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科举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早在宋代即为人明确提出,此后历代论者又不时议及。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对此问题做过精辟的研究。要较全面而具体地了解唐科举制及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这两部书是首选的必读之作。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文禄于《文脉》卷二亦谓：“唐以诗取士,盛矣。”严、王均认为唐代因科举需试诗,从而引起唐诗之盛。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进而提…     

晁迥与宋初文学

晁迥是宋代文学世家晁氏家族的奠基人,早年写作白体诗,同时又追求一种“洪丽”、“雄富”的文学理想;他与杨亿是志同道合的僚友,其西昆体诗折射出他“修洁”的人格情操,是当时宫廷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其漫长的文学活动经历了宋初主要的文学浪潮,基本上代表了宋初文学的健康发展方向,并且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学界对宋初文学的一般认识;其诗文与时推移,递有嬗变,把他单纯地当作白体诗人或西昆派都显偏颇。     

北宋拯救斯文的三种方式

北宋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由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共同推动的文学复兴运动,三股势力在“道”的旗帜下结成联盟,扫荡五代、宋初的浮艳文风,提倡文学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的功利主义原则,从而使文学与人伦道德、群体理性乃至社会政治紧密结合,促进了散文的繁荣。     

新发现唐朝最早'策学'之作考证

唐初的科举考试,不论进士科、明经科、制科都试策问。为了应对科考,举子习作策论,官员也撰写作为辅导性质的策论,大量策论遂应运而生,从而在唐代形成一种特殊文体———策论。研究唐代的策论,则成为“策学”。时至今日,唐代时务策留存甚少,能够确定的最早的科场进士时务策,为贞观间上官仪之进士对策。至于作为习作或辅导性质的策学之作,有学者认为中唐诗人白居易成书于元和间的《白氏策林》四卷是唐代留存至今的最早策学著作。其实,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唐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策学之作,当属日藏《令集解》中所载唐太宗贞观初魏徵撰写的进士《时务策》,它比《白氏策林》早出一百七十年左右。     

李昉事迹补辨

李昉身经五代乱世,出仕四朝,曾三入翰林,两拜宰辅,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其事迹详载于《宋史》卷二六五的《李昉传》,但对其何年中进士语焉不详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清人吴任臣编撰《十国春秋》卷七五《孟宾于传》主张后晋天福中(936年—944年),同书卷一○八《李恽传》又说为后汉乾祐初(948年—950年)。张兴武先生认为是后晋开运元年(944年)。笔者认为李昉中进士时间应为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即乙酉科考为宜,同榜进士者有名臣王缚,李恽,及李昉好友邓洵美、孟宾于等。其二,李昉对后周旧主颇有君臣之义,对赵宋王朝有一个较长的接纳过程,这也导致他在宋初仕途上颇受颠簸之苦。《宋史·李昉传》只笼统的说:"宋初,加中书舍人。"给人以太祖对李昉一直十分重视的错觉,应予以辨析。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新体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则天因为政治 与文化的需要，一方面广开才路，网罗人才，一方面改革旧章，发布新令，一方面又重视词 臣，奖掖文学，渐渐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诗体文体方 面努力探索，以使得某种体裁定型，成为后世的典范，或对较为陈旧的体裁进行革新，使之 趋于完善。在诗歌方面，有“沈宋体”、“陈拾遗体”、“新歌行体”；散文方面，有刘知 几史传体等。这与当时文人探讨文章的个性有关。这些文学新体对武周一朝的文学发展，乃 至整个唐代文学进程影响很大。     

战国游说与唐人行卷--论策士与举子的进取方式和精神状态

战国策士的游说对后来的唐代士人的政治生活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唐代士人的行卷与战国士人的游说都是人才的自我推销 ;游说所表现的挑战精神强烈地表现在行卷的每一环节。行卷是对游说的一种深层的理解与认同。     

《松陵集》系为行卷而编

《松陵集》系为行卷而编。1.宋刊本《松陵集》卷首陆诗署名“乡贡进士;”2.集中诗作提供内证;3.《〈松陵集〉序》隐含着浓厚的科举气息;4.《松陵集》的编辑方式符合进士行卷的特征。     

