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承恩《西游记》小说及其成书之前的取经故事

在吴承恩《西游记》小说成书之前,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便以戏曲、小说、说唱等多种艺术样式广泛在民间传播,这无疑为吴承恩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这里依据《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等相关文献,从取经人、取经故事、取经故事的寓意等三方面,比较《西游记》成书之前的这些原始材料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的异同,以此考察吴承恩作为小说家的独特创造性。     

论吴承恩《西游记》小说及其成书之前的取经故事

在吴承恩《西游记》小说成书之前,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便以戏曲、小说、说唱等多种艺术样式广泛在民间传播,这无疑为吴承恩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这里依据《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等相关文献,从取经人、取经故事、取经故事的寓意等三方面,比较《西游记》成书之前的这些原始材料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的异同,以此考察吴承恩作为小说家的独特创造性.     

吴承恩不是《西游记》的作者

本文从吴承恩个人经历、所创作的诗文及前人误解的事实等方面论证，认为吴承恩不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一位儒生，尽管能诗文、善杂记，但没有接触过玄门释宗，没有学过佛、修过道。四十五岁以前热衷科举，四十五岁以后著《禹鼎志》，从其诗文及文友诗文记载中看，从未说过写小说之事。从《西游记研究资料》所选录的吴承恩诗文看，吴承恩对金丹学、佛学等方面的了解与小说《西游记》有很大差异。鲁迅、胡适等学术前贤认为小说《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其依据是《淮贤文目》，本文认为文目当为文章或文集的辑目，而不是书目，《西游记》收入《淮贤文目》之中，并未收入《淮人书目》之中，收入文目之中的《西游记》，可能是一篇游记类的文章，而不是小说《西游记》。     

吴承恩《西游记》的现实旨归

本文通过细读文本,从主人公的转变、孙悟空形象的塑造及人物形象塑造的人性化、世俗化三方面来阐述《西游记》的现实旨趣。     

吴承恩作《西游记》二证

百回本《西游记》问世以后,各种刻本上都没有作者吴承恩的署名,现在人们认定这部书的作者是吴承恩,都是根据一些别的材料推断出来的。天启《淮安府志》说,吴承恩“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并在他的名下记载了他的作品,其中就有《西游记》一书。藏书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也编录了吴承恩著的《西游记》(可惜的是他误载之于史部舆地类)。一些私人著作中, 又从语言方面进行论证,认为《西游记》中多淮安方言,这也是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一个重要论据。这些材料很能说明问题,论证也很有力。我认为,《西游记》中的一些淮安地方特色,也应视为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证据。我这里举出两个例子,试图说明这个看法。     

追踪《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南行考察报告

为了给《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作传,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起至六月二十日止,偕同李南冈同志,按照原订计划,追踪吴承恩,南下江苏、浙江两省考察和验看了与之有关的遗迹和遗物。此行结果,绝大部分达到了原订目标,有的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交通条件,此行路线是先南后北,即:上海、杭州、长兴、南京、镇江、扬州、淮安、清江、新浦,按之吴承思生活经历是颠倒了的,现在则依吴承恩的生活经历序列     

吴承恩的《西游记》成书与连云港花果山

"西游记"故事的主要背景地花果山之原型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而由古今丰富的文史资料考据证明,吴承恩的行迹和交游、吴氏家族与江苏连云港云台山(尤其是花果山)这一背景地,以及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是结合<西游记>一书中所描绘的各种故事情节的发生景致与当时云台山各个景地之比较,包括书中各主要人物及大量运用的云台山地区民间的民俗、文献、文物史料、乡老传说等的取材,得出结论连云港的花果山即为吴承恩小说<西游记>中花果山之原型.     

吴承恩的《西游记》成书与连云港花果山

"西游记"故事的主要背景地花果山之原型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而由古今丰富的文史资料考据证明,吴承恩的行迹和交游、吴氏家族与江苏连云港云台山(尤其是花果山)这一背景地,以及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是结合《西游记》一书中所描绘的各种故事情节的发生景致与当时云台山各个景地之比较,包括书中各主要人物及大量运用的云台山地区民间的民俗、文献、文物史料、乡老传说等的取材,得出结论:连云港的花果山即为吴承恩小说《西游记》中花果山之原型。     

从《西游记》看吴承恩的和谐社会理想

神魔小说《西游记》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有总体的寓意，也有局部的象征，无论总体寓意或局部象征都散发着折射现实的光芒，均能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这其中就蕴含着作者的和谐社会理想。吴承恩的和谐社会理想在《西游记》中具体反映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上，力主铲除邪恶势力，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上，主张人既要顺应自然，又要改造恶劣环境，以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由此亦可以窥见作者的社会意识和生态意识。     

