"纯诗"是汉语新诗之审美现代性诉求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纯诗"在进入汉语语境以后历经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早期的"为诗而诗"和穆木天、王独清所倡导的"纯诗",实现了新诗在"文体"上的自觉;梁宗岱和刘西渭对于"纯诗"意蕴的阐发,确立了新诗独立的"审美"意识;而唐湜和袁可嘉对于"纯诗"之内在规律的探索,则进一步显示了新诗在"艺术自律"层面的现代性诉求."纯诗"的诗学取向正是汉语新诗最终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根本归宿.     

“诗”的形式与“真”的追求——梁宗岱对“诗与真”的探索

梁宗岱对“诗与真”的探索适应了新诗发展的需要。“诗与真”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诗”的形式与“真”的追求。     

梁宗岱小诗的创译跨界与纯诗化探源

虽然同为五四小诗运动的主将,但梁宗岱与冰心、宗白华等人所接受的东方诗学渊源不同,他从中学起一直接受纯西式教育,浸淫欧洲文学多年,对于小诗的定位和创作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西欧诗学立场。自欧洲留学以来,他采用创译跨界的方式来应对小诗创作危机,获得海外文坛的热切回应与思想共鸣。与此同时,他积极探溯西欧诗学的源头,从契合求真的象征主义诗论中重新发现韵律的必要性,并提出和确认诗人宇宙意识的永恒推动力。最终,将小诗纯诗化的实践付诸于旧体小词的创作上,这不仅可以看出梁宗岱试图消泯诗体之中西、新旧、大小偏见与壁垒的努力,也为小诗乃至新诗的未来提供了一条由外观内、审度改造的内生增长模式。     

论金克木对“纯诗”理论的建构与践行

金克木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释、建构与践行,其话语中的“纯诗”是使诗之为诗的一种质素,是新诗与旧诗、中国诗与外国诗共通的“诗”。具体而言,金克木认为纯诗是必然难懂的、主智的、小众的、有“无定形的形式”,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以智情合一的智慧诗、“不能一读即了解”的含蓄和外自由而内严密的韵律对其建构的“纯诗论”进行实践,反拨了初期新诗只注重“新”与“白话”而不注重“诗”的误区,切入问题的本体层面,发现了中国新诗建设过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对1930年代及后来诗歌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西诗学对照下的梁宗岱的诗论

梁宗岱的诗学思想是以中西古今的诗学理论为渊源,对其艺术养分汲收融汇并以自己的艺术审美期待对其改造,误读和重新阐释的结果.以作者--作品--读者为重心,从创作美学的角度,站在中西文化观念的高度,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传统诗学内涵,并在中西对比中反观、建构传统诗论的"现代化"和西方诗学理论的"中国化",显示出向诗歌艺术本质探讨的现实努力.     

典雅的纯诗──论现代诗派的诗美追求

现代诗派在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两个影响源融合的基础创造了典雅的纯诗，追求朦胧典雅的意境美，情理相生的心智美，自由精致的散文美，成功地实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嫁接，并完成了对象征诗派和新月诗派的超越。典雅的纯诗，从美学上更接近了诗的本身。     

穆木天“纯诗”观的先验性及非纯因子探析

穆木天“纯粹诗歌”的诗学主张,以“先验世界”为其哲学背景,开启了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理论先河。然而,受文化前在视野及特定历史情境等因素的制约影响,“纯诗”理论隐匿了不少非纯因子,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激活、放大、扩散,最终促成了“纯诗”向革命诗歌的转向。     

论朱湘的“纯诗”世界——基于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

朱湘在中国文坛较早发出了纯诗的创作呼声,他耗尽毕生心血探索并实践基于诗的真理和美的本质与形式的诗学理想。朱湘的诗文在音节的考量、想象的摄入、构思的完备三个方面进行独特的实验,结合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在精致的音韵组合中迸发和谐悦耳的乐感,传递鲜明的旋律;在真实的经历中彰显想象的魅力,唤起审美的愉悦;在冷静构思中思辨人生的奥秘,统筹新诗的风格,从而营建起一个色彩斑斓的纯诗世界。尽管诗人的自杀看似纯诗世界灰暗的完结,但从反向诠释出在孤独苦闷中坚守与酝酿的纯粹诗学空间。     

