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生活及其主体性品质

公共生活视角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切入点。公共生活哲学认为公共领域乃是私人领域中关注公共事务的自主性行动,主要是通过不同语言形式的交往沟通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方面是传统的公共生活被不断蚕食和解体,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不断介入传统的私人领域,从而使公共生活的基本品质——个体的主体性逐渐丧失。公共生活中的个体主体品质是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质素。     

公共生活与理性

现代化之所以比前现代社会更需要理性,首先是在科技理性能提供一种动力和手段的意义上说的。在这个意义上,科技理性在中国仍然是非常缺乏、因而需要大力提倡(而不是倡导批判)的,这无庸讳言。同时,现代化对理性的需要也因为它比以前需要更大规模、更高标准和质量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秩序的构建和有效运行需要更多的理性力量无论是就公共机构来说,还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个体来说,都是如此。其实,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政治中握有权利的个体其行为选择并不是很按理性行事,而是与市场经济中优先考虑自我利益的个体一样,把自己和自己利益集团的政…     

政治认同及其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分野

政治认同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由于在政治认同形成的基础、途径等方面的差异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了两种对应的政治认同观。这两种观点可归纳为 ,以理性选择和个人自由为基础 ,通过个体认同达到政治认同的理性理论以及在民族情感和个性自律的基础上 ,通过民族认同实现政治认同的情感理论。面对 2 0世纪后期出现的政治认同危机与偏移 ,罗尔斯试图用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整合上述观点以完善政治认同理论 ,他认为在竞争性社会多元环境中 ,人们惟有借助公共理性在公共领域形成观念重叠和政治认同 ,才能实现理性而公正的和秩序良好的民主社会。     

社会持续发展需要理性化的公共权威

社会持续发展需要理性化的公共权威行政学院教授、博士周光辉处于变革时期的中国．一方面整个社会呈现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也孕育着各种危机。从政治的角度看，最大的危机就是公共权威的流失。所谓公共权威，主要是指政府的权威，也包括公共意志的象征，如法律、...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政治文明的主题:人类对合理的公共秩序的追求

对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而言 ,秩序都是最为基本的价值 ,正是有了秩序 ,人类的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从功能的角度分析 ,政治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为了维系人类的公共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价值的角度说 ,政治的首要价值目标就是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建立有效的秩序。政治文明的性质规定了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和方向就是建立一种合理的公共秩序。政治的文明化过程 ,实际上正是人类一直在努力逐渐脱离野蛮、抛弃动物世界中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过程 ,而这一目标正是通过建立合理的公共秩序来实现的。合理的公共秩序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 ,是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文化公理相一致 ,并以社会大多数成员自愿合作和普遍承认为基础所形成的秩序。关于合理的公共秩序的观念和标准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     

论地方政府公共危机预防能力建设

21世纪以来,我国已进入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阶段,公共危机呈现高频发生的常态。而公共危机管理的实际事例证明,公共危机重在预防。在公共危机预防体系中引入了风险管理的概念,并对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预防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预防能力的途径。     

媒介技术带给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风险——基于社会时间概念的反思

从社会时间概念对建制化的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进行反思,无论是法律规章的刚性界定,还是学界的义理辨析,当前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系以工业时间和管理者为中心的危机管理思维的延伸,而数字技术给虚拟空间的个体带来了时间上的个人可欲与无限可能性,解构与重塑了突发公共事件中追求的相关治理主体。作为反思的结果,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与学理辨析亟待跳出危机管理层次,将“前治理”作为在新技术语境下重新阐释和分析突发公共事件治理理论的补充性概念。     

超越现代性的两条道路:马克思与阿伦特

马克思和阿伦特都是现代性的强烈批评者.在马克思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资本统治”,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个性和自由的“人的异化”;而在阿伦特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技术控制”,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公共政治自由空间的“世界异化”.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阿伦特走的是一条单纯“复归政治生活”之路,而马克思则走的是一条彻底“变革生产关系”之路.比较而言,马克思的道路更为究竞.     

