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陆克文—吉拉德政府难民政策改革述评

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接受难民传统的发达国家,也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签署国,曾为国际难民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后冷战时代以来澳大利亚难民政策逐渐紧缩,尤其是2001年"太平洋解决方案"的出台,造成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继任的陆克文—吉拉德工党政府执政时期,澳大利亚难民政策进行了一系列人道主义改革尝试,却也使得澳大利亚难民问题解决陷入了新的困境。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种范式视角看难民问题两难困境

目前,难民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长久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因为其面临着人道主义和国家安全的两难困境。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观点来看,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控制进入本国领土的人口;而从理想主义观点来看,人的基本权利应该优于任何国家利益的政治考虑。这两种观点构成了难民问题研究和难民政策制定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论基础。理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观察各国难民接收政策的逻辑,并对我国的难民政策制定有所借鉴。     

美澳欧海上难民问题的治理策略及困境

外部化政策是目前世界大多数主权国家和区域行为体解决海上难民问题的主要策略,其中以美国、澳大利亚和欧盟最具代表性。美国的域外战略具有全球覆盖性;澳大利亚的离岸拘留制度主要倾向于在境外周边设置难民营;欧盟的欧洲堡垒制度将欧洲地区视为一个整体,制定统一的难民政策处置难民。三者的政策在实施范围、实施方式和实施效果上都略有不同。这些政策实施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及主权国家侧重本国国家利益。新冠肺炎疫情使传统的外部化政策面临难民与难民目的国的冲突以及全球化与国家边境矛盾的挑战,其解决需要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并重。     

《阿姆斯特丹条约》与欧盟难民政策的发展

<阿约>强调了在欧盟层面协调和一致化移民及难民政策的必要性,并创建了难民基金、确立了难民遣返政策等一系列欧盟层面上的共同政策,为欧盟共同难民政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制度框架和基础.     

中东地区与中国对难民问题治理的比较研究

难民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中东地区面临着复杂且形势严峻的"难民海啸",中国也遭遇了大规模"难民潮",难民保护和治理难度很大,严重影响地区稳定发展。难民问题复杂,牵涉较广,影响深远,需要国际社会和国家政策多层次、多领域协调合作、共同治理。对涌入中东地区和中国的难民现状、难民治理进行结构分析,并加以比较,从而提出双方治理的经验和启示,有助于推动双方难民治理迈上新台阶。     

韩国《难民法》述评--兼论对我国难民立法的启示

韩国《难民法》在形式上属独立于《出入境管理法》的专门法,其内容体现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护的价值理念。韩国《难民法》为我国正在进行的难民立法活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鉴于一般的出入境管理事务与难民事务在目的和性质上的不同,我国应借鉴韩国《难民法》的立法经验,制定一部以难民的人权保护为主要目的、在内容设计上注重体现正当程序要求的独立的难民法。     

德国开放性难民政策:理论意涵、阶段特征与经验启示

开放性难民政策反映出德国上下对待难民问题的认知态度,体现为一系列政策措施,并融入在处理难民问题的国内与国际法治理体系中。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酝酿、制定实施和逐步调整若干阶段。就我国而言,吸取德国经验教训,采取审慎开放态度有步骤、分阶段的实施难民接收政策,完善难民救助机制、构建难民治理法治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将有助于构建完善我国的难民治理体系。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为目的,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制定了难民移垦政策,力图通过建立垦区、垦社,将难民移送到后方开垦荒地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增加生产。总体看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移垦政策是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一大改进,体现了社会救济主体的转变和国民政府救难重心的转移,也为战时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作了贡献。     

