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多数”与“少数”正义的和谐态势——现代社会转型与宪政民主体制的解读

随着现代社会转型的纵深发展及法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我们需要逐步消解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为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少数人利益诉求得到考虑并被认真对待，故我们开始转向宪政和法治，通过重新审视民主、宪政和“多数至上主义”，剥解出一些深藏其中的问题，以求通过宪政设置一些实质性和程序性的路障，达到防止岁数统治已经展现或至今仍潜伏着的流弊，寻求社会中“多数”与“少数”正义的和谐态势。     

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与宪政之发展

在宪政学的视域中 ,涵摄民主人权等多维法治价值的宪法乃宪政或政治现代化的规范基础。而在社会生活的非平衡变迁中 ,基于宪法之政治现代化或宪政现实凸显了宪法价值的内在张力 ;尤其是民主与人权的冲突表征为多数人统治及少数人权利的漠视 ,其间的疏解则假借宪法政治的发展而实现对多数人权力之制衡与少数人权利之保护 ,促使现实宪政理想化     

民主的"多数"原则刍议

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长期以来人们将多数原则视为民主的本质.但是,民主又不是简单的多数原则,多数原则的适用也有一个度的范围,多数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概念,而是一个涵盖数量因子的质的概念,"少数"人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     

论少数人的权利

少数人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份子,理应享有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并不因任何多数的意志而改变,这是人的内在伦理价值所决定的.在实然层面上如何解决、取舍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理论上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理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提出了"利于最少受惠者"的理论,实践中也存在绝对民主与宪政民主两种不同的运行体制.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具体机制应该以罗尔斯的"利于最少受惠者"思想为理论基础,必须建立在宪政民主的宏观政治体制之上,秉持"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原则.     

论自由的边界——对《论自由》的一些思考

密尔在《论自由》中主要思考了社会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通过分析证明社会权力运行遵循"多数决定制",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必然侵害"少数人"的利益,导致了"多数人的暴政",所以个人必须拥有社会自由,才能对抗"多数人的暴政",才能保护并实现个人利益;也指出了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之间划出一道边界的原则:即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无关的领域即是社会权力不可侵犯的领域,就是个人的社会自由领域,并且驳斥了各种压制个人自由的理由,为此进行了精彩的辩护,肯定了自由对个人的重要性。     

传统民主的缺陷及其矫正

传统的聚合民主注重公民的政治参与,忽视了公民参与的力度和效度,协商民主更强调通过沟通、对话和辩论等方式,保证公民参与的意志渗透和利益表达;传统民主基于"性善论",推定人民能够在理性的昭示之下作出合理选择,免不了多数人的暴政、事实上的少数决当选和民主的赤字;传统民主的缺陷导致了权利与效用、群体间的包容与排他、公民间的平等保护、群体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集权与分权、政治资源的集中与分散等方面的功能障碍。针对传统民主的缺陷和困境,宪政论者主张:以规范建构锁定民主的基本价值,以权力限制防堵多数人的暴政;协商民主则提出:(1)公共领域的二元互动补充宪政矫正的无能,(2)多元理性的公共协商有利于保护少数人,(3)竞争性话语体系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公民参政的能力和兴趣。     

论“公民不服从”对现代法治国家的积极意义

"公民不服从"与民主、宪政、法治、支持政治权威等现代法治理念在根本上是契合的,并起着积极作用。"公民不服从"有利于抵制"多数人暴政",能够促进法律不断更新和完善,是宪政的内在要求,不服从者对执政党的权威是认可的。     

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宪政原因:宪政理论的非本土化与实际国情的冲突导致"三农"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中的缺位;失误的宪政变革导致中国农民与现代化绝缘;宪政值取向的扭曲导致中国社会由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进程大大延缓.解决"三农"问题的宪政之路在于把"三农"问题入宪,确立其在国家宪政战略中的应有地位,制定完整的涉农法律体系,全面保障农民的自治权、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权、自由发展经济权、农地权、产品自由流通权、经济服务权、财务金融权、独立的私有财产权、政治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社会人格权等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避免立法、执法、司法及行政行为对"三农"利益的损害,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认清宪政及宪政民主问题的实质

目前,从研究西方的宪政转而公开要求中国实行宪政的观点在学术理论界很盛行。一些人不仅以西方的宪政制度为样板,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实践,而且大肆宣扬宪政是代表人类政治文明主流的"普世价值",宪政制度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要以实现宪政为目标,通过宪政改革使中国成为一个宪政国家。与此同时,我国在发展社     

联邦主义的和平宪政诉求——“国是会议”与“国是宪草”评述

民初在国家混乱之际,部分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热心,决定在上海召开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会议,共商国是。上海"国是会议"得到了全国各地社会团体的支持,并且通过了"国是会议宪草",为国人描绘了一幅组建联邦国的政治蓝图。国是会议反映了地方精英和平宪政诉求,"国是会议宪草"部分内容后来也为国家正式宪法所吸收,从而在近代宪政史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走出民主观念的五大误区

对民主观念的理解我们要走出以下五大误区:民主不是"为民求主"、"为民作主",而是人民作主;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而是多数尊重和保护少数;民主不是否定个人,而是弘扬个人;民主不是只讲权利,而是也讲义务;民主不是追求最优的求全机制,而是保证满意的纠错机制.     

