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建元”、“元光”纪年疑议

纪年之制创始于汉武帝,已是众所周知的定论了,然而,纪年究竟从武帝何时而起,是应该说清楚的。武帝以前诸帝未有年号,纪年依元年、二年、……等序数称谓。如需改元则以前元、中元或后元区別。如文帝用前元、后元;景帝用前元、中元、后元。正式纪年,至武帝建元,始为首创。如果我们搜剔一下古之文献史料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就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枚乘著作选注《七发》

枚乘字叔,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一四○年(汉武帝建元元年)。他生活在文、景时代。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爱,是西汉时期具有法家思想的进步文学家。初为吴王刘濞郎中。由于刘濞大搞分裂复辟活动,阴谋叛逆汉中央王朝,他上书劝阻,未被采纳,便“去而之梁”,为梁孝王刘武文学侍从。吴、楚兴兵举行叛乱时,他又写信痛陈利害,劝说刘濞“还兵疾归”。在当时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他一直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枚乘在《上书谏吴王》     

司马迁生年探源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争论、筛汰,形成了两种流行的意见。 其一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按照这条注释所示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上推二十八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乃司马迁的生年。 其二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迁年四十二岁”。按照这条注释,从武帝太初元年(前一○四)上推四十二年即汉景帝中     

《淮南子》写作时间新考

《淮南子》的写作时间,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故后世学者于其成书之时仅能以揣想之词言之,至于书始作于何时,更无定论。本文考定:《淮南子》的写作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始于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之后,成书于建元二年冬十月之前。立论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淮南子》书中内容所涉及的时事最迟者发生在建元元年冬十月;二是从《淮南子》的思想倾向和西汉前期政治思想情况来看,刘安主编其书是急于在建元二年冬十月入朝献书,其目的是要尽快为执政伊始的武帝提供一套以黄老道学为思想基础的治国治身之术。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刘安等人集体编撰其书所用的写作方法,以及能在近一年内完成其书的奥秘。     

汉初三族刑的变迁

汉初从秦朝继承而来的三族刑于吕后元年(前187年)被废除,吕后八年(前180年)吕后死后再次被制定,文帝元年(前179年)又再次被废除,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年)至七年(前157年)之间又再次被制定.废除三族刑的背景有战国以来的三族刑废除论,以及解除秦朝苛法这一汉朝基本国策.相对于此,重新制定三族刑,则是由于通过对吕氏政权的政变及新垣平的大逆案件,重新认识到三族刑的威摄效果,以及废除三族刑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实际益处.     

司馬迁生年考

<正>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段话,后人有两个重要的注。“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是考查司马迁生年的两条宝贵资料,可惜从两条资料得出的生年却不一致。据《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自太初元年(前104)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从之,后之治《史记》者多从其说。但据《索隐》,“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八”;自元封三年(前108)逆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从此说者亦不     

西汉“太常郡”创置时间新探

关于太常郡产生之时间范围,周振鹤先生认为在景帝中元六年至武帝末年之间,孔祥军则认为当在汉初。文章通过对汉景帝初“二十四郡、十七诸侯”记载的分析,从而证实从汉初到汉景帝初诸郡中并不存在太常郡,并进一步将太常成郡的时间限定于景帝二年之后到武帝末年之间。太常掌郡的意义在于,太常以中央大员身份参与地方事务,从政治制度方面看,显示出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明确;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看作是景帝以来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太常郡在元帝时废除,是对历史错误的纠正。     

董仲舒天人三策应作于建元元年

董仲舒在汉代为群儒之首,他的天人三策奠定了西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考定它的写作时间是一个重大问题。《资治通鉴》编年在建元元年,而《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五月贤良诏策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这就布下了疑团。后世学者又提出了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二月说等等。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天津民国日报》刊载了史念海先生的考证文章,主建元元年说,标题:《董仲舒天人三策不作于     

枚乘、枚皋父子小传

枚乘(前?—前140年)与其子枚皋均为西汉重要辞赋家。淮阴(今属江苏清江市)人。枚乘,字叔。曾在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的宫廷做过郎中和文学侍从。辞赋《七发》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汉代大赋的前驱。该赋对“公子王孙”骄奢淫逸的放荡生活作了真实的暴露和深刻的描写。文词伟丽,洋洋洒洒。它奠定了新体赋的形式,促进了汉代辞赋的发展。引起后代许多作家的模仿,形成了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体”。据统计,唐以前仿枚乘之作者有四十家之多,汉武帝登位,派遣使者以“安车蒲轮”(以蒲草裹住车轮,使车子安稳)接枚乘来长安,因他年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时间考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是治西汉思想史的一大关键。但由于原始史料的局限,这一时间问题的考证久未定论,争论至今主要有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两种观点。文章以《天人三策》的自身内容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史料,对此问题进行考证,分别指出了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的纰漏,并经过认真求证,提出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当在元光五年的观点。     

实录不实的一个例证

《明实录》记明朝皇族内部斗争,多掩饰失真。南官复辟与景帝之死,即是一例。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发动瓦刺军四路侵明,大同告警。宦官王振挟英宗亲征,结果发生“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为了应变,英宗弟郕王监国,后为景帝。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回到北京,住在南宫。景泰八年正月,英宗乘景帝生病,夺取东华门,重新登上皇帝宝座。史称此事为“南宫复辟”。英宗复辟后三十二天,景帝就死去了。关于南宫复辟,《英宗实录》卷二七四记载: 天顺元年(1457)正月壬午,上复印皇帝位。时武臣总兵官太子太师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輗、张軏等,文臣左都御史杨善、右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内官司设监太监曹吉祥等知景泰     

