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证言的形式问题反思——以庭审改革为切入点

如果从证人证言的特征和属性分析,证人证言的基本表现形式应当是口头证言.但是不难看到在我国,口头证言不仅在法律上的规定模棱两可,而且实践中因书面证言盛行而处境艰难.这种状况导致庭审方式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因此证人证言的形式亟待规范.从庭审改革角度入手,通过分析国外对于口头证言和书面证言的普遍做法,主张应当在诉讼法或证据法中明确规定口证原则,并严格限制书面证言的运用.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论我国刑事书面证言的庭审运用与刑事诉讼价值

刑事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出庭而在庭审中运用，这为我国立法所允许。但我国对其缺少规制，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滥用。本文主要研究刑事书面证言的庭审运用对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的影响。首先，从诉讼公正的角度出发，文章分析了刑事书面证言对于诉讼公正价值的正面、负面影响。接着分析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刑事书面证言的庭审运角对诉讼效率的现实意义。在分析、总结利弊的基础上，对刑事书面证言是否应在庭审中使用作出了选择和取舍。     

论我国刑事书面证言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刑事书面证言在法庭审判中存在着滥用的情况,并给诉讼带来了很大影响。因此,需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书面证言制度,采取相关措施将刑事书面证言的庭审使用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以促进诉讼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     

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评析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类证据,而证人出庭率低成为影响案件质量和制约庭审功能发挥的瓶颈。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通过对该项制度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证人出庭作证条件较为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法定正当理由不够充足、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例外存有局限性、对于书面证言作为庭审证据使用的情况缺少限制机制等弊端。为此,应当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的证人弹劾规则

以审判为中心对现行诉讼制度进行改革,要求一切诉讼活动都要以审判为中心展开,控辩审三方职能的行使都要围绕审判展开,实现庭审实质化。庭审实质化需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要求将证据裁判原则深入到庭审过程尤其是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过程中,而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便是落实庭审实质化的重要前提。随着审判中心诉讼改革的加深,有效利用出庭证人和鉴定人在庭审中的证言,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有效的行使,是谈审判中心改革的重要内容。美国证据法的证人弹劾规则中有部分内容不仅有利于庭审双方形成良性的对抗态势,更有助于对事实认定者证人证言的可信性进行判断,促进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未出庭证人书面证言的规制路径分析——以218份判决的实证研究为基础

实证研究表明,未出庭证人书面证言在质证、审查和认证上存在适用困境。具体表现为未出庭证人书面证言采信率低、法院认证理由片面模糊、错误适用证据审查规则、对其是否具备证据资格认定相左。原因在于,未出庭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言存在天然可信度缺陷,私主体自书证言缺乏明显可识别的标志,学术界对其可采性存在分歧,直接言词原则被过度强调而书面原则的价值被不当贬低。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趋向完善和诉讼环境发生质变的过渡阶段,规范书面证言制作、质证、审查、认定规程,增强书面证言的可信度和可采性,是激活书面证言应然证据价值,缓解书面证言高使用率和低采信率矛盾的应有之义。      

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探析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之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都涉及到证人证言问题，本文对证人证言的特点、收集证人证言的程序、人民法院对证人证言的审查以及从立法上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行了全面探讨。本文对于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的探析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之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都涉及到证人证言问题，本文对证人证言的特点、收集证人证言的程序、人民法院对证人证言的审查以及从立法上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行了全面探讨，这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作用     

对我国民事诉讼证人证言制度几点思考

本文阐述了我国证人证言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单位能否成为证人、证人不出庭的现状及原因、证人权利、义务、责任的脱节与分离,以及证人是否享有证言拒绝权等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证言的法律规定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求极不适应,针对具体如何完善证人证言制度提出了粗浅的建议和构想,以期能够完善我国的证据立法,促进司法审判方式改革。     

证人出庭难的对策

证人出庭难已成为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推进中的"瓶颈"。要解决这种"瓶颈"现象,必须从立法上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明确规定证人的资格、义务、权利。在一定范围内赋予证人的拒证权,弱化庭审中对书面证言的使用,加强对证人不良作证态度的转变。     

证人保护制度的反思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普遍证据运用非常广泛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行“控辩式”庭审制度 ,此种制度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大大增强。本文分析了我国证人保护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中证人保护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保护机制 ,这对保护证人出庭作证 ,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制度探析

证人证言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极其重要,现行法律中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文章着重从证人的适格性、证言的收集提供与认定、证人的义务与权益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证人证言与证人证据属性之我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人证言是一种证据。但由于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对证人证言及证人证据属性的重新分析和定位很有必要。通过对证人证言与证据定义之间的比较、其证据属性与证据必有属性之间的比较以及其表现形式与其他证据种类的表现形式的比较,对证人证言不具有作为证据应有的证据属性和表现形式进行了论述,最后得出证人才是证据的结论。     

证人证言可靠性相关问题探析

证人证言在诉讼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作为证据,它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可靠的。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很多影响证人证言可靠性的因素,只有对这些因素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准确依托证人证言来准确认定事实和确定责任。本文从主体内外两个方面对影响证人证言可靠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实践中如何增强证人证言的可靠性进行了探讨。     

论民事诉讼中证人的主体适格性

证人证言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中的七种证据形式之一,其可靠性与真实性是由证人来保证的。证人的主体适格是保证证人证言可采性的前提,也是判断证人证言证据力的重要依据。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关证人主体适格性的立法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证人证言规范

证据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重视口供，中国古代社会也重视证人证言等其他种类的证据。中国古代社会证人证言方面的规范内容较为全面，西周、秦、汉时期的证人证言规范，唐、宋时期的证人证言规范，明、清时期的证人证言规范各有特点。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实施问题研究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通过实务考察,发现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变化不大,司法机关不愿意证人出庭作证,出庭证人的口头证言并不一定被采纳,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裁决说理不够。主要原因是新刑诉法没有否定关键证人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传统印证证明模式的深远影响,非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转化为非法实物证据而更加难以排除,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不合理裁量不受追究,以及司法人员自身能力不足等。因此,为了使证人出庭作证,应当明确关键证人的范围,把未到庭的证人限定为非关键证人;加强司法人员能力建设,让其习惯于证人出庭作证情形;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促使证人出庭作证。     

论证人证言规则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使得一系列旨在规范证人证言审查判断活动的证据规则得到确立。而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又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确立了程序保障规则。由此,对证言笔录证据能力的限制、对非法证言的排除规则、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明确要求,以及对证言印证规则的接受,构成了中国证人证言规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证人证言规则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还需要克服一些来自司法体制、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关于民事证人及其证言的法理分析

文章从法理的角度分析了证人适格、证人出庭率和证言质量较低等问题,提出了从建立证人保护机制、补偿与报酬机制、完善法律追究机制和赋予证人拒证权四个方面促进证人出庭和提高证言质量机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完善我国庭外笔录证言的程序

本文介绍了国外笔录证言规则,分析了我国庭外询问证人存在的问题及庭外笔录证言规则的效应,提出了构建我国笔录证言规则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