网络环境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公关研究

从近年来诸多案例中可以看到,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公共危机公关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会在一线行政机关也就是地方政府的身上集中体现。而在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网民数量多达6亿的新媒体时代,政府在公共危机公关中暴露的任何问题,无疑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导致政府公信力、权威性受损。因此,针对网络环境下政府公共危机公关存在问题及其成因进行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便成为了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     

走向一种实践的共同体文化:公共性视角下现代人的价值理性期待

共同体的生活并不意味着相互之间生活的彼此妥协,而是意味着让每一个成员都能够过上有价值的生活。我们要追问的不是要在多大限度上来实现共同体,而应当是在共同体所暗含的公共价值中如何培育个体的共同文化的理性信念与公共品格,如何让公共生活领域走向一种具有文化价值的共同体。共同的文化理性信念和公共品格还意味着一种对现代社会的整合性认同,推崇人类社群交往的差异共识,而这种认同和共识,并不是外向的诉求,而是内向的圆融,是每个人个体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态度的选择,意味着对一种文化的良性秩序、公正的伦理道德、合理的价值意义的公共生活、情感世界的建构。     

走出官僚制困境

官僚制是作为19世纪初就盛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共管理模式,它在工业社会时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以来,官僚制在新科技革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进一步复杂化的情况下已经显得不太适应了.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限制民主、效率低下、压抑个性、应变能力差等弊病不断地凸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因此,走出官僚制的困境,对官僚制的改革不可避免.     

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互动机制探析

追求"善治"的实质就是公共生活领域由政府与公民进行合作治理.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决策必须广泛而深入地吸纳公民政治参与,并让公民的政治参与贯彻到政府决策的全过程.为此,建立和完善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的互动机制势在必行.     

阿伦特行动视域下的政治危机探寻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一生关注点在行动领域,可是随着现代性的兴起,行动领域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现代劳动全面侵占公共领域,人沦为动物物种,失去了崇高的行动生活。极权主义的肆虐是现代性危机的典型表现,直指现代政治的危机。平庸的恶是阿伦特对政治危机的独创性的考察,是现代伦理的困境。无论是现代的人之境况、极权主义还是平庸的恶,都意味着行动领域危机的必然出现。     

公共健康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近年来不断爆发的公共健康危机,将人类建立在经济发展和医学进步之上的盲目自信击得粉碎.公共健康危机说明,健康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样制约着现代社会的生活形式与价值取向,并提供调节具体社会环境的道德秩序,因此"它在突发灾害和风险面前将以决定性的功能压倒一切,成为各种利益的核心:它不仅刺激了我们的生命警觉,而且刺激了我们的制度警觉和政治警觉[1].     

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的情景分析

公共危机中必然需要政府协调。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因为其特殊情景性,在协调形式、协调内容等方面存在特殊性,这取决于危机周期和危机危害程度,同时受政府协调结构分化的影响。公共危机爆发后,政府协调启动,公共危机危害程度决定了政府协调程度,同时政府协调程度也随着公共危机周期的演进而变化。政府协调各主体的组织结构差异和运行结构差异影响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在目标和手段、权利和权力、信息和资源等层面形成的互动关系和行为模式。这一切构成了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的内容。     

公共危机与价值失范

公共危机不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但以往的学术界对此未给予一定的关注和重视.该文从公共危机的定义和表征入手,对其产生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做出判断,认为正是由于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价值实践思维的混沌,即价值失范引发了广泛的公共危机。并在此基础上,以回到现象本身、关注意义构成态度为宗旨的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对公共危机与价值失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认为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在突发事件中缺乏对环境因素、构造因素和认知因素的变化与适应,并进一步指出要化解和预防公共危机所需重建现有价值体系的原则和要点。     

浅析公共危机中的集合行为

<正>公共危机是指一个事件突然发生并对公众正常的生活、工作以至生命财产构成威胁的状态。目前我国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造成极大的社会损失,而集合行为往往会进一步恶化事态发展。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面临各种危机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因此,适时加强公共危机中的集合行为治理研究,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化解机制

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点。公共危机的发生有潜伏期、突发期、持续期、善后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与政府职能息息相关,政府公共危机化解机制的建构是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研究日益横行的社会公共危机的特点,正视在我国构建政府公共危机化解机制的紧迫性,全力推进政府公共危机化解机制建设,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知识管理框架下的政府危机信息管理模型

危机影响过程就是危机信息活动与演化过程。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往往存在信息和知识不能共享的问题,信息缺失、沟通断裂、决策失误是导致公共危机产生、演变的重要原因。危机管理的核心就是对危机信息的管理,以信息管理支持危机管理的全过程。文章在提出知识管理框架的基础上,整合多重信息技术,为政府危机管理决策支持系统收集、分析、管理信息提供借鉴。同时建立危机信息管理的数学模型和价值选择模型,以引导危机管理者和危机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