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1905年科举制的停废,终结了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废科举后的100年,大体上可以说是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或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制承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罪责.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在科举制百年祭的当口,我们有理由而且也有必要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科举选官与胥吏政治的发展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制废除已经一百年了,关于科举的功过是非至今仍莫衷一是。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当今学者对科举制的研究已经超越科举制本身,向着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乃至科举众多的具体分支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拓展。我们这里所推出的三篇文章,就是这一研究的最新体现。     

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制废除已经一百年了,关于科举的功过是非至今仍莫衷一是。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当今学者对科举制的研究已经超越科举制本身,向着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乃至科举众多的具体分支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拓展。我们这里所推出的三篇文章,就是这一研究的最新体现。     

创新与流弊:千年科举制度面面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制废除已经一百年了,关于科举的功过是非至今仍莫衷一是。与以往所不同的是,当今学者对科举制的研究已经超越科举制本身,向着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乃至科举众多的具体分支方面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拓展。我们这里所推出的三篇文章,就是这一研究的最新体现。     

文化自觉与科举学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在废止科举制的激愤余绪中,科举研究总体上而言比较薄弱,迨及建国直至文革期间更加被边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举研究日渐升温,科举学理念、为科举制平反的理念相继出现,这既是学术研究走向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典型表达方式。科举学的正式出场为科举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平台,有助于科举研究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则有助于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

科举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东亚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8—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取士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韩国(朝鲜)历史上的科举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是中国域外科举制度的典范,韩国历史上科举的地位甚至不亚于科举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越南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历史上东亚诸国的科举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从属于中国科举的。东亚国家效法中国建立科举制,有力地促进了本国文化水平的提升。     

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与教育影响——国际比较的视角

科举制度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儒学教育在东亚传播和演化过程成为"科举文化圈"形成与解体的重要背景。东亚科举制受各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科目设置、考试管理和存废时间上存在某些差异,但都与儒学教育密切相连,具有鲜明的儒学文化特征。在东亚教育史上,儒学与科举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国际比较来看,东亚科举停废的动因:一是科举制不能适应选拔新式人才的需要;二是西方文化教育冲击动摇了儒学文化基础;三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导致科举制终结。从废科举过程考察,东亚存在国别差异。科举制虽已废止百年,但科举文化传统对当今东亚社会的教育观念、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和文化传承仍有重要影响。     

“枪手”现象呼唤改良我国考试制度——兼评《考试法》的制定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可以发现, 科举是其中历史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自隋朝科举建制至今,它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这一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它具有“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精神。我们知道,科举制     

论科举制的几个问题

科举始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其中最为典型也是最为重要的一说,科举产生于隋。本文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科举始于汉代的察举,并作了充分论证。同时,文章还对二千年来科举的录用量和举贡量进行计量分析,认为历代科举录用量和举贡量之比,相去不远。文末,还对科举制之流变以及八股文作了评价。     

宋代糊名法和誊录法的若干问题

一 糊名法和誊录法的历史作用及其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科举制自从隋朝问世,迄至清末西方文化大量输入后而归之于灭亡,在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两宋期间,通过对科举制的一系列改革,使其逐步趋于完善和成熟。如:“别试”、“排座”、“糊名”,“誊录”,“二次评卷”等法的创设,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遏止了官僚权贵对科场的干涉和垄断,防止了一些非法的徇私作弊行为。科举的大门敞开于广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有才华者提供了学而优则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这些新法不仅在宋代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而且对宋以后的历代取士制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科举的史实虽然早已成了遗闻趣事,但是,我们今天各类考试中为防止作弊而采取的编号、排座、糊名、二次评卷等项措施,却与科举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因缘。所以,有必要认真地考察科举中各种规章制度创置的原因及其推行的历史。     

“科举学”研究的佳作——宋元强《清朝的状元》评介

在中国历史上延绵存在了一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官僚政治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海内外科举研究的广泛开展,“科举学”已日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科举学”这一内容广博的专门研究领域中,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特别丰富,已出版的各类著作就不下10本,要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探索,其难度可想而知。最近,宋元强     