《西游记》取经故事的生命意蕴

<西游记>西天取经故事的人物行为功能模式由有感于生命现状,自东向西的行进旅程和灵山见佛修成正果三个环节构成.它隐喻了作者对人类生命意识的觉醒,对生命永恒的追求,以及对生命价值的实现等问题的探索,体现了作者对人类生命奥秘的独特理解.它与神羿求药故事的思维范式和人物行为功能模式相同,由此推测神羿求药故事为西天取经故事之原型.两个故事相比较,<西游记>取经故事的新意在于追求精神生命的超越,艺术地表现了人存在的目的.     

佛国广济与吴承恩写《西游记》之谜

《西游记》作者素来有所争议,但吴承恩作《西游记》成为学界的主流学说。以此为立足点探讨了吴承恩的身世,其中吴承恩在湖北荆王府,任“纪善”一职,佛国广济的深厚文化和山水风情对其写作《西游记》有很大帮助,考察《西游记》文本,广济的历史人文和民间传说载入《西游记》中甚为普遍,在此基础上探讨广济与吴承恩写《西游记》之谜,认为广济应为《西游记》创作背景地。     

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

《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上载有苏兴氏《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对拙作《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及国内外研究者一些有关的看法提出了批评。简单地说,我(以及苏氏批评的另外几位研究者)对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作的说法是持保留态度的,苏氏则认为这种保留态度是不必要的。苏氏把我们之间的分歧分为四个方面,然后一一加以论述。由于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中业已阐述,没有必要加以重复;本文仅就苏氏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略申鄙见,以就教于苏氏和其他的同行。     

戏曲文体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借鉴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形式上的突出表征是“以诗代话”与每节标明题目次序,我国传统戏曲文体历史生成过程中很可能在以下诸方面对其有所借鉴：一折（出）的下场诗对本折（出）剧情的总结;剧终的判文或词话对全剧情节的提要;表演中人物以角色与剧作者的双重身份进行的现场评论;分出及出目形式。最后辨析了戏曲题目正名与话本末尾的诗歌形式之异。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任过新野知县──兼述《西游记》中的新野方言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任过新野知县──兼述《西游记》中的新野方言张成立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大约生活于明弘治十三年至万历十年（公元１５００年至１５８２年）。他生活于一个由文职小官吏而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其曾祖父当...     

《西游记》取经故事文体与叙事结构分析

从《大唐西域记》到《西游记》,随着游记文体的不断弱化,作品的叙事结构、语言特征等也在不断演变:从《西游记》取经故事的单个故事结构而言,其中的侦探小说、军事战争小说、神魔故事等多种题材因子交错转化,推动情节发展,改变叙事方向。它们在表达神奇多变故事内容的同时,又形成相对固定的叙事结构;西天取经途中的故事排列有序,环环相扣,逻辑严密,不容置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也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

也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代曹炳建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下简称《诗话》）的成书时代，王国维根据其书卷未有“中瓦子张家印”的署款，中瓦子为南宋临安府街名，故确定其为“南宋人所撰”①。不过，根据其书刊于南宋，就认其为宋人所著。证据似显不足、故李...     

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

本文对张锦池先生否定吴承恩对《西游记》的著作权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本文认为，《西游记》的主旨在于高度弘扬主体人格的同时又要求人格的自我完善，而这一思想明显来源于明代心学思潮。以此为前提，本文考察了吴承恩与心学人物的交游和《吴承恩诗文集》的主要创作倾向，明确了吴承恩与心学思潮的联系，从而在一个方面肯定了吴承恩的《西游记》著作权。     

论《六一诗话》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在表面自由随意的随笔形式下,潜藏着较为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包含着欧阳修晚年对于诗歌创作和欣赏的用心思考,也贯穿着欧阳修重实录信史的史家精神。它的文学批评价值绝非"资闲谈"三字所能掩。     

从历史到神话——玄奘取经与《西游记》

在以往的《西游记》研究中,对于玄奘史实与小说的关系,以及玄奘史实在小说成书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玄奘史实之最终衍变为“神话”,究其原因,是由玄奘事迹本身的超一般想象、宗教题材的神秘性、民间传播渠道的调制三端所共同促成。而《西游记》小说中的游戏色彩、诙谐滑稽特征、取经主人公与实际主角发生错位等特征也是在不同程度上,经过民间渠道的传播后所打上的历史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