《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序

《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一书将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历程结合起来考察,在沈钧儒研究中不失为颇具开创性意义的学术举动。作者帮助读者"知人",也在尽力论世,指出,西方原创性的宪政传统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的宪政民主却是"富强为体,宪政为用",不同的文化范式与现实需求决定了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发展逻辑的特殊性。     

论民主的弊端

民主制真正的弊端只有一个：民主制所固有的多数裁定原则无法避免自相矛盾的、非常不合理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多数裁定乃是无奈的选择,因为非多数裁定（一人独裁和少数裁定）不但与多数裁定一样无法避免自相矛盾的悖论,而且必然导致更加不合理、更加严重的错误,多数裁定是最不坏的原则。更何况,多数裁定虽为民主制所固有,却不是民主制唯一原则。民主制还可以存在避免多数裁定弊端的原则,如补偿和保护少数原则、协商民主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和宪政民主原则,等等。因此,民主制分为两种：一种是接受避免多数裁定弊端的原则限制的民主制,可以称之为“宪政民主”,这种民主制虽然固有多数裁定原则却能够避免其弊端,因而堪称白玉无瑕,是“唯一好”的政体;另一种是非宪政民主,这种民主制不能避免多数裁定的弊端,因而堪称白玉微瑕,是“最不坏”的政体。     

意识、事实与宪政:梁漱溟宪政态度的转变、原因及启示

梁漱溟对待中国宪政的态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从"梦想立宪",即认为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救急仙方"到"不附合、不参加、另探索",再到积极参与宪法的制定、修改,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再三强调宪政限制王权的作用。梁漱溟宪政态度第一次转变的原因,是"由意识到宪政,最后形成事实"转向"由意识到事实,最后形成宪政";第二次转变的原因,是"由意识到事实,最后形成宪政"与"由意识到宪政,最后形成事实"的结合。梁漱溟宪政态度转变及原因,对建设有中国特色宪政的启示是:对宪政内涵有新认识;认识到宪政是"治国之策"而"非强国之策";高度重视宪政建基的"事实";掌握宪政建设的路径。     

"海选"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海选"其实质乃直选,给选民以真正的"自由",选谁不选谁由选民自主决定,政府机关不指定候选人.本文从宪政建设角度,法治建设角度,法律文化环境培育的角度先后解读"海选",探析"海选"的实践意义与启示作用,并对"海选"在民主政治建设领域作出展望与规划.     

论和谐社会的政治制度根基——宪政民主

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从制度着手,其制度根基在于宪政民主制度.宪政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强调法治秩序,实现公权与民权的平衡,民主与法治、自由的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协调,多数人的自由权利与少数人的自由权利的协调发展,从而使社会的政治制度安排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政治制度的保障.只有政治上的制度安排达到一种和谐和均衡,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辩护权的宪政根据

人权保护和事实发现不能直接地有说服力地回答辩护权存在的根据。从宪政的视角看,辩护权的理论根据在于基本权利的保护和多数人对少数人暴政的防范。     

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两委"模式构建探讨

和谐的"两委"模式,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政治工作,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建设。由于"两委"关系涉及国家宪政层面的问题,涉及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国家不大可能对此做出重大调整,所以我们在探讨和谐"两委"的构建时,针对性较强的就是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通过修改相关的法律、条例,制定有关实施细则,优化"两委"职权配置,健全村民自治运行机制,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独辟蹊径:面向底层生活世界的宪政路向——梁漱溟宪政思想初探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梁漱溟先生关于宪政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具有契合时代与国情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梁漱溟是从儒家的特有的"生活世界"来思考和探索宪政的深层而又紧迫的道路问题的,其宪政路径选择可以概括为:面向底层生活世界的宪政路向。这种宪政模式或者路径,其主要内涵包括着眼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培养团体生活习惯,养成社会"新礼俗"等方面,具有较为丰富和充实的内涵。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征、超越中西功利主义之争、超越工具理性局限、坚持宪政运动的实践性。梁漱溟这一宪政思路,对于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推动宪政民主进程,具有重要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意义。     

19世纪西方法律体系中制约“多数”的成就与局限

多数人统治如果缺乏制约,极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建立制约多数,保护少数的尝试从未间断。19世纪西方国家在以往的基础上,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上确立了意在制约多数,平等保护少数的原则,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扩大其保护对象的范围;然而,这一范围还是片面的,局限的。导致这种局限的主要思想根源是"民族优劣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无论如何,这些成就和局限都应该是当今评判和完善少数人保护法律机制的重要的历史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