略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下）

科举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管辖转归礼部侍郎管辖,不仅解决了“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的矛盾,而且由于礼部和吏部的权力制衡,使得科举蜕变成单纯学问名誉制度。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科举的发展导致大唐王朝与科举同时灭亡。从这种意义上说,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正是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转折点。     

钱钟书与清学

大学者大艺术家尽管有超越前人的地方,但用历史的观点看,他们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置身于其中的文化传统的恩泽。对于钱钟书来说,我认为有必要将他的研究特色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个概念,为梁启超所提出。据梁氏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①梁启超这个划分,颇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只是他说“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却未免有一点轻率。大凡一种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学术传统,很少会在仅仅“十来年”间就“结束”了。而且梁启超也是这段历史中     

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本文在以往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介绍新发现的近 5 0种 1 870年以前记载有关中国科举的西方文献 ,指出到 1 9世纪中叶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史料明确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 ,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科举制的“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是其被西方借鉴的根本原因。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     

论科举制度与中国东南文化的开发

东南在上古被称为中国的蛮荒地带,但在中古时期,东南开始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区域。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变,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行的。那么,是否科举制引起了古代东南的文化革命？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吗？可否赋予科举制这一被许多人称之为“糟粕文化”的传统如此崇高的位置？当我最终选定“科举教育与东南文化开发”这一命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命题会引起对科举制度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评价。但是,后一问题又不是我的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也不是本文的中心,本文只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去如实地展现科举制对东南文化开发的影响,…     

入关前八旗蒙古科举考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清代延续了这一制度。入关前,皇太极改变努尔哈赤轻视文人的政策,以文治天下,大兴科举,分别在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三年(1638年)和崇德六年(1641年)举行了三次考试,史书中也留下大量科举取士的记录。作为满洲的重要同盟者——八旗蒙古,也曾积极参与科举。许多底层的八旗蒙古人,凭借科举博取功名,并顺利的入仕。     

清末社会趋动变迁刍议

社会趋动军人化是清末社会变迁的显著特征,近代军事职业在联接民官之路中地位的突出,使从军行伍的社会价值评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随着科举制的废止,“士”与“兵”的角色地位亦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动。本文拟就清末社会流动中科举与行伍的消长,及其对传统士人和近代军人两大社会群体角色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一科举制是中国传统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虽然行伍入仕与科举入仕具有殊途同归之处,但在儒家为文化正统观念和士为四民社会之首的社会结构中,行伍入仕并不具有普遍意义。鸦片战争以后,“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     

刘凤君先生的《美术考古学导论》

刘凤君先生撰写的《美术考古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分《理论与方法》和《分类与研究》上、下两卷，全书４０多万字，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２月出版。 《导论》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院士来信说：“这本书很有创见，是我看到的同类书的第一本，很佩服。”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０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教授的书评，认为《导论》“给中国美术考古学搭构了一个基本框架，初步明确划定了中国美术考古学之范畴。……不仅是第一部由考古学家撰写的系统论述…     

中国传统文官制与西方近代文官制辨异

中国传统文官制从表面上看,同西方近代文官制有许多相似之点,而且,西方近代文官制在创建过程中曾参考过以考试为特色的中国科举制,因而,国人学者多引为很大光荣。儒学大师钱穆先生不但盛赞中国传统文官制(选举和科举)的平等性、公开性和竞争性、民主性,而且认为,中国自文官制之兴,即形成一个独立于君主之外的“士人政府”,是读书人的天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亦提出五权宪法理     

科举制度的兴废及其启示

作为选官制度．科举在中国历史上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封建统治者通过这一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维护了社会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激了中国古代文教事业的发展。科举制虽在中国盛行千年之久,但由于其发展历程中在形式和内容上缺乏本质的革新,更因其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紧密捆绑,而使其弊端的积累与封建专制制度的衰亡处于同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