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莫言《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蛙》等作品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大都比较独立、勇敢甚至彪悍,所描摹的大自然充盈着灵性和神性,这一切生动地诠释了其生态女性主义的大格局,解构了被异化了的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压迫与被压迫、主导与被主导、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关系,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认知。莫言“脚踩大地”的生活阅历、“仰望星空”的浪漫主义情怀、经历的社会文化运动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苦难激发了其对大地伦理的思考和对人性的审视。莫言的作品探讨了跨越国界的普世价值,把中国文学的气度推向了世界,增强了国人的文学与文化自信。     

历史与人文的悖论——评莫言的小说《蛙》

《蛙》真实地再现了新中国计划生育工作这一关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丰功伟业和普通百姓个体生存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展现了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悖论.在历史和人文中的痛苦徘徊所形成的张力使得《蛙》具有了丰富深刻的思想艺术内涵.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追求

在人的文学和自然的文学都失去了精神生命的衰落时期,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以它特有的方式再次连接起文学史和人类精神史中断的脉络,并且重新思考在生存意识充满危机的今天,人是否可以回到自然生态,藉此实现自身的救赎,拯救文明异化的迷惘和病痛.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出现,给后现代语境中的消费文学和时尚文学,以及危机四伏的现代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自然伦理、大地伦理和生命伦理的重新发现和确立,给人类的现实生存,以及精神生活带来了一线曙光,一种新的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形态和价值理念,正在生态作家笔下缓慢形成.生态文学通过现实批判、生命关怀和人性剖析三个维度,努力建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在的终极理想.     

民族叙事与女性话语——越南阮攸的创作及《金云翘传》的经典

《金云翘传》作为越南民族的文学经典,是诗人阮攸对中国青心才人所著同名章回小说的移植和改创。在《金云翘传》中,凝结了作家主体精神对越南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命运的思考与探求,整个叙事是民族叙事与女性话语的有机融合。翠翘形象是越南民族母道信仰和女神原型的再现,蕴藉着牺牲与救赎的深度模式。《金云翘传》的经典化及其在民间社会广为传播,使得这一作品已经内化为越南民族的审美意识,彰显出越南文学民族化的独特轨迹。     

诗性表征与伦理诉求——当代民族文学中的动物形象探析

动物形象是当代民族文学,乃至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尤其是当代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形象。其创作理念、伦理价值都实现了本土化与世界化的融合,在文化意义上,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文化地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全球化产生了积极的反影响作用,并体现出独特的诗性魅力和伦理价值。     

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

五四儿童文学的历史生成是与中国的现代转型紧密关联的.认同危机内在驱动了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寻找和建构国家形象的文学实践.儿童本体的书写折射了中国现代作家对现代中国历史及民族“新生”的思考.在西方形象与古典形象的双重他者的制导下,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体现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融合与冲突,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价值重建与意义重构.     

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 建构与价值观念传播

文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知识传承者和道德守卫者的角色。中国文学中有大量由文人创作、刻画文人形象、表现文人生存状态和人生理想的“文人主题”作品。通过对《儒林外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人形象在英语世界的建构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中国文人形象的建构是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抓手，对传播中国传统和主流价值观念具有示范意义。     

莫言《蛙》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互文性研究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杰作,他为世界文学和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觉醒做出了独特贡献,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莫言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蛙》是他历经四载潜心而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将人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转变深刻地挖掘出来.两位作家的作品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但有不少相似之处.两部作品的互文性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阐述: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以地域性特征为基础的写作手法、以个人-民族式表现生活的层次手法、生殖崇拜、尊重女性、悲剧色彩和"时代-文化转型".     

新移民文学的形象塑造与主题超越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使新移民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文化形象.新移民文学一方面通过对"刻板化形象"的解构与"世界公民"形象的重构来摆脱"东方主义"话语的束缚,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根"意识的追索与终极关怀的探求实现了其自身对主题的超越,从人性的角度对人类的共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蛙》:生命的文学奇葩

《蛙》是一部讴歌生命的文学奇葩.它以原创、新颖的艺术形式和富有个性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学语言,成功地创造出万心(姑姑)“这一个”世界文学史上的新的女性典型形象.书信体、小说、话剧三种文体互换、多层次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独特的艺术结构.作品是作家生命的聚光镜,《蛙》的成功标志着莫言在向世界文学峰巅的攀登上又跨...     

