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的价值取向

行政法哲学以行政法理性为本体,行政法理性要求行政与立法、行政与司法、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关系的理性化。在这三对矛盾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矛盾是行政法的核心矛盾。文章以这对核心矛盾为主线,分析了行政法的三种基本理念: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提出以控权论作为中国现当代行政法基本理念更合乎中国的国情。在控权论的理念之下,现代行政法的主要价值取向包括:社会正义、公共利益、行政法治等,公民自由是行政法的终极价值。为了实现以上价值,应以行政自律为基础,兼以权力制衡与权利制衡,并适应社会现实之需要,逐步实现有限政府,日益缩减强制性行政权力范围,拓宽民主领域,建立公民社会,以实现行政法的终极价值——公民自由。     

也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原则

行政合法性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原则之一,也是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中的首要原则,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对行政合法性原则,虽然已有不少文章著作论及,但对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如何才能真正全面地贯彻行政合法原则,尚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本文试图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行政法律关系初探

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行政法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已经开始得到重视,行政法学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本文试对行政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点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一、行政法律关系概念的内涵行政法律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由行政法规范所调整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按照法律关系构成理论,任何法律关系都可分解为三个要素,即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法律关系的客体。行政法律关系也不例外。     

论给付行政中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

给付行政源自生存照顾之理念,是一种基于现代社会政府以追求社会公平为目标,以造福民众、服务社会为理念的行政形态.法律保留原则在给付行政中的适用,从根本上说不能与行政法发展的思想脉络相违背,它既要实现行政法的形式正义,同时也必须有效地实现行政法的实质正义.在给付行政中,法律不宜对给付内容作过多的限定,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公开、行政听证、行政回避以及说明理由等制度,严格控制其行政过程,以防止其对公益的恣意处分.     

中国行政基本法典编纂的理论共识

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是一项拓荒性事业,需要形成扎实的研究基础和充分的理论共识。就名实相符而言,行政基本法典的表述展示了其在行政法体系化中基础性和通用性规范的角色定位,应当成为行政法法典化的统一用语。在党—政关系、政—政关系、政—社关系的时代变迁中,我国行政形态已出现三重拓新,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应当从原则和规则层面对此作出系统规范回应。行政基本法典采行行政权力—权利的双线驱动模式,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具体化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和因应法治一体建设战略安排的客观要求,应当从系统确认和实效保护层面体现对行政权利的切实尊重。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历经面向司法的外力驱动期、面向行政的行政自制期和面向党政的高位推进期,应当在遵循法规范安定性、行政合法性审查和党内法规国家法律衔接协调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条款扩容、提取公因式和引致性条款技术实现对党政司法资源的系统整合。名称表述、调整范围、逻辑主线和资源供给四重共识的形成,能够助力行政基本法典编纂行稳致远。     

论私法理念对现代行政法的影响

私法理念对现代行政法产生的影响包括:私权神圣理念所蕴含的权利保护思想在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中的延伸;人格平等理念所内含的平等精神延伸为现代行政法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平等;契约自由理念延伸为现代行政法中的自由意志及其限制.     

给付行政的发展与行政法理论、制度的回应

给付行政与秩序行政在行政理念、行政作用、行政方式等方面的截然不同,使得基于秩序行政构建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体系不再具有普适性.给付行政理论及实践的发展,亟需行政法制度和理论予以回应.前者包括行政组织法对政府职能的界定,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应体现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精神,应具有人权保障功能等;后者包括给付行政基本理论、给付行政行为理论等内容的给付行政原理.     

试论行政法治原则

行政法治原则，又称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自行政法产生以来，它就不依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并发挥其作用，整个行政法体系无不闪烁着行政法治原则的思想火花，无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法也就失去了灵魂和精髓，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     

非强制行政的价值分析

非强制行政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执政能力提高的必然要求,也是行政法治发展的基本标志。非强制行政的出现既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提出了挑战,也为行政法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其中所蕴涵的诸多价值昭示着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前景与生命力。本文从弘扬权利文化、提高行政效率、催生行政民主、提升服务品位和促进社会和谐等维度,对非强制行政的多重价值作一详尽论述。     

