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信息化管理模式新探

分析了传统的社区矫正模式存在的问题：管理人员少,工作量大,管理手段落后,矫正对象量化考核难和矫正对象缺乏有效监管等。阐述了社区矫正信息化管理模式的优势：可以通过“社区矫正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来管理;利用本系统可以实现矫正对象的电子档案管理、定位管理、考核管理和危险性评估、信息平台、数据分析、统计报表、警示告知等功能。并对“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加强对监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实现矫正对象信息全面化和细致化,开展政法网与专网的对接建设,增加视频教育模块的研究开发和加强与社区民警网络互通。     

社区矫正运行状况实证研究--以鄂西某市为例

社区矫正制度是对我国传统刑罚执行理念的一次重大变革,继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废除以后,如何把这项新的替代制度的相关职能落到实处,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鄂西某市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成功探索,如制定社区矫正实施细则,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进网格,建设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一体化的监督基地,对社区矫正人员开展分类分阶段教育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存在着社区矫正法律法规不健全、人员不足和素质有待提高、基础保障不足、各部门信息整合不高等问题,对此,提出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加强基础保障以及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整合的建议,以期为今后社区矫正职能更好地发挥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帮助。     

试论社区矫正工作的创新

社区是社会最基本的生活环境,具有教化社区之人的功能,是面向社区人的帮扶资源,具有培养社区人共同价值、情感进行自我净化的功能,能够或者可以满足具有人类自我教育和发展的需要,为罪犯的再社会化创造平台和提供途径。社区矫正必须以社区建设为先导与基础,没有一个结构良好的社区,社区矫正就失去了赖以进行的载体。加强社区建设、提升社区功能,能为社区矫正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完善——以英国社区矫正制度为借鉴

我国现行社区矫正制度存在适用种类及范围狭窄、执行主体性质模糊、效果欠佳及形式单一、缺乏监督等问题。借鉴英国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先进做法,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提高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建立专门的执行机构,培养专门的高素质工作人员及社区矫正实现形式多样化,加强法律监督以及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     

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社区矫正是将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置于社区中进行监察改造的非监禁行罚方式。我国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社区矫正进一步完善了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有效配地置刑罚资源,还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在立法及执法实践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制度,应完善立法、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加大联合监督力度。     

社区矫正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关于S省社区矫正运行情况的分析研究

社区矫正在调动社会积极性、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悔过自新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配套措施不完善,制约了社区矫正功能的实现。本文以S省社区矫正运行情况为研究对象,通过对S省社区矫正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司法现状提出了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对策建议。     

美国社区的“社区矫正”

社区教育与“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Community-BasedCorrections)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监督、管辖之下,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时间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     

社区矫正的法理思考

社区矫正是指在社区中执行非监禁刑或者监禁刑的替代措施的一种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的勃兴有其深厚的刑罚观念基础、刑事立法根据和司法实践需求。社区矫正的价值主要在于促进犯罪人再社会化、实现多元的刑罚目的和彰显现代人文精神。     

口述实录：我在社区矫正

新闻背景:社区矫正,英文Community correction,有的国家称为“社区矫治”,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开展社区矫正,有利于推动司法改革,是司法文明的体现;开展社区矫正,将一些不需要监禁或不再需要继续监禁…     

浅谈社区矫正的问题及对策——以西宁市城东区矫正工作为视角

西宁市要推进社区矫正工作,重心还是要放在发展壮大矫正工作基础的社区力量。在发挥社区作用的基础上,注意根据每个社区矫正人员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矫正措施。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罪犯,应当充分利用亲情帮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干预程度可以适当减少;对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罪犯,干预的程度则应该适当加大。加强社区服务网络与社区矫正工作网络的衔接,加强社区矫正行政设施的建设,争取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社区矫正中的社会力量参与

社区矫正是以社区为基础而展开的矫正罪犯的新的行刑模式和制度，社会力量参与罪犯矫正是社区矫正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力量作为罪犯矫正的“第三领域”具有其参与的优势。以民间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志愿者为中坚，社会力量循着行为规训、心理矫治、就业接纳和网络构建四大路径介入罪犯的社区矫正。     

论我国社区矫正对象的拓展

社区矫正对象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区矫正制度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实际效能。作为试点阶段的权益之计，目前将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划定为“五种人”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选择标准不统一和发展空间狭窄的弊病。因此，有必要在重新明确社区矫正的定性以及社区矫正的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将开放式处遇对象、刑释人员和劳教人员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范畴。而要实现这一拓展，取得刑事政策、刑事审判、矫正技术和社会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社区照顾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自西方福利国家发生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大力调整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将社区照顾作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方法加以推广,社区照顾逐渐成为输送社会福利服务的主流模式和社会工作的一个发展方向,并得到长足的发展。本文根据国外经验和中国传统福利思想与当前改革实践,对社区照顾与正在进行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做了一个初步探讨。      

论共有制

本文把扬弃个人所有权而构造共同所有权的产权制度称为共有制。共有制的本质是一个所有权,即共同所有权,不存在“双重所有权”,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的本义是共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共同所有权的分权构造是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的产权基础。     

我国民众参与社区微公益活动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社区微公益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公益活动由传统的企业型、事业型公益向平民公益转变过程中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公益模式。基于对社区微公益活动开展状况的实证调研数据,运用Logit、OLS、Logistic和Oprobit模型探究影响民众参与社区微公益活动程度的因素对于推动社区微公益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社区民众的年龄和微公益价值判断、社区的组织领导和微公益岗位的设立以及社会风气和社会倡导等因素显著影响民众的参与程度。要推动社区微公益活动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开展,必须构建以社区微公益活动制度化为根本、以个人和社区为重要主体、以优化社会大环境为基础的社区微公益活动长效发展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中的产权明晰问题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农村和农业建设至关重要。本文从明晰产权角度分析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一些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新思路。     

乡约、习惯法与闽南乡土社会

描述明清时期乡约制度在闽南乡土社会发生的若干状况、闽南乡土社会关于乡约“合理词讼”及其适用的民间习惯法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记忆。可以看出,“闽南乡土社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闽南文化覆盖的闽、台等地的闽南语方言区之乡村社会。     

余其山诉广西横县地税局案评析--兼论社会募捐行为的性质

社会募捐是指由一定的自然人、法人或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以公开形式为特定目的而向不特定社会成员发出倡议的募集捐助.社会募捐既不同于一般赠与、公益捐赠,亦有别于信托与第三人利益合同,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民事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案情对募捐行为进行分析和定性,以为募捐纠纷的解决提供法律依据.     

社区人民调解制度及其基层实践--以转型期为例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治国方略。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需要我们在长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探索前进。文章介绍了人民调解的道德传统的和法律内涵 ,并以社会转型期社区人民调解的发展为例子 ,从治国方略的高度理解社区人民调解在基层的实践形式 ,说明社区人民调解是在基层实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一种重要形式 ,并指出在社会转型期 ,人民调解工作中实践治国方略的要求是一个可能的和可行的发展方向。     

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的社会阶层与社区类型

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的社会阶层有贵族、自由民、农奴、家奴、宗教神职等5种,包含7个等级。等级社区主要有召庄社区、傣勐社区、滚很召社区。各等级社区的职能不同,并与各等级所属阶层相关。等级社区各阶层之间的差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