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科技信息传播模式及传播效果评价

文章在探究我国农村科技信息传播的循环互动模式基础上,根据受众的思想和行为发生的逻辑顺序或表现阶段,将农村科技信息传播效果划分为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以这三个层面作为评价维度,建立农村科技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测度模型,通过对贵州省织金县300户农村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获取测评数据,采用均方差赋权法确定测评指标权重,对农村科技信息传播效果进行实际测度,结果表明当前农村科技信息传播效果较为理想,处于较高水平.推进农村科技信息传播,加快农村科技信息普及推广,需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科技信息传播中的主导作用、构建多种渠道互联互通的农村科技信息传播平台、建设面向不同需求水平的农村科技信息服务体系、建立健全适合当前我国农村特点的现代信息传播管理机制.     

新闻传媒与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社会各阶层形成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均衡利益格局实现的一个关键前提是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其利益表达存在制度化渠道不畅、表达行为偏离体制化和理性化等问题.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中,新闻传媒扮演四类角色.一是面向政府的角色: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二是面向公众的角色:客观报道,营造舆论环境;三是面向制度性表达机构的角色: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传播;四是面向农民工的角色:政策宣传、协助表达和引导维权.     

"半城市化"的政治边缘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从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不强,但对于不同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是从经济、社会、心理这三个层面的适应情况来分析的.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各个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的差异,其次是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从城乡一体化看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难题,"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一项很必要也很及时的举措.其实,"农民工市民化"其根本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对立,农民工产生的根源在于"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隔离,因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农民工亚政治文化:相互构建的政治意识与行为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亚政治文化,农民工政治意识的发展路径出现了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复杂局面,其政治行为的演化过程也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交织的状态.农民工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是一个相互构建、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系统.理解农民工政治意识与行为的相互构建的关系,不仅有利于培育农民工形成现代性的政治意识,促进其政治行为的理性和合理性,而且有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对当前我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行为是否具有解释力？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一县城一农村往返流动的链条上选择县城定居？是理性还是感性？该行为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及城乡一体化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进行研究。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边缘化本质反恩的理性行为、是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发展的理性行为、是为获取城乡两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是从个人与家庭两个层面为起点而不是单纯从个人层面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在微观上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有重要影响、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有重大意义,同时,该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需从户籍改革、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等多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的社会支持系统。     

农民工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及作用

农民工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是活跃在城镇和乡村中最积极、最能干、最可敬的新生力量,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已经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与农村繁荣和文明进步密不可分。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一个文献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向来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而近年来传播学者的关注也给这个议题注入了许多传播要素。以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将大众传媒等传播要素介入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学研究中去考量,并将之纳入到"从个体到社会"的全景式理论框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后的生存轨迹和发展逻辑,以期由小到大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归纳和梳理。     

网络言论：以传播学的角度——“高山积雪”的传播模式

国内的网络新闻传播已历十年,如今的互联网早已成为了信息、言论发布的平台,国内也一直有学者专家对这一传播现象作过研究.网络的传播过程因其特有的传播性质与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相比,有细致而微妙的变化.虽然大致的模式和环节仍有所保留,却又有自成一派的独特之处.归根结底是由于网络改变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而引起的.本文着意从舆论学的"飘雪"模式出发,提出一种"高山积雪"的模式,用以探求这种传播地位的变化给网络信息言论传播带来的特殊性.     

制度困境与机会缺失: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研究

本研究试图从"制度困境"这一层面或角度来分析农民工"机会缺失"或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原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困境(包括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失信、制度曲行)是造成农民工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原因.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对农民工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目前社会制度尚处于不完善状态,从而农民工的权益无法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农民工在长期失去权益保障的情况下,逐渐对制度失去信任感.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和制度曲行对农民工声望资源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尚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受到城市社会的排斥.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曲行对农民工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工更多地把制度偏好、制度曲行作为他们行为选择的现实背景,而不是把它们作为自己生活现状的原因.要摆脱制度困境,使农民工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就必须构建公正的制度体系,实现农民工与制度之问的良性互动.     

