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传统时期、晚清民国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四个阶段。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分别对这四个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分析,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貌提供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     

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未完成的历史课题--兼论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集权与分权

自晚清以来,国家政权建设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公社体制初步完成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但由于该体制固有的缺陷,它必然是非稳固的.公社解体后,在"乡政村治"体制下,国家政权建设任务又凸显出来.总结建国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国家政权建设不仅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且也应是一个分权的过程.     

新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解读——兼谈乡村社会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

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比较一致的见解,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是从西方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研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是相生相依的,双方共同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秩序。在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地方秩序中,农村基层干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富有中国乡土性特征的实践构建着普通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塑造了不同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本文通过剖析农村基层干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实践,反映这一特殊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特征,用更深层次的学术分类揭示新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里父老与汉代乡村社会秩序略论

在汉代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中,除官方设定的地缘组织与管理者之外,还活跃着“里父老”这样一个特殊群体。里父老并非朝廷命官,但又被官方认可。他们一方面对宗族事务有较大的影响力,甚至决定权;另一方面,对乡村秩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维持乡村治安、督促农桑、催缴赋税,还是祭社、求雨以及其他一些公共活动中,都有里父老参与其中。里父老在汉代乡村社会的秩序中,起到了官方地缘关系与宗法血缘关系交汇点与结合点的作用。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构建乡村基层自治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并指出该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随着"三农"工作的有序展开,尤其是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我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得到了巨大改善,农业科技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也持续增加,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但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这一综合性目标,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和突出的短板。对此,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是必然的应对之策,而改善乡村基层自治,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起乡村内外因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是关键路径。     

迈向技术型自治：数字乡村中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社会建构

村民自治空间转向是指将村民自治场域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议事微信群”机制是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实践形式,主要功能为在线议事,即自治主体将待商议的村庄公共事务等事项置于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开展公布信息、讨论议题、形成初步方案、征集方案意见、公示最终方案的行为活动。从社会建构视域看,村民自治场域可以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主要缘于在数字空间中实现了问题建构、身份建构和秩序建构的有机统一,以商议村庄公共事务的形式进入数字空间尊重了问题与空间的相容性,以户籍为准入条件、以现实职位角色为基础构建网络虚拟社区坚持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属性,以数字体系、乡规民约等制度章程规范主体行为保障了数字空间的秩序性。通过“议事微信群”机制推动村民自治的空间转向需要高度关注组织规模和村庄文化问题。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与乡村秩序重塑

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直接影响了乡村秩序的产生,而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又产生了乡村秩序的不同类型。在传统社会时期,"简约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产生了"内生型"的乡村秩序,而人民公社时期,"统合主义"式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导致了"外生型"乡村秩序的产生。"乡政村治"以至当下时期,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方式出现了"上下分离"的悖论,从而导致了乡村秩序的弱化。为重塑乡村秩序,应在基层法治、民主、自治等三个向度上寻找农村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新路径。     

近代乡里制度转型中的“公权下探”现象解析——兼及乡村自治失败的原因

伴随近代乡村自治的开展,县以下进行了更为细密的行政区划设置,建立了区乡行政,创设了自治监督制度,以行政权力为代表的国家公权下探至基层社会。近代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公权下探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又由于权利和民主观念的缺乏,也使得公权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随意扩张。在公权下探的背景下,乡村自治的空间缩小,自治团体的独立渐失,自治的民众基础被损毁,近代乡村自治最终未获成功。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

公共空间凭借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孕育着社会秩序基础的生成。村庄社会关联作为乡村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必然离不开村庄社会内不同情境的村落公共空间,村落公共空间则成为乡村变迁场景中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场域。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依凭村落公共空间便可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大致轨迹。     

感性选择与我国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

理性选择理论自从提出以来,不仅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还扩展到了社会研究领域。但是理性并不能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尤其是对于我国乡村社会这样一个＂熟人＂社会来说,其感性特征更为明显,因此,本文认为要构建我国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必须将国家的外在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与乡村社会内在的文化传统、自发秩序结合起来。     

村民自治与乡村社会的基层权力结构--以湖北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为例

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基本上还是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但民间社会权力正在复兴，反映在村干部选举层面和村政管理中的表现有：一是聚居村落中家族宗族的影响和民间精英的影响与日俱增；二是乡村政治中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越来越弱。     

近三十年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是近年来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两大视角,晚清时期的乡村动荡、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嵌入的初步尝试、共产党政权下乡村社会的“国家权力化”努力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也促使了众多新成果的问世,其中华北、江南、华南的区域性研究最为深入.但社会实践与制度构建的背离、历史人类学的微观研究与政治社会学的宏观研究的疏离、乡村社会物理机制的研究与乡土人群群体意识研究的脱节,也是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疏漏.     

乡村民间宗教与村民自治:一项社会资本研究——兼论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民间宗教迅速恢复和重建,对在广大农村开展的村民自治产生了多重的复杂影响,然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现状及其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影响,认为乡村民间宗教作为传统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论文还讨论了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功能的相关理论,并对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及其社会功能和作用进行了具体分析。     

中国乡村基层自治变迁的历史轨迹及启示

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村作为中国农民聚居生活的基层社区,还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层次。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化,对封建社会以来我国的乡村基层自治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对于探索适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村治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