关于汉武帝初年儒道之争若干史料史实的辨正

汉武帝即位之初 ,儒家学者同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学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双方由学术之争发展为对政权的争夺。建元元年冬十月 ,汉武帝下诏举贤良文学之士 ,结果所举之士被丞相卫绾全部黜退。这是窦太后对儒学改革人士的第一次打击。六月 ,汉武帝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虫分为太尉 ,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政策 ,打击朝中保守势力 ,加强中央集权。建元二年冬十月 ,窦太后突然发动政变 ,将改革派人物全部黜退 ,政权重归保守派之手。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死 ,汉武帝又罢免了全部保守派人士 ,正式开始了内改制度、外兴功业的有为政治。董仲舒上天人三策 ,为汉武帝所采纳 ,儒学登上了汉代统治思想的宝座     

一部史 《三国志》

<正>《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记录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史事。《三国志》全     

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

西汉武帝执政时,汉朝政府为了联络月氏、乌孙,对付匈奴,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黄文弼先生曾发表过《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载该氏《西北史地论丛》一书)一文,略述其出使年代和路线。文中称,出使时间“第一次为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使大月氏,元朔三年(前126)还,居外凡十三年;第二次为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使乌孙,元鼎二年(前115)还,去来凡五年。”其出使路线,黄文也有考述,但文字过于简略,有些问题仍有研究的必要。     

三谈司马相如生年与所谓“东受七经”问题

我曾经写过《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载《江海学刊》六二年第二期)、《论司马相如赋的本原和特点》(载《文学遗产》增刊十辑)二文,考论到相如入梁年代(与生年关系最大)及是否曾受文翁派遣“东受七经”(与赋的本原有关)二问题,以为相如入梁在汉景帝二年的可能性最大,出仕约在景帝元年,汉制男子二十三而傅(著于名籍),仕宦之年亦同,其生年约为文帝二年;而秦宓所谓“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蜀志》本传)为不足据,因为与相如一生行事不合,疑是传闻有失,或误读《汉书·地理志》文。昔年之文,不敢自以为是,聊供参考而已。     

汉初中大夫令考辨

根据《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大夫丞"封泥等考古材料看,中大夫令是汉初中央机构中一个秩级为二千石的重要政务官,置官署,佩印绶,多由武人担任;其佐官当为中大夫丞,属官有中大夫若干。中大夫令除管领中大夫外,可能还有奉使领兵等临时任务。从现有材料看,中大夫令可能始置于战国秦,约于景帝后元元年前后废置。     

论“文景之治”

西汉前期,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与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的统治时期,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比较突出成就的一个时期,被封建历史学家誉为“文景之治”。根据《史记·平准书》对武帝初年、景帝末年的社会情况记载;那时“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财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朽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     

《全宋词》陈从古小传辑补

南宋知名士大夫文人陈从古,<宋史>无传,清陆心源<宋史翼>亦未之补.<全宋词>陈从古小传因属草创,故较简略,于其生平未备者尚十数事,兹予辑补.要点有:从古,字又作"希颜"、"唏颜".斋名敦复斋,人称敦复先生.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闰四月后至二十四年(1154),左迪功郎、临安府富阳县(今浙江富阳市)尉.约绍兴二十九年(1159)至三十二年(1162),左宣教郎、邵州(今湖南邵阳)州学教授.约孝宗乾道二年(1166)至五年(1169),监行在榷货务都茶场.约乾道五年(1169)至七年(1171)间,曾任司农寺主簿.乾道七年(1171),知蕲州(今湖北蕲春一带).同年十二月前,阶官已至左朝散郎.淳熙元年(1174)五月,已权提点京西南路刑狱公事.二年(1175)春,以言者罢,主管台州崇道观.九年(1182),主管南京鸿庆宫.尚著有<和简斋诗集>、<和梅诗>、<万历会同>等.     

董仲舒对策考

<汉书>记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然后出任江都相,明确无误,但说自汉文帝前15年举贤良已有了统一的"策试"、"对策"、"评比"、"选拔"等一套措施则是误解和误记.汉武帝建元初对推举出来的贤良有"征"和"待诏"一类的安置措施,但尚无统一的策试.直到元光五年举贤良才规范了一些.<汉书>把"对策"中迎合汉武帝的一些建议描绘成董仲舒的创见,被汉武帝一一采纳.其实,汉武帝先已实行了"尊儒"、"举孝廉"等.董仲舒的"对策"只供武帝"亲览",当时并未公开,也不存在是否采纳其建议的问题.汉武帝"尊儒"是事实,但并不曾颁布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法令.     

沈约任东阳太守的时间

沈约究竟什么时候在东阳(今金华)任太守?初步考订,沈约于隆昌元年春(公元四九四年)到任,建武三年(公元四九六年)春或夏离任,首尾长达二年或二年稍长。沈约出任东阳太守,时间在隆昌元年春,证据有四。《南齐书》本传:“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南史》本传:“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按:两传不误。《南史·刘勔传孙孝绰附传》:“父绘,齐时掌诏诰,孝绰时年十四,绘常使代草之。父党沈约、任昉、范云等闻其名,命驾造焉”。孝绰大同五年(公元五三九年)卒官,年五十九。逆推,隆昌元年,年十四。知沈约离京(建康,今南京)赴东阳太守任,不可能早于隆昌元年(公元四九四年)春。此其一。《文选》卷二七,有沈约《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