相互承认的表达: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大众传媒功能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有效工具,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在转型期中国,随着大众传媒治理结构的变化和技术发展,大众传媒成为政策系统中各种利益表达与聚合的公共平台,承担了实现政策辩论、优化公共政策的责任,是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变量.公共平台作用的良性发挥,取决于"相互承认的表达"规则的确立与执行.     

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城市有着不同于农村的文化特质、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在以“城里人”为参照群体 ,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的社会过程中 ,会选择改变自我 ,融入城市社会和在城市重建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两种模式 ,全社会应采取措施使农民工阶层选择前一种模式 ,尽快完成在城市的适应过程 ,实现向市民的转变。     

子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与企业集团的信息控制

信息不对称和企业集团网络契约的不完全性是子公司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原因,而子公司对信息租金的攫取以及企业集团网络的"锁定效应"则进一步强化了其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削弱了集团整体战略在各子公司的执行力,给企业集团的合作盈余造成损害。目前我国许多企业集团信息控制弱化,严重影响了集团战略的执行。为抑制子公司机会主义行为,实现集团战略和资源协同效应,企业集团需要构建有效的信息网络化平台并实施由五个要素构成的信息控制框架。     

农民工家庭生态系统研究——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用生态学的系统化、结构化视角研究我国的农民工问题.在农民工家庭生态系统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中,人类生态系统是农民工家庭所有适应行为发生的背景.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研究和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社会的和生物的相结合的方法和工具,相对于单纯的社会的或文化的方法而言,生态系统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构建一个可以容纳更多数据和指标的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表达和解决模式.促进和保持农民工家庭生态系统的平衡,会促进农民工家庭的和谐、稳定与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资产建设主要瞄准群体:市民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

资产建设理论是一种取得广泛共识并有效实施的新的反贫困理论和社会政策.资产和资产建设在个人、家庭和国家层面均具有全面而重要的正面效能.根据资产建设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实际,我国资产建设的主要瞄准群体应当是市民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存量资产转化和代际资产继承转移制度;在城镇建立资产建设支持制度进行新生代农民工资产建设,能够有力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化”为市民的历史进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作用和意义.     

审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困境

本文审视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状况,讨论了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物质不足、能力不足、动力不足与权利不足。户藉制度造成的边缘地位、城市管理政策形成的分割式偏向、社会综合因素作用构成的文化断裂,是这种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六条可行性路径。     

论手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媒体作为新兴媒体在危机发生过程中起着其它媒体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可以对社会信息的传播加以有效控制和疏导,以减少危机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手机媒体在危机传播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在危机传播中有深广的应用前景。     

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及其应对策略——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大地震的考察

从传播学的角度介入公共危机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公共危机的发生,不但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也对整个信息传播系统形成某种冲击和干扰,导致信息传播的"失衡".考察"非典"危机和汶川大地震中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发现,公共危机中发生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将导致危机的严重恶化.因此,作为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传媒组织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效用,正确引导危机信息的传播,避免信息传播"失衡"的出现,才能有效解决危机问题.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不仅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的平衡稳定问题,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中国遭遇的种种公共危机,在给我们带来种种灾难和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学习、改进和创新的机遇.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地震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府、媒体以及民众都在苦难中成长和进步,"多难兴邦"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的鞭策.     

我国农民工维权NGO现状及困境——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农民工维权NGO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为前提,由于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侵害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得不到足够的保护而产生的.农民工维权NGO属于政治默许NGO范畴.从其产生途径来看,包括农民工"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草根农民工NGO和由社会精英倡导"自上而下"的农民工维权NGO.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维权NGO来看,这些机构都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获得企业法人资格.它们主要为农民工提供各种维权方面的咨询和服务,包括工伤咨询、工伤代理等.此外,它们还为农民工提供工作信息,举办文娱活动,提供职业培训,探访工伤工友,法律政策宣传等.目前我国农民工维权NGO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组织身份合法性以及与这个相联系的经济资源和人才三个主要方面.     

从边缘到共生——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解读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寻求非农活动,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但现实情况是,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中。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决定了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方面处于边缘地位。我国应从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平等就业制度、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其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社会支持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