小人物与大历史--莫言《蛙》中的底层人物书写及价值

莫言的《蛙》透过新中国60年的乡村生育史探求“人”的生存本相,塑造了众多底层小人物。在书写他们的命运和遭际的同时,莫言表达了对“人”的探讨,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反观莫言30年的创作,他坚持把小人物置于大历史背景下来探讨人性,思考人生,其书写的发生学机理源于他的人学观、文学观,“恋乡-怨乡”的文化心理与乡土经验。然而,无论是言说苦难的方式还是批判现实的力度,《蛙》中的底层人物书写均在莫氏人物谱系中发生了嬗变,构成其独特性。     

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关于中国的审美想象与建构,它是作家在不同时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个性化的形象认知。在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由于受西方强势文化的裹挟和影响,中国形象的本土观照主要表现为自我异质化与自我幻象化。而从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形象不仅存在自我传播的泛政治化问题,而且还存在他者传播的结构失衡性问题。为了在全球化语境下更好地重塑中国形象,当下尤其有必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这三方面的关系。     

母狮、猎人与女性的命运共同体——《母狮的忏悔》文学伦理学解读

米亚·科托的小说《母狮的忏悔》是一部为莫桑比克社会边缘女性发声的小说。科托在小说中以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库鲁马尼村子中不可调和的人兽冲突,表达其关于人性与动物性的思考,继而通过展演具有多元伦理身份的女性遭遇的生存伦理困境,批判父权制对女性的剥削与压迫。结合小说创作的历史语境,以“文学伦理学”为切入视角,探究马里阿玛是如何突...     

中国电视剧传播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中国电视剧承担着传播文化,传达国家意志的作用,在国家的软实力建设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中国电视剧应以传播国家意志以及文化娱乐方式提高国家影响力,从而让世界观众在审美愉悦和情绪感染中领略到中国崭新形象与精神风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之相关策略包括对内增强文化自主创新能力,用优秀的电视剧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对外制定适当贸易保护政策,开展多方位海外推广营销策略等.     

论文学作品中人性自由的表达

通过对《形象叙述学》一书的学习加之自身的思考,我认为,只有在文学作品中能够用自由的心境表达出人性的光辉自由或能从反面揭示人性自由的泯灭,才能部分地体现文学的价值,小说中形象的构建同样也是为了某种自由思想所服务的。     

中国国家形象新媒体传播的问题与对策

新媒体技术促使国家形象传播变得更加多元化,然而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存在不少问题:对内传播多且对外传播少、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曲解与误传、不善于利用新媒体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分析认为其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媒体占据着世界传播市场的主导地位、通过新媒体对外传播国家领导人形象的意识不够、国内与国外新媒体之间的联系受到一定的限制。分析表明:充分利用新媒体病毒式传播方式,加强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重视传播的国际化视角,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大胆邀请外国媒体,多渠道宣传中国形象;多借助新媒体渠道进行对外传播国家领导人形象;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巧用新媒体,掌握对外传播的舆论主导权。     

民族的寓言：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的冲突与融合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靠本民族自身的纵向积累与进步,及其与世界各国外来文化之间的横向交流而得以发展壮大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倡世界文学理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与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与库切,其作品《蛙》与《耻》均通过描写生态环境现状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冲突与融合,折射出社会现实与人文关怀。莫言的《蛙》,通过讲述作为乡村医生的"姑姑"所推行的新法接生与计划生育,反映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的故事,实际上却是批判性话语的婉转表达。给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约束者以启示,对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人文关怀的生存方式的反思与探索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同样,库切的《耻》通过描写大学教授卢里因绯闻被学校开除和女儿露西在农场被黑人强暴的事件,展现了殖民主义给新南非人民带来的身心痛苦与生活困境。同时,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也都在努力为后殖民社会的和谐重建、友好共存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本文试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学寓言性的视角浅析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关于人如何救赎的问题。采用詹姆逊的寓言理论试图阐发作品中隐含的文化意蕴,将人的罪恶与救赎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进行考查。从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故事表层上看,均表现了人们的赎罪心理,两部作品具有深刻的寓言性。詹姆逊关注寓言对当代的作用,而小说《蛙》与《耻》则通过讲故事给人以启示与反思,人们都在共同努力为民族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有益的尝试。同时,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诗经》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教科书"身份的探讨

《诗经》域外流传十分广泛,在日本影响尤大.对于身在域外的《诗经》,其身份是汉籍、是儒家经典,这毋庸置疑.但考察日本江户时代的《诗经》,我们发现它在唐通事和藩校教育中,都曾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在语学、儒学及文学等方面成为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范本.《诗经》所涉内容与中国、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相关联,因此,《诗经》拥有着"中国教科书"的身份.在"教科书"视角下考察以《诗经》为代表的域外经典汉籍,更有助于我们思考并清晰地认识中华文化流播海外并参与构建异文化的过程.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近代中国"少年"与国家形象发生联系,本质上不再是一个年龄范畴,而是一个历史、政治和文化概念,隐喻一个朝气蓬勃、革新进步的"少年中国".近代中国"少年论述"的兴起,源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更源于近代中国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近代有识之士通过文学翻译或创作,将"少年"与新民、新国、民族复兴等意象联系起来,参与近代中国"少年"的精神世界建构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路径和影响因素

与外国文学的译入相比,中国文学的译出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和传播,反观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名人推荐、影视剧作、大众传媒和非翻译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影响传播的因素包括译入语国家对外来信息需求的迫切程度,译入语国家对于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和敏感程度,译入语国家对源语国家信息的熟悉程度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文学的译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产出不同难度、不同形式的译本,加快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