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三言”考辨

庄子"三言",即重言、寓言和卮言。重言和寓言从《庄子》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实一也,只有很小的区别。卮言则是庄子齐物思想的表现方法,因而包涵了重言和卮言。     

陈澧《东塾读书记》的经学主旨

陈澧《东塾读书记》为近代经学名著,所记皆经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书提出“《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主张经书排序以《孝经》为先。强调学习《周易》“不必驰心于虚眇”,认为“卦气”“纳甲”“爻辰”“先天”等象数易学皆不可信,学《易》当以义理为正宗,对于惠栋恢复汉代象数易学不以为然。在尚书学上,支持赵翼的主张,质疑郑玄“别有《舜典》已亡”之说。在诗经学上,对于《诗经·小序》原序、续序作者的认定,远较前人精细。在春秋学上,主张以《左传》为主,以实证推翻“《左氏》不传《春秋》”之说。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论皆公允平实,言而有据。这是一部可以比肩顾炎武《日知录》的著作。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王世贞《艺苑卮言》实物印本考覈

后印本是对前印本的最好阐释,《艺苑卮言》实物印本的物质性形态、"说部"形态以及"诗话"形态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指向。从"单行本"、《四部稿》"说部"本、《谈艺珠丛》"诗话"本到现代铅字标点本;从四卷本、六卷本、八卷本、十二卷本、十六卷本到《卮言倪》《全唐诗说》《国朝诗评》《文评》《词评》《曲藻》《文章九命》等"摘选本",《艺苑卮言》的文本形态不断变化,题名、字体、纸张、序跋、卷次、钤印、牌记、刻工、堂号、墨钉、另行等可视性符号为理解实物印本产生的历史时空提供了重要元素。《艺苑卮言》实物印本的物质性形态参与了文本意义的生产,在脱离作者掌控后实物印本"物的叙事"与"作者意图"渐行渐远,由作者最初"策名艺苑""以书为礼"的"谈艺"转为"以资闲谈"的"诗话"或"诗论"。     

论王闿运《谷梁申义》的经学特色

《谷梁申义》是晚清学者王闿运的第一部经学著作.与历代"谷梁学"研究相较而言,《谷梁申义》在经学思想倾向、治经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王氏早期的经学成绩,亦对其以后的经学风格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甘肃历代《诗》《书》类古籍文献题录

根据有关文献著录,古代甘肃学者、作家有两千多人,著述典籍三千余种.由于科举取士,甘肃学者普遍研习经学,在《诗经》《尚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除大量论札之外,有文献记述的《诗经》类著作14种、《尚书》类著作8种,大体反映了甘肃地区在《诗》《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平而实 征而信——评钱汝平著《萧衍研究》

南朝文坛,文学名家风起云涌,而四萧（萧衍、萧统、萧纲、萧绎）举足轻重。王世贞《艺苑卮言》指出：＂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光武……梁武、简文、元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则无如萧梁父子。＂充分肯定萧梁父子的文章之美与著作之盛。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进一步认为：＂古今人主才美之盛,盖无如梁武者。阴阳、算历、弈射、琴书,靡不冠代。而赋诗、     

曾运乾经学研究三书述评

曾运乾不仅以精通声韵名家,经学研究也有骄人成绩。在《尚书正读》、《毛诗说》、《春秋三传通论》等著述中,他综合运用音韵、训诂、语法、修辞等知识,在解说经义、训释字词、点断句读、剖析文理、抉发经书意蕴、裁决经学争讼等方面屡有新获,能兼汉、宋之长,不拘今、古家法。曾运乾由小学入手治经,一改湖南经师不通小学的旧观,在湘学史上尤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王莽奏立《乐经》管窥

王莽主政后于平帝元始四年奏立《乐经》，而平帝之前的西汉朝廷所立儒家经学皆今文经学，平帝时所立《左传》、《毛诗》、逸《礼》、《周官》、《古文尚书》皆古文经学，《乐经》自然不会例外。古文经学被今文经学压制一个半世纪后获得突破性发展，既体现了王莽政治改革和文化改良的政教理念，也反映了王莽“制礼作乐”追迹周公的理想追求。从先秦儒家经学文献在西汉的遭遇中可以发现，王莽奏立的《乐经》文本既不是三代曲调曲谱，也不是阳成子张衡所作《乐经》，而是战国初年在魏国流传的《大司乐》。而孔子弟子子夏在魏西河教授儒学，魏文侯拜子夏为师并在国内提倡儒教，故此文本应是子夏传授的孔子“乐教”文本。王莽利用《周礼》和《乐经》作指导所进行的改革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重要课题，在今天仍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探王应麟的经学思想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两部著作的研究入手，探讨由此反映出的王应麟的经学思想。在其学术渊源以及时代背景等多 方因素作用下，其经学思想主要表现为：融汇百家，经、史、小学并举；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兼具；通经致用，内圣、外王相合三方 面。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甲库善本》经部书对《经义考》收录序跋之补充

