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搞好农民工的制度安排

我觉得广州市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但是对外来工、农民工是非包容性的，甚至是带有某种歧视性的。为什么这种包容没有完全扩大到这个群体上去，而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包容呢？我觉得这是制度造成的。农民工也好，外来工也好，之所以是外来，是跟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制度区分了外来跟本地人。外来工、农民工是比较贫困的群体，更容易使他们在社会上处于比较低的社会地位，所以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又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联系在一起。任何一种制度性的东西本质上是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制度问题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单靠我们得到的关心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它背后根本上还是一个利益问题。比如说，我们高校里面有很多学生不爱学的课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取消这些课程，关键是有一批从事这样工作的人，如果把课程取消了，他们就失业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利益问题。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放到利益层面上，很多的农民工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农民工问题是由利益所决定的政治上的分配制度上的歧视。     

农民工:暧昧的命名与尴尬的主体位置

农民工的命名是农民与工人双重身份的结合,在全球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他们遭受着自由市场和国家体制的双重压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工被呈现为两幅面孔:一是作为社会进步的表征(20世纪8、90年代之交);二是作为社会苦难的象征(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样两种面孔与农民工既非工人也非农民的主体位置有关。这种尴尬的主体位置使得昔日占据国家主流位置的工人阶级与农民工得以出现在同一个城市空间之中,但他们彼此却视而不见。在发达地区放开户籍制度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变成都市里的新市民的情况下,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产阶级道德成功地获得了农民工等低阶层的霸权效应,占据城市人口大多数的外来工有没有可能形成其他的霸权表述或者历史性的主体位置呢?     

论对“外来从业人口”的偏见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体的外来就业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务工经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民工潮”。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人们对如潮如涌的农民进城务工现象有两点基本一致的看法：第一，农民工进城有利也有弊，这种利弊之分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农村自身的发展都是存在的①。第二，农民工进城宜疏不宜堵。农村剩余劳动力流人城市是工业化国家必经的阶段，关键在于加强管理，防止“过度”、“过快”②。也正是在这种基本认识的指导下，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近年陆续出台了一些规范外来人口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取得了定的成效。本…     

农民工问题分析

我想表述三个意思：第一，我们在讨论农民工或者外来工的问题的时候，一些基本预设是要进行批评思考的。我觉得“农民工”这个概念是一个非现代的概念，或者只是一个预设的前提而进行调研的概念。因为“农民工”就是一个身份社会的概念，“农民工”的如此普遍我感到非常诧异。农民工的身份定位是很清楚的，而其角色定位是不清楚的。因为农民工在春节要回家探亲，所以是农民，因为在城里打工，所以叫农民工。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个现代化原则：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当中一定要有承诺。实际上进入城市打工的人，农民身份就丧失了，所以我认为身份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很糟糕的概念。这个概念如此普遍地被使用了三十年，我觉得恐怕需要反省了。从这样一个身份社会概念出发，我们的很多制度设计是不会动摇的，所有教育问题、对散工的管理问题、优惠政策的实施问题都是不可以解决的。实际上这个基本预设就承诺了原有制度的正当性，而这个制度的正当性是不应该被承诺的。“外来工”这个概念，是一个封闭时代、古典时代的概念。1954年宪法被修改以后，我们不承认在现代的民主国家中，他的共同体成员具有自由移居的权利，所以才有所为外来工的说法。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难道我就不能到上海住，到北京住，到深圳住吗？就是公民没有迁徙的自由，才有“外来工”的说法，而这个概念就限定了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封闭城市的一系列制度。比如说城市的户籍制度管理，对整个国家的流动乃至于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对正在丧失身份而获得城市新角色的那一批农民。所以在上一次《新快报》那个讨论里面我就说到，免征农业税可能有个危险的导向。因为那是让农民回流，让城市新居民再变成农民。这是反现代化的。这一届政府很多措施是有问题的。外来工这个提法也是有问题的。在一个城市里而，他们不是平等的城市居民，也不足一个国家共同体的平等公民，     

关注农民工问题共建和谐社会

今天我们社科联跟创建办等在这里联合召开一个座谈会，围绕怎样关注外来工，共建和谐广州的主题来展开讨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外来工群体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活力，带来发展。但是对于外来工这个群体的权益如何关注，如何给与保障的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广州必须要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十一五”规划对未来绘制的蓝图，里面就很直接地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要畅通诉求的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投诉机制，这些都为我们怎样关注外来工提出明确的方向。     

改革以来农民非农化政策的演进与创新

农民非农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非农化的政策演进,经历了从改革以前的禁止农民非农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容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90年代规范和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再到进入21世纪初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环境等几个不同阶段,国家关于农民非农化政策的演进是合乎规律并不断创新的.农民非农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不可能短期内完成,今后还会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出现,在政策上仍需不断创新与完善.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及其法制依赖——职业移民立法及其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一类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融入城市是我国现代化的组成部分。30多年来,这一系统工程尚未有过实质性展开,近年来,“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学界热议话题,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将身份尚属农民、在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员接纳为新市民。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操作的实务工作。类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法制,农民工成为市民必须依据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进行,必须纳入法制轨道。     