明清关中文学环境与“秦风”问题

与汉唐相比,明清关中文学实力风光不再,这主要是由于唐代中、后期以来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使关中失去了往昔的地域优势,文学环境相对封闭,这种境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活力,也会致使文学的传统得以保留,明清关中文学的“秦风”问题就是文学环境相对封闭的一种体现.明清关中士人对“秦风”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弱化的趋势,在文学风格的取舍方面更加多元化.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从选本到教材：《唐宋诗醇》的经典化之旅

《唐宋诗醇》是由乾隆皇帝授意、梁诗正等人编定的一部唐宋六大家诗选。此书贯彻了乾隆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在清代诗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之所以如此，与其较强的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唐宋诗醇》在科举考试中充当着诗题“考试大纲”的角色，日益成为书院教育中必备的“通行教材”。上至翰林、下至普通学诗者，通常将其作为应付科举考试和研习诗学的重要参考，其经典性地位是其他诗选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自成书时起，《唐宋诗醇》就开始了经典化之旅，这是由官方追求命题的合法性和大众追求应考的实用性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论露布文体的演变与定型

露布文是中国古代的新闻文体之一.东汉至三国时期,露布文由特殊的制诏、奏章向军事捷报转变;南北朝时期,露布文采用骈文体制,体例成熟;至隋朝,露布文在宣露布礼上被宣读,是对其新闻传播功能的强化.唐宋以后,露布文被纳入科举考试,其创作逐步趋向了时文化.     

唐代僧人与科举

有唐一代,文人因科举而逃禅与僧人因科举而还俗屡见不鲜。相对僧人还俗后的坎坷,道士还俗后确多显荣。随着科举考试渐趋激烈,对僧道还俗应举之事,由唐初的“不问僧俗”,而变为宋初的“贡举人内为僧道者,并须禁断”。唐代僧人除了亲自参与科举考试外,还以种种方式影响科举。唐代试经度僧制度深受科举影响,其中有僧人试经得赐明经出身者。     

科举魁星崇拜源流考论

魁星神作为重要的科举神祇,产生于宋朝,科举制的盛行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文章从＂魁＂、＂奎＂二字字义发展演变入手,对这一崇拜现象的产生源流及原因进行细致梳理。通过研究可知,科举魁星崇拜完全由＂魁＂之字义与科举考试相关联这一意涵发展而来,而不与＂奎宿＂信仰相关。明清两代可见将＂魁星楼＂写作＂奎星楼＂者,二字开始混用,但＂奎宿＂信仰只于这一时期对魁星崇拜进行简单的介入与补充,而并未参与其萌芽与产生。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之论“格”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中经常出现"格"这一术语,南宋科举文批评中作为术语的"格",主要是从文章的方式、方法上进行论述的;元代科举文批评中所使用的"格",更多的则是从文学风格入手,文章学的意义更为突出。元代文学风气影响对"格"内涵的稳定,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文学批评范畴——格调。     

宋初武臣子弟应举入仕论略

宋太祖、太宗汲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兵变频仍的历史教训,大力推行"兴文教、抑武事"政策,通过科举考试延揽文人学士入仕为官,促成了两宋时期"尚文"之社会风俗。在此大背景下,宋初不少武臣子弟也纷纷弃武从文,应举入仕,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宋朝"崇文"的社会风气。     

南宋中后期诗词干谒现象探析

自唐代以来,干谒便成为中国传统交情世态中的常见行为。继唐代的盛行之后,诗词干谒在宋代逐渐衰落。及至南宋中后期,江湖游士的干谒活动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唐人相比,江湖游士的诗词干谒行为呈现出新的面貌：干谒目的从科举仕途转变为钱财谋生;干谒对象不再局限于权贵名流,而是覆盖到整个士大夫阶层;干谒者的心态逐渐由原来的骄傲自信变得谦卑压抑,世人对于干谒行为也给予了不少批评指责。受到科举制度的变化、政治高压与朋党之恶、诗歌地位的变化、礼遇士人的传统等因素影响,南宋中后期的干谒之风兴起,彰显了底层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当时独特的权力制约与文化氛围。     

试论古典文学中的槟榔

槟榔作为南方风物较早在西晋代已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槟榔真正在文学作品中产生影响则主要依托于晋宋之际的刘穆之求食槟榔一事。唐代诗人李白率先将此事写入诗中,为槟榔典故在古典文学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代文人则在创作中从多个角度去阐发刘穆之求食槟榔这一历史事件,将槟榔与人生观、功名观和亲情观等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槟榔这一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蕴藉更为丰富。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槟榔开始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植物学意义到文学意义上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在明代基本完成。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