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转变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又有妥协性和软弱性.大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又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脱离了革命阵营.他们认为,蒋介石南京政府“较旧时代之政府为优”,表示积极拥护国民党这个“唯一之中心势力”.但     

试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中间势力的态度及原因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特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后的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包括农村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内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有时又单指邓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政党和政治团体。 1921年,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背叛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党南京政府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独自举起革命大旗,领导中国人民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亦从国民党反动派的蒙骗中清醒过来,积极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寻求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道路。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     

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的再认识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十分注重从经济关系上分析中国国情。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阶级性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坤阶级的统治”。李立三则认为,“现在南京政府,便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瞿秋白也认为,     

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不断加深,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又把侵略势力深入到华北广大地区。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味与日妥协的政策开始有了转变,并进行了一定的抗日准备。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很不充分,但它却是国民党集团被迫转向抗日的重要行动标志。本文试就此专题作一些初步的评述。     

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思想及其哲学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的行动轨迹表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即白区工作。期间,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毛泽东、朱德等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开创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等苏区,遭到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一次接着一次的反革命“围剿”。白区无疑笼罩着白色恐怖,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环境更为恶劣。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路线错误被纠正以后,早已存在的“左”倾错误增长起来,并且连续三次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都提出和推行了“左”的一套;在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指导上,他们在敌人统治力量强大、革命力量遭受     

“党内合作”形式若干问题之辨析

实行“党内合作”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惟一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党的力量的壮大，为中国民主革命打下了基础。实行“党内合作”形式不是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党内合作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俞论”不是“党内合作”而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依据。我们党和陈独秀所以接受“党内合作”是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在中国指导和运用的成果;我们党和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是因为坚持“党内合作”,而有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从我党和陈独秀来说,主要是由于对形势的分析和对资产阶级力量估计的错误,是重提“二次革命论”的结果。把“党内合作”归结为“二次革命论”是不合适的。     

试评湖南省委在秋收暴动中对“左”倾盲动错误的认识

<正> 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而失败了,数万优秀共产党人和大批革命群众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残暴屠杀的愤怒,也由于我们党的年幼,党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时,没有注意防止“左”倾盲动情绪的滋长,从短短的时期内,党的路线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左”倾盲动主义又迅速在党内盛行起来.“城市中心论”和四面开花式的暴动就是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突出表现.一九二七年九月爆发的秋收暴动,有力地回击了国民     

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苏俄提出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 ,是为其推行“东方战略”服务的 ,完全是为了自己利益 ,不符合中国实际 ,是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磋商的结果 ,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反对这一政策 ,共产国际支持国民党 ,而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强迫和国民党的严格限制 ,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     

国民党虚领下的南京蒋介石政权(1927-1937)

蒋介石南京政府名义上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权。然而在这个政权中,国民党的权力、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却受到有意的制度性限制,远不能达到垄断政权的程度。政府是权力的中心,军事力量也逐步独立于党。从党政关系看,党不敌政;从党军关系看,党不“统”军。     

论战后初期的政学系

抗战胜利后初期 ,国民党内主政的政学系 ,为维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主张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 ,策划和参与了国共重庆谈判、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重大事件 ,使全国范围的国共军事冲突暂时得以平息。这顺应了战后国内人心望治、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历史趋势。但政学系最终屈服于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压力 ,从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的立场全面后退。随后 ,内战全面爆发。     

国民党党营企业与CC系探微

战后国民党党营企业,基本由CC系主导掌控。作为CC系核心人物的陈果夫,长期担任整个党营企业最高管控机构的负责人。CC系骨干亦纷纷成为各党营公司经营决策的核心人物。CC系对党营企业的把控,引发与其他派系势力的角力。围绕党营企业,CC系与国民党内朱家骅系、三民主义青年团、宋子文系等其他派系之间争斗不断。党营企业的派系党争,是国民党派系争斗的一个缩影,并最终与国民党政权一同步入大陆的终结。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与北伐武汉战役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诞生于1925年7月,到北伐战争发动时,发展党员数千人,其领导核心是共产党员董必武、陈潭秋等。它的建立,为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它组织“湖北迎接北伐军特种委员会”等积极配合北伐军解放武汉;它建立的湖北地方政权是北伐军占领武汉的重要成果。     

川陕苏区研究中的“国方资料”使用——从“木门会议”的研究资料谈起

包括木门会议在内的川陕苏区历史问题的研究资料缺乏,这与共产党方面的文件形成和存传、资料收集和整理直接相关,亦与研究资料的视野长期停留在共产党方面而忽视国民党方面资料密切相联。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既可弥补共产党方面的资料不足,又可增强川陕苏区研究的客观性,应该大胆地选择、辨别和使用国民党方面的相关资料,从而将川陕苏区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的纪念

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是一种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载体并存在于一定时空内的群众性的仪式化行为。所有的纪念用的文本话语和行为方式与一定的时空情境相结合,最终体现了中共纪念活动的价值和内涵。抗战时期,中共充分利用媒介宣传和组织动员等方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九一八＂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成为中共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和野心、批判国民党妥协投降政策、表达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中共通过充分发挥纪念活动的激励、教育和导向等功能,不仅凝聚和整合了抗战力量,而且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使自己成为抗战的中心,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和中共自身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探寻抗战时期中共对＂九一八＂的纪念活动,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地方的党团之争——以国民党自贡市党部被毁事件为例

抗战时期的党（国民党）团（三青团）关系是研究国民党战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的盐产区,四川自贡地区国民党地方组织与三青团地方组织之间关系复杂,权力竞争激烈。在一场涉及盐业工人纠纷的事件中,党团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虽然在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央、四川省政府以及自贡市府的斡旋下,事件看似得到平息,但党团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且日益成为威胁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因素。这一事件既反映出党团双方在地方层面的冲突实况,也充分暴露出它们争夺地方政治资源的经常性和残酷性。     

国共和谈中张治中的思想变化及其贡献探析

张治中屡次参与国共和谈,在国共和谈中张治中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中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国民党背离三民主义表示愤慨。促使张治中立场最后转变的原因是中共长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是张治中对中共了解和认识进一步加深的结果,是因为他对蒋介石国民党失望,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所致。张治中为国内的和平停战做出了贡献,重庆谈判期间他为协议达成和毛泽东的安全防卫尽心尽力,解放战争期间他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共产国际与“二次革命论”

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陈独秀在无奈地接受了党内合作形式的国共合作政策之后,不得不同意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与国民党的排挤之下,陈独秀才发表了所谓的具有"二次革命论"倾向的文章."二次革命论"中所表露的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及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的放弃,恰恰来自共产国际,而不是陈独秀.     

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历史考察

通过对抗战时期国共领导权的历史考察,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充分的政治领导权和在陕甘宁边区的全面领导权。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对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政治领导权意义随着抗战的深入而逐渐凸显,促使整个抗战领导权在国共两党间发生了明显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