着力解决农民工的根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教育问题。教育问题是农民工问题当中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在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规模大，农民工的子弟规模也相当大。广州市那个幸福教育集团，主要招的是外来工子弟，仅仅一个教育集团，从幼儿园到中学就已经有超过一万人了。按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规定，广州的每个本地学生都是有教育经费的，那对农民工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收费或者给予经费呢？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的费用全部减免，那么农民进城务工以后，他们子弟的教育费用是否能够减免呢？如果可以减免的话，那么经费从何而来？如果有了经费，那么怎么样去实施？这里有一连串的问题一经费的来源、管理、实施。如果教育费用不能减免的话农民工就很惨了。因为本身农村的免费义务教育他们的子女享受不到，然后城市给城市子弟的政策也享受不到。农民工自己这一辈人可以做出牺牲，但是他们后一代的教育就很重要。因为他们的后一代就很可能成为本地居民，如果不加强教育他们的后一代，将来就会把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平均教育水平拉低。美国的政策也是这样子，第一代移民它不管，移民的下一代就可以享受免费的教育，它所持的理念就是移民的下一代是美国的公民，美国的教育水平不能被拉低．。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一代农民工可能会回去，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可能就会在这里扎根了。所以，我认为教育问题就关系到一个长治久安的问题，而且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参加过一些论坛，当地的居民都提到不愿意跟外来工的子弟同校，也就是外来工很难利用已有的各种教育设施、现有的体系，他们只有在体系以外来完成教育。反过来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对民办的教育的各种服务不是那么顺畅，而且设立了很多门槛。比如说现在很多子弟学校是租地方办学，有一个政策说民办学校要有一定的规模才健协。     

城乡结构是农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

对我国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人们更多地关注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忽视社会结构（即城乡结构）的调整，这是不全面的。我国农业结构的不合理，集中表现在城乡结构的不合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悬殊性。要实现我国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消除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障碍，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理顺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开放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为农民进城提供宽松环境。     

泸州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情况调查

农民工进城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面。泸州有农业人口390万，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85％。城市化率在17—20％。据有关方面数据，目前泸州有进城农民13．5万多人。农民进城务工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民工进城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有     

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

基于中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大样本数据,比较同工不同酬问题和职业隔离等制度性障碍在导致农民工与城镇工人间的收入不平等中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人们通常观察到的农民工收入低于城镇当地工人的现象主要可归因于以户口为基础的职业隔离,而非同工不同酬的劳动力市场中的直接歧视。城乡地区间不平衡的机会结构,尤其是教育机会的巨大不平等,是导致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工人职业隔离的重要原因。利用倾向评分匹配法把农民工与具有相似背景的城镇工人进行比较,发现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类型内的农民工收入比城镇工人低;在国有/集体企业和私有部门内,农民工的收入比相应的城镇工人的收入反而更高。这说明,要改善农民工在城镇的经济社会地位,在改善城乡间教育机会失衡状况的同时,还要消除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准入障碍,保证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均等。     

我国农民工政策的演变及未来走向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有社会现象,农民工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之一。通过对我国农民工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的分析,认为我国未来农民工政策的重点应从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创造公平、宽松环境逐步转向促进农民工向工人和城市市民的彻底转化。     

中国农民工再社会化进程中的教育问题研究

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再社会化问题以及再社会化进程中的教育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笔者在大量调查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对农民工再教育的问题研究,建议建立农民工再教育制度,实施农民工再教育工程,将农民工再教育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真正提高农民工的素质,使其顺利地完成从农民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从而加快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论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市化建设

现代文明发展史证实,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中,无一不经历了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大量转移这一重要过程,因为,这不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有8亿多农业人口,丰富的农业劳动力资源是一笔巨大财富,何何利用这笔财富,将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向工业化过渡时,采取剥夺的办法强迫农民离开土地,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采用资本主义那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方式的。那么,探讨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最佳方案,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DECGE模型,对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给我国经济增长和农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农业减产。而对策模拟表明,所有导致资本流进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措施,如提高城乡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引起的产业资本流动,政府主导的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投资和补贴,以及转变进城（镇）农民（工）身份,缩小政府、企业对城乡居民转移支付率差距等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变化,都可以对农业发展起到支持作用,其中资本投入促进农业的增产效应显著,而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同步配套改革产生的融合效果更佳。     

进城农民工的弱势化程度初探

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产生的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已成为城市建设和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但由于体制、管理、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外，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收入差异是农民工进城的最主要原因，文章着重分析了农民工弱势化程度的表现，并提出了造成其弱势的制度原因。     

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的数量日益壮大,己逐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实中他们的劳动权益却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缺失、就业权受到限制、取得合理劳动报酬的权利遭到侵害、休息休假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以及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关系缺乏法律的有效约束等方面.我们应完善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法律法规并加大执法力度;积极发挥工会组织的维权作用,把劳动合同制度落到实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险立法;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     

城乡文化冲突下的“农民工”形象叙事研究

当下文学受社会农民工潮流的影响,对进城农民的描写形成一个创作的潮流。当下小说从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场景设置,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农民工形象心理流变的历程图。作家并没有单纯描摹进城农民生存境遇,而是把农民工放在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的冲突下,进行叙述,展现了进城农民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精神世界。     

民生优先发展：“县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与实践展开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先后经历了以小城镇和城市为载体的两个建设阶段。在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进入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农民过的仍是“农民式”生活,乡镇政府几乎没有解决进城农民民生问题的压力。在以城市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进城农民的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民生问题突出,城市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压力巨大,以至于一些打工几十年的农民工至今仍不能充分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并优先发展县城民生事业,不仅可以为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支撑点,还可以凭借县城“城尾乡首”的区位优势,吸纳更多进城农民和返乡农民工到县城居住、生活和就业,进而在新起点上推进城镇化既好又快地发展。     

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

大量农民迁移入城市，是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使现阶段中国农民的转移过程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和阶段性特征。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进步的标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必须从事关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高度，积极探索解决导致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