行政控权思想的演变：红灯、绿灯到黄灯理论

在行政法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对行政合法性基础的不同理解，围绕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争鸣形成了三大不同的学说观点。建立在对行政权不信任基础之上的红灯理论强调“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注重从外部对行政权进行严格控制；绿灯理论与之逆向而行，更加强调政府积极职能的有效发挥，通过行政内部控制规范权力行使；黄灯理论则综合前两种理论的各自优势，主张以多种方式促进行政权与公民权的价值平衡。三种理论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行政控权思想，在风险社会的历史逻辑中，以平衡论为代表的黄灯理论必须实现向控权一侧的偏向转型。     

《盐铁论》中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

《盐铁论》既充分展示了当时上层社会两种不同的治国思路,也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当时两种对立的经济伦理观。在理解何为治国之本问题上,贤良、文学持道德决定论的观点,而大夫、御史则持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对待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贤良、文学持崇本抑末、以农贬商的观点,大夫、御史则持以末易本、以商通有的主张;在对待国家财富的管理和分配问题上,贤良、文学持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而大夫、御史则持权威主义的立场。《盐铁论》开启了儒学内部的义利之争,因而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     

我国传统文化心理对培育理想行政人格的影响——基于传统权威思维方式的视角

传统文化心理作为形成并长期存在于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其中崇尚权威作为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之一,是影响培育理想行政人格的重要因素,强化了官本位意识,与培育行政人员的服务精神塑造合理的行政人格形成了冲突,官本位、敬官畏官心理皆由此产生,民众缺乏民主监督意识,从而对行政人员服务精神的确立缺乏有效的监督,进而形成求同的思维方式,要消除崇尚权威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必须从理念上、制度上和思想上人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加强伦理制度化建设,加大对行政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开放思想,创新思维。     

论宋代的公用钱

公用钱即各级机构的日常办公费用。宋代公用钱实行中央拨款和地方自筹相结合的政策。主要依靠地方自筹,不足部分由中央拨款。公用钱主要用于迎送犒设、官员聚餐张乐、置办公用器物等。中央通过对公用钱使用的严格管理,把地方大量的预算外经费纳入到中央的监管之下,体现了宋朝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思想。宋代公用钱制度在调动各级官员积极性、安抚少数民族、稳定边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了官员贪污腐化的温床,加剧了宋朝政治风气的败坏。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     

清代国子监行政官员选用制度述评

清代前期,对于国子监行政官员的任用制度屡有变化。管理监事大臣一直由皇帝特简,满汉祭酒一般为科甲人员,但亦有例外,由上级官员推荐后经皇帝钦定。司业作为祭酒的副职,满员、蒙员、汉员的铨选制度颇有差异,亦须由皇帝选用。监丞、典簿等中下级行政官员则由吏部铨选产生。     

“有定格论”而“不唯定格论”——管理创新与权变哲学

管理系统的生命力在于开放和不间断地创新 ,创新必须遵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因势权变方法。权变哲学充分继承了古老的东方式军事与治国智慧 ,权变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既是唯物的 ,又几乎包含了所有的经典辩证法思想。权变哲学主张科学的管理是“有定格论”与“不唯定格论”的统一 ,重在情势。     

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的价值内涵

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在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行政与道德、行政与为民、行政与公私等几个角度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价值观,旨在加深对传统廉政思想的理解,以期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吕氏春秋》历史思想浅论

《吕氏春秋》一书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思想,其中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发展的动因是"争斗",而其动力则源自君、臣、民三者的协同作用;历史运行是依照五德循环的法则进行的;对历史的评价应摒除成见,应全面的看问题。     

“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资源委员会的事业认知

每一种组织,由于自身特殊的环境条件,都会形成由自我意识所构成的精神文化体系。对资源委员会来讲,这一文化体系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对国营事业的理解方面,他们坚信发达国家资本,发展国营事业是中国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其次,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灌输,塑造“公、诚、拼”的国营事业精神,不断强化组织成员对自己事业的认同和对事业应有精神和文化的体认,从而彰显出这一组织价值观念的独特个性。再次,资委会的技术官僚,不同于其它政府官员,他们的目标在于借行政舞台,圆富国强国的梦想。他们虽跻身官僚之列,但却不是以“官”的职能在那里活动,而是以企业者、专家或技术人员的身份在那里活动。因此,他们忠诚于民族国家而不是政府长官或某一阶级政党。正是这些精神文化因素使资委会与国民政府其它行政机构区别开来,并成为国民政府执政时期的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