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明史稿》之《罗汝芳传》初探

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是<明史>纂修过程中留存下来最早的一篇罗汝芳的传文,而且是康熙三十年之前徐元文、万斯同所核定的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之蓝本,而后再演变成徐氏<明史列传>、王鸿绪<明史稿>及<明史>诸本之<罗汝芳传>.这篇传文与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相比,内容已相当成熟,当出万斯同之手.然而,从同卷传主姓氏看,该传却还保留着明史编纂初期"拈题分纂"的特点.由这种内容上的成熟与体例上的幼稚,笔者推测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当是万斯同在审核分纂官所纂初稿时因不满意而自己重新起草的手稿.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赵佑传》的整理及相关问题

天一阁藏<明史稿>中有两篇<赵佑传>,一为草稿,一为誊写稿.通过整理基本可以确定:各卷本清修明史的<赵佑传>均以天一阁藏稿为基础,在史料上没有增加,文字上加以删改;416卷本<明史>与天一阁藏稿的关系最近;天一阁藏稿<赵佑传>内容主要来自<实录>.因此,天一阁藏稿<赵佑传>对于研究<明史>的修撰及赵佑其人均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忠义传》两题

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的第7册与第10册<忠义传>部分,经与国家图书馆藏万斯同416卷本<明史稿>相关内容对读,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承继关系,基本可以断定天一阁藏稿本<明史稿>是后者的草稿.另外,在第7册中出现的初始作者"徐潮",可以初步断定为和康熙十二年的进士徐潮是同一个人.     

天一阁藏《明史稿》略考

将天一阁藏<明史稿>与著录为万斯同撰清钞本以及<明史>修撰中产生的其他卷本比对后,初步认定,天一阁藏<明史稿>中墨、朱笔所改内容,符合万斯同信赖<明实录>并倾心焦兹<献征录>的史学思想,该稿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反映出万斯同编纂<明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成果:一是他亲笔誊改的手稿;二是经他编纂的初稿.前者由万斯同本人誊录与删改,属于手稿的性质;后者是<明史>形成过程中分撰稿的综合编纂稿,部分卷首标明"明史卷"若干,"列传"若干,以改定初稿的面貌出现.重要的是,两者具有共同的一点,即万斯同的史料选择、取舍、分合、排列状况,均清晰可见.因此,天一阁藏<明史稿>便具有清修<明史>重要底本的性质,拥有其他卷本<明史>所不具备的独特的文献价值.     

《娱书堂诗话》版本源流考述

南宋赵与虤《娱书堂诗话》保存了大量时人诗作,尤其是江西籍诗人的作品,不仅可为《全宋诗》补苴罅漏,且有益于两宋宗室文学创作的深入研究。是书传本罕见,书名亦经改易,元明之际未见刊本。《四库全书总目》所收为范氏天一阁藏一卷本,钱曾《读书敏求记》作四卷,今通行本皆以清《读画斋丛书》所收二卷为底本,实因未见国立台湾图书馆藏汲古阁本《娱书堂诗话》四卷。     

《长恨歌传》版本考略

<长恨(歌)传>有3个主要版本:<太平广记>本、<文苑英华>本(通行本)、<丽情集>本.鲁迅以<太平广记>本常见,<丽情集>本后出,断定<丽情>本经过篡改,而史学家陈寅恪"颇疑丽情集本为陈氏元(原)文",分歧甚大.其实各本文字歧异虽然较多,内容差异并不特别大,应都本自陈鸿原作而都以不同原因有所改易.从与<长恨歌>情节及关键细节的接近程度等来看,<丽情集>本<长恨传>应更近于原作.     

卢仝《春秋摘微》流传与著录研究

<春秋摘微>是中唐诗人卢仝精研<春秋>之著作,但对其流传与著录情况长期以来失于系统研究.据现有文献考证,<春秋摘微>唐代即有流传,但不见著录.宋著录有四卷本、不分卷本和一卷本三种情况;元著录有四卷本和一卷本两种情况;明<永乐大典>中间接收录<春秋摘微>六十二事;清李邦黻从中辑出编为一卷.是知历经朝代更迭,<春秋摘微>之四卷本、不分卷本和一卷本系统,先后不传,所存者唯清李氏辑本.     

修订点校本《明史·张居正传》随笔

在修订点校本张廷玉<明史·张居正传>中,笔者阅读了<文忠公行实>等13种关于张居正的传记.这些传记对张居正或基本否定,或基本肯定,或全面赞扬,或回避对张居正的政治活动进行记载.这种状况的形成,各有其时代背景.了解这些情形对正确看待和使用这些传记,甚有必要.前人对张廷玉<明史·张居正传>曾作过一些有益的校订,而尚有不少因失实而应予继续校正之处,其他传记与之相异之处也有须加考辨者;对此,文中皆有具体论列.     

