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受众与传媒中的“女性形象”

着眼于女性受众的权益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本着媒介的社会责任和自律原则,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应该从片面走向完整,从矫情走向平实.媒介在赢利至上的市场规则下,也应该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体现出一种温暖的人文情怀.     

网络传播时代：构筑“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业

新闻传播业在进入网络时代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冲击.为维护网络空间的自由,需要传媒业构筑适合网络社会发展的伦理规范,以负责任的态度去运用"自由".全球化时代职业传播者应通过自律制度和专业化负起社会责任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社会责任论中"政府-媒介"关系再探--以美国哈钦斯委员会专门报告《政府与大众传播》为起点

本文以美国哈钦斯委员会1946年专门报告《政府与大众传播》(查菲)为起点来解读西方社会责任论中“政府-媒介”关系,认为社会责任论的原意并非是鼓励政府对媒介活动进行介入。查菲在报告中把媒介自律认定为迫使媒介满足社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首要措施,实际上是对政府介入大众传播活动所带来的未知危险的一种规避,即由媒介自律来实现媒介社会责任所承担的危险要低于政府介入所带来的危险。如果媒介无法自律时,只有采取高危险的补救措施,即由政府介入来强制媒介负起所应承担的责任,而降低政府介入所带来危险的唯一方法是劝说政府在介入大众传播领域时要尽量采取积极性的行为。     

新闻界信用缺失的生成原因及其对策——我国新闻可持续发展系列研究之一

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新闻界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面临着信用缺失的生存和发展危机.造成受众对媒介这种信任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新闻界滋生腐败现象,败坏了新闻队伍的整体形象和良好声誉;虚假新闻泛滥成灾,损害了新闻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信誉度;有偿新闻屡禁不绝,貌似新闻的广告充斥版面或荧屏,误导甚至欺骗媒体的目标受众,激起大众的抱怨和不满.面对这种情势,要保持我国新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探索建立个人自律、单位管理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新机制和新措施,重塑新闻界的形象,增强传媒的公信力.     

新闻教育中的教学动态化和人才培养并轨化

目前,中国新闻媒介"改到深处是体制".新一轮改革,范围更广,层次更深.新闻界与新闻教育界是互为需求的关系.作为肩负着理论研究领跑者责任的新闻院系,要认清在这一大背景下新闻教育新的发展态势.新闻界要在改革新思路下多元发展,新闻教育界当然亦要有因应对策的良性互动,不可能远离媒介的产业化进程,躲进象牙塔自成一统.     

从传播学角度看"网络推手"的溢散功能——以"李刚门"、"小月月"等网络事件为例

自媒体时代,不像早期传统主流媒体对议程设置的主导,网络媒介背后的"网络推手"有意无意地向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输送了议题,形成了媒介间的"溢散效果"."李刚门"、"小月月"等网络事件,都有着"网络推手"操控的痕迹,证明了网络媒介的威力,网络媒介也有成为"意见领袖媒介"的趋势."网络推手"大大缩短了媒介间议程设置的时间,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但其背后潜在的商业利益有可能导致社会话题的沦陷,需要网络推手们的自律和公众的监督.     

自由与责任的深层悖论——浅析萨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概念

萨特提出"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概念,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贯彻自由与责任的统一.萨特是在对人的自由、行动、责任、价值的理解中来定义存在主义的.一方面,他将人的气质、性格等等可能影响意志而不受意志控制的内在因素都排除在道德评价之外;另一方面又以人的意志绝对自由而拒绝承认任何外在因素对"承担责任"的影响.这使他既在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进退失据,也没有为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萨特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深层次的悖论与困境,其价值仅仅在于对道德实践主体的彰显,但从根底上缺乏对具体道德实践的指导意义.     

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也谈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革新

马克思审美理论的主要来源是德国古典美学,其中康德和席勒最为重要.关于美,康德提出了"美的理想"说,认为理想的美是合主观规律(审美的规范观念)与合他律目的(理性观念即道德)的统一;席勒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美是"技巧中的自然",即美的对象是合客观规律(技巧或技艺性)与合自律目的(自然或称本性)的统一.二者的观点都良莠互现,马克思汲取了前二者理论的有价值部分,认为美是合种的尺度(客观规律)与合内在的尺度(自律与他律目的)的统一.这样,马克思就科学地解决了德国古典美学所遗留下来的"审美与自由"之历史谜题.     

论杜威和李普曼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之颠覆

"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是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指导理论,这种理论吸收了17世纪西方思想家群落的理论精髓,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建立和发展相对独立自由的大众传媒体系鸣锣开道.时过境迁,20世纪50年代,西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实和泛滥的煽情报道已使"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显得不合时宜,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倡导的"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因而决定取而代之.其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和新闻传播理论家沃尔特·李普曼针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前提和主干进行了有力的理论批判,对这种曾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大众传媒理论起到了颠覆作用,为"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取代"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了铺垫.     

回到马克心思--重提实践美学的两个基本范畴:"实践"和"自由"

实践美学的发展必须基于马克思的原典著作,并重新规范"实践"和"自由"范畴,这样才能有效回应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种种诘难,并解决实践美学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实践是人的、指向感性对象的、双向对象化的、客观的(现实的)活动;自由意味着对"目的"的超越和人的主动性的获得.真正自由的实践活动必然内在地包含着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因而在此基础上以"自由实践"来解释审美活动是可能的,实践美学的存在也是合理的.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