基于国家分类的欧盟难民与恐怖袭击关系研究

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的恐怖袭击明显增加。关于难民与恐怖袭击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各界讨论的焦点,由于欧盟各国的难民政策不同,从国家分类的角度探讨此问题更有助于认识欧盟当前的困境。本文以各国的恐怖袭击次数和避难申请人数为依据,对二者进行相关性分析,再针对相关性较高的国家引入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筛选出部分变量进行回归建模,最终德国和瑞典的避难申请人数通过了模型检验。根据实验结果,对难民采取"欢迎政策"的德国和瑞典两国的难民问题都导致了恐怖袭击的持续增加,而其他国家则不然。由此可知,由于欧盟共同庇护体系的缺陷和成员国观念的差异,德国和瑞典超负荷接收难民,导致安全局势恶化。因此,欧盟需要反思难民危机凸显出的"一体化"弊端。     

论日本的难民甄别制度

日本难民甄别制度的建立始于1981年《出入境管理与难民认定法》的制定。虽然该制度明确了法务大臣在难民甄别事务上的权限,规定了难民甄别的标准和程序,但同时也因存在一系列问题而导致国会于2004年对《出入境管理与难民认定法》进行了修订。此次修订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既存的难民甄别制度,但是,与国际标准及先进国家的实践相比,日本现行的难民甄别制度中仍存在一系列需要改进的问题。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

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救济措施包括组建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救济法规、动员民间力量救济和奖励空袭救济人员.在具体的空袭救济中,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收容、医治难民,并向难民发放急赈和小额贷款.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的不足、救济力量的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     

关于“环境难民”定义的研究

最近,气候变化移民问题越来越普遍,引发了更多关于对环境变化的理解和思考。文章将描述环境难民定义的发展,并考证其在目前关于难民定义辩论中的位置,最后在综合各种重大根本问题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推动办法。环境难民问题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根本问题。     

论清代对灾后流民的防范和安置

清代对灾后流民的预防大体可分为未赈之前和已赈之后两种情形，其办法是劝告和清查户口，但由于救济不力和人口的压力，灾民外流的现象仍很普遍。为了让灾民尽快回原籍恢复生产，清政府采取了资送和留养的政策，对那些愿意回籍的灾民给予一定的费用，由官府派员护送回籍；对那些一时难以回籍的灾民先留养再资送。由于大量无业流民冒充灾后流民领取资送和留养费用，再加上有些灾民回原籍后仍会复出，致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乾隆皇帝曾经想废止这一政策，但各地对流民的资送和留养并未真正停止。     

略论汉代的人口增殖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汉代统治者在王朝建立的初期,面对经济的残破和人口的锐减,颁布和实行了人口增殖政策,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人口的增加,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加剧,在汉王朝的中后期产生了过剩人口,出现了流民问题,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汉初的人口增殖政策也就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     

肯尼迪政府对华和平演变政策及中国的反应——以人权外交为中心

和平演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肯尼迪政府时期是实施这种政策的重要阶段。文章从介绍肯尼迪对华和平演变思想入手,重点论述了他以大陆逃港者这一所谓"难民问题"为由对华采取人权外交,试图挑起中国内乱,和平演变中国。中国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正是由于肯尼迪政府依旧采取对华敌视态度,加之中美两国对人权的不同理解,肯尼迪尽管有改变前任僵硬对华政策的考虑,但两国紧张关系却未能明显缓解。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难民乡"问题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创造性地制定政策,安置国统区难民的做法,对于我党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能力,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汉代"亡人""流民"动向与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进步

汉代"亡人"的存在背离"编户齐民"理想社会组织秩序。作为行政管理者难以控制而实际上长期存在的社会人群,"亡人"的活动往往促成了生产技术和文化礼俗的自然传播。"亡人"的数量和流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若形成规模,也可能导致"流民"运动。分析汉代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进步的原因,不应当忽视"亡人"和"流民"的积极的推动力。     

清末民初黑龙江讷漠尔河难民移垦始末简

清末民初,在黑龙江讷漠尔河地区,由政府主持,曾有过两次迁移关内难民移垦的现象,两次难民移垦之结局迥然不同,为今后难民移垦提供了引以为戒的教训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关内难民移垦定居于东北地区,既可以安置难民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又可以充实边疆而成为移民实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之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