姚永概《清史拟稿》考论

姚永概于1916年被清史馆聘为协修,至1921年共撰写列传稿30余篇.其稿本《清史拟稿》行文虽简,记事较繁,传文总体偏冗长,附传则远远简略于《清史稿》本.史实考订的确切与疏误亦与《清史稿》情况大致相同.对于后人所诟病的国史馆大臣传重汉轻满、重文轻武的情况,姚永概稿本并未染及.后人指责《清史稿》史传有家传谀颂之病,在姚本中亦未见之.姚永概传稿基本未被《清史稿》采用,原因主要是清史馆馆务混乱.     

(嘉靖)《保宁府志》成书考述

明<保宁府志>成书于嘉靖二十二年(1817),主事者是时任四川按察司佥事分巡川北道的杨瞻,纂修者是安岳县教谕杨思震.全书十四卷、六册,先后被皇家内阁、天一阁、千顷堂收藏.现唯一存世的本子藏于我国台湾省.     

新红学的误区——高鹗续写后四十回

《红楼梦》后四十回不是高鹗续写。高鹗续书的证据似是而非;高鹗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续写二十多万字的后四十回;从程甲本和程乙本的异文中,特别是根据程甲本正确,程乙本改错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高鹗没有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     

关于严羽著作几个问题的再考辨

作者通过对高Bin《唐诗品汇》所引严羽论诗语,元代摘编《严沧浪先生诗法》,李严《诗辨》的考察,指出在宋末及元代,流传着严氏著作的不同文本,作者通过考察《沧浪吟卷》的版本源流,指出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始刻于元代,并不存在所谓宋刻李南叔录本。民国张钧衡《适园丛书》本《沧浪吟卷》补足元刊本所脱三首半诗。作者发现两个日本本子也载有这三首半诗,并考定此三首半诗的补足时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前,学术界相信此三首半诗的真实性,作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对于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作者则认为应是出于伪托。     

陈训慈与抗战时期浙江省图书文化事业

抗战时期，中国图书文化事业备受日寇摧残，众多文化典籍被日寇劫掠而去或毁于战火。在此特殊时期，陈训慈征求各类文献，举办图书文献展览会，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天一阁藏书，撰文与创刊宣传浙江图书文化事业，创建图书馆协会推进全省图书文化事业，为图书文化事业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编珠》编纂与流传考

《编珠》是隋代杜公瞻为隋炀帝编纂的一部类语体类书,编纂时间约在大业六年（610）至大业七年之间,编纂地点在江都。《编珠》在唐宋时代流传不广,《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对其亦有著录,又可见其流传之余绪。清代高士奇在翰林院整理旧库纸堆时发现了《编珠》残本,补续之后将之刊行于世,《编珠》遂再次公开流传。高士奇补遗本《编珠》与原本有很大不同,《续编珠》则是高士奇据《编珠》体例而成的新作,目前《编珠》主要有清吟堂本、翰林院本、文政十二年本3个流传系统。     

从《汉语语法论》两个版本看高名凯汉语语法理论的变化

《汉语语法论》是高名凯先生几部重要著作中的头一部,集中体现了他的汉语语法理论。该书成书于1945年,1948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初版,1957年1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初版和修订版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修订版在四个大方面对初版内容进行增、删、改、换。从这样的内容取舍和扩充来看,高名凯先生汉语语法理论从《汉语语法论》初版到修订版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变得更加体系化了,主要体现在对汉语构词法和词类划分的详细讨论和对汉语句法更加详细的阐述上。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高名凯先生也摈弃了一些错误或过时的内容,如＂名词句＂和＂动词句＂的划分。     

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

《忆鸣诗集》案发于查慎行卒世五十余年后,对清中叶后两浙士风深有影响。慎行牵入诗案的直接原因是为卓长龄《高樟阁集》作序。缘查岐昌所辑《敬业堂文集》流落在外,查氏后人始逃过一劫。诗案发生于浙西,有其历史因素。海宁查氏与塘栖卓氏为世交,查慎行早年从学卓天寅,后与卓长龄及金张等人交笃。明清易代,遗民思潮与江湖士风盛行两浙,造成两浙文化与庙堂专制文化的一种“悖离”,查慎行、卓长龄、金张等人深受沾熏。清廷借《忆鸣诗集》案惩治两浙士子以威劫士气,巩固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文字狱与明史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关系密切。     

流亡母题：《天一言》的阅读构想

作为小说《天一言》的流亡母题，程抱一通过天一漂泊传奇的一生，阐释了流亡者的生存状态、流亡者的精神追求以及追求回归的文化原乡。程抱一提出了阴性本体论思想，认为“阴”是天一所追求的生命本原。     

论《植物名实图考》的学术价值

吴其濬不仅是清代一位高级官员,还是一位出色的植物学学家,著有《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植物名实图考》等植物学著作。其中《植物名实图考》是我国第一部以植物命名的植物学专著,我国历代本草书以医药研究为中心,救荒书以食用为中心,而该书则从植物学的角度出发,主要描述植物的产地、形态、生态习性。吴其濬通过实地调查进行考证,对所见植物均一一绘图著录,使植物名实相符。《植物名实图考》还保存了古籍内容,并注意对文献的考订、辨伪,不轻信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