老庄与现代纯诗思维

＂象征＂是中国现代纯诗从西方借鉴的最重要的创作手法,但是,这种看似来自西方的象征思维,实际是民族诗学思维方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复活;其核心是老庄哲学冥合自然的思维方式。现代纯诗的追求者们对象征进行了两种阐释：一种是比照解释,将象征等同于我国的比兴;一种是经验描述,这些阐释均内在地体现了老庄冥合自然的思维方式。     

浅析梁宗岱的诗歌创作论

在学术界,梁宗岱的诗歌创作论,没有得到像他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那样同等的重视。他的诗歌创作论,无论是作者的自身活动,还是对作品的形成过程,都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为当时和今后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梁宗岱诗学批评“真的追寻”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梁宗岱是有着鲜明个性的诗学批评家：诗人的敏感、重文采,评论家的理性与逻辑的严明,熔铸在梁宗岱的批评文字之中。梁宗岱的批评执着于“真的追寻”。“较真儿”体现出他的批评个性：重视文章中字、词、句甚至文法、结构的批评,强调文章表达要“中肯”与“确当”。梁宗岱的这类批评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尖锐,不留情面;梁宗岱有诗人的气质,在其诗性批评中彰显浪漫与理想情愫,有强烈生命意识及情感张力,追求艺术恒久价值,这恰是我们今天多元文学批评时代所缺乏的。     

论梁宗岱的“两种文化”

从梁宗岱相关的阐述上可以发现,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科学与审美的相互联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梁宗岱所谓的"艺术之真"既有文学性方面的美,又有科学认知方面的真;其二,艺术思维在培养科学的认知主体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系到科学与艺术发展的现状,梁宗岱不无忧虑地担心"两种文化"的分裂,这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理性现代性与感性现代性的内部张力。其"两种文化"的论述,虽早于英国人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危机的断言,在国内学界却曲高和寡。     

终极关怀与审美超越：论梁宗岱新诗的宇宙意识

宇宙意识是梁宗岱诗论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梁宗岱新诗的重要特色。从空间的万千事物,到时间的每一瞬间,诗人都聆听到了＂宇宙底精神＂及对＂永恒的迫切呼唤＂。借以这种宇宙意识,梁宗岱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并完成了对人生的审美超越。     

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纯诗"论的接受

中国新诗接受象征主义纯诗论,没有沿着审美—超验的路线展开,而是沿着审美—体验的路线展开,接受瓦雷里的相关主张,并且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进行选择演绎和变异转化。从引进译介到理论阐发,再到新诗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呼应,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逐渐使西方“纯诗”不断中国化,最终剥离和泛化象征主义原义获得新生。     

中国古代诗味理论的审美言说

“味”作为中国古典诗论的核心范畴,是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古典诗歌理论。古人“以味说诗”的理论已经上升到了诗美的极致,历代古文论家经过不断努力为我们确立的以味说诗的文学观念,即使在西方文论大量涌入的今天,也依然有她独特的风采。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论《毛诗正义》的“诗教”理论

《毛诗正义》广泛继承了先秦两汉的“诗教”思想,并对毛诗派的教化理论做了进一步的严密化和体系化。它将《诗经》视为以教化的积渐为主线、按教化展开的顺序精心编排的体现教化之道的书;认为《诗经》是教百姓“礼义”、传播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载体;揭示出诗教和乐教发生的机制就是“移人性情”,诗教、乐教归本于情教;诗教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性情中和、温柔敦厚。《毛诗正义》对“诗教”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引入了“性情说”,从形而上探讨了教化发生作用的根本原理,这也是理论体系深化的标志性成果。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