清初朱彝尊所编纂的《经义考》是经学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其收录经学著作自先秦至清初达3500余种,体例精当,搜罗宏富,深受学者的重视。不过由于时代限制以及作者的个人原因,《经义考》虽然价值极大,但是也确有失当之处,如元明以后诸书序跋漏收较多;小学类书只收《尔雅》而不收文字音韵;《经义考》虽然搜罗极博,但仍有未见之书,其所标注的"佚""阙""未见"之书仍有部分尚存于世。文章利用《甲库善本》经部书序跋与《经义考》所收序跋进行比勘考证,以期能够对《经义考》漏收序跋有所补充,使其所收序跋能够更加完备。     

季本《诗经》学思想研究

从对季本诗经学著作《诗说解颐》的文本解读出发,通过对他的生平及著作的研究,分析探明其诗经学思想,揭示了明代诸多解读诗经著作的基本思路。     

试论《庄子》卮言与酒之关系

卮是战国时期人们普遍使用的一种盛酒器。由于受先秦时期重酒、好酒传统的影响,庄子以卮代酒,以酒喻言,创造性地使用卮言作为其突破言意困境的重要手段。《庄子》卮言实际上是如酒一般让人品味又使人神往的载道之言。     

论《庄子》的“三言”笔法

从建立思想理论体系的学术方法入手研究<庄子>,将对<庄子>一书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以及庄子思想的特质产生新的认识."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它们作为<庄子>的独特笔法和思想学说的表现形式,使<庄子>具有了"微妙之理"和"精绝之文".寓言乃借他人之名来论说自己所要阐明的道理.庄子通过特有的艺术形象寄托思想,使自己的理论大都以寓言的面貌呈现出来.重言即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其目的在于提高思想的可信度.卮言则是与道相应,符合自然分际之言,是<庄子>书中最精彩、最玄奥的言语.卮言旨在阐扬庄子哲学的精神实质,在<庄子>作品中往往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三言"在<庄子>中相互统一,密不可分.虽然"寓言"、"重言"之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别,但卮言将两者巧妙连结起来,使<庄子>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三言"所言说的重点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庄子真实思想的具体呈现.通过"三言"的互相配合,<庄子>书中诗性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开阔的意境和深邃的思想结合得天衣无缝,由此构成了<庄子>有别于其它诸子的独有特质.     

海内孤本“黄律卮言”

江西省修水县图书馆藏有一部清嘉庆年间出版的黄庭坚诗选──《黄律卮言》，这部书是当时义宁（今江西修水）人万承风根据明万历年间的抄本刊印而成。本书题为《黄律卮言》，扉页上注明“古玩山房校刊”，卷首有“编辑黄律卮言自序”，卷尾有刻书者万承风的后序”．板框长18厘米，宽12厘米，四周双边，白口，每页9行，每行25字，字大如行，墨色清晰，刻工较细，共九集．每桌前有“卮言”。这是一部黄庭坚七律的选本，编辑方法很有特色，卮言部分也颇有心得，是目前罕见的黄诗刻本，可称海内抓本。故不揣谫陋，撰文介绍．一、《黄律卮言》的…     

读《经义述闻·尚书》札记三则

《经义述闻》乃经学之权威,亦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代表著作.二人每立一说,必言之有据,去取之间,尽见卓识.但书中亦有未尽完善之处,其中,“以孝烝烝”可读为“克谐以孝,烝烝父不格奸”,“烝烝”于先秦典籍习见,其义为“盛”、“美”,而非“孝”；《汗简》、《古文四声韵》之“誓”或沿自金文,而非籀文“折”字；“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一句,王引之训“敷”为“徧”,实则“敷佑”音义皆同“抚有”,是“匍有”、“抚有”的同音假借.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