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闵一得"真一"、"真元"论及其三教观

闵一得在修性为要 ,性命双修的基础上 ,将哲学与内丹学理论相结合 ,提出了自己的“真一”、“真元”论。他认为 ,真一是先天之精活泼泼的东西 ,它为生天生地之始 ,为无极 ,“真一”是宇宙的本原 ;它无隔阂 ,无挂碍 ,能屈能伸。人的性命皆在真一之中。性命之外无道 ,性命之外无教。儒尽性以立命 ,释见性而度命 ,道成性以复命 ,儒贯一 ,释归一 ,道得一。因此 ,三教同出于一 ,道、儒、释三教同为一道 ,其宗旨亦一。     

从自概之道探曾国藩修身之鉴

本文从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给其兄弟曾国荃、曾贞干的家书中所提出的,内容为劳、谦、廉三字的“自概之道”入手,论述曾国藩的修身之鉴,以图加深对其思想言行的理解。     

儒家思想的修身之道与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

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的修身思想是儒家的精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坚定文化自信,植根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汲取修身思想养分,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对于不断增强自身党性修养、涵养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具有重要意义。概括了儒家修身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提出了儒家修身思想对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五个方面启示。     

清代道士闵一得研究中的问题点及其进展

闵一得是清代道教龙门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著作是研究龙门派历史与教理教义的重要文献。研究清代道教不能不涉及龙门派,而研究龙门派则不能不涉及闵一得及其著作。本文试对有关闵一得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点进行剖析,并对研究进展加以简要介绍。     

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

在不同于"技"、"器"层面的追问、以区别于器物之知的方式把握世界等方面,中国的"性道之学"与跨越知识界限的智慧之思具有一致的内涵。尽管在具体表述上,中国谈"性道之学",西方讲philosophy,但两者的实际指向则并无根本不同:"性道之学"与哲学,都是智慧之思,其实质的内涵彼此相通。从形式层面看,哲学离不开概念的运用,其中既关乎概念的构造,也包括概念的分析。同样,性道之学也涉及名言的生成和名言的辨析。魏晋时期进一步提出辨名析理,"析理"以性道为内容,"辨名"则关乎名言(概念)的分析,由此,性道之学与名言(概念)之间的关联得到了更自觉的肯定。从"哲学何为"这一层面看,中国的"性道之学"对智慧之思所具有的规范意义和引导意义,也给予了自觉的关注。就以上方面而言,中国的"性道之学"显然包含着哲学的内涵,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哲学。     

天人之学:中国创造学之哲学命理

中国创造学学科建设及其发展体现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学理之一。由此,中国学创造不能囿于跟踪与模仿国外的"小创造学"思维怪圈,而应立足于创造的多学科交叉的深刻性,宇宙人生的宏大性,从而形成"大创造学"思维观。在合理借鉴、应用国外现有创造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同时,尤其要深入挖掘中国"生生、宇宙、生命、天人"的优良文化内涵,与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媾和、交融,架接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之道。     

"中正"之道视域下张载教育哲学探微

张载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构建了以"中正"之道为基本原理的教育哲学体系.基于对张载"中正"之道教育原理的揭示,阐释其教育哲学中"蒙以养正"的教育目的 论,"中道而立"的教育内容论,"亨行时中"的教育方法论.张载以"中正"之道为理论之基的教育哲学对实践中有关德性与知识、内容与方法等问题的解决具有指导与启发意义.     

新全球化时代的哲学主题:智慧之道

新全球化时代各领域日益尖锐的“多样化”与“统一性”的矛盾 ,使回到现实生活世界和实践的哲学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的考验 :是从“自我意识”出发 ,以“自我意识”活动扭曲世界和人自身“多样化统一”本来面目 ,使人们陷入独断“统一性”与“无根”多样化存在局限中 ;还是以本真智慧为根基 ,在生生不息的创新实践中把握世界和人自身“多样化统一”本来面目 ,实现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关系人类生存质量和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 ,实现“自我意识”之道向本真智慧之道的根本转变和飞跃。这是新全球化时代的哲学主题 ,是当代哲学变革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     

船山“研几”之学的哲学品格

"研几"是船山哲学的重要内容.考量船山的"研几"理论,从儒家哲学立场来看,它既来自于传统,又超拔于传统."研几"之学,也奠定了船山哲学优秀的特定向度,至少在成人之道上.     

“哲学之我”如何可能?——对古希腊哲学“立法之我”的思考

审视古希腊哲学中“立法之我”各种观点之利弊 ,有必要重新提出和研究“哲学之我”如何可能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对“哲学之我”观点的阐述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 ,不加反思地接受现代社会对自我的规定不能产生“哲学之我” ,真正的“哲学之我”总是一种立法。当然 ,这是一种“我”与“我”相互尊重的立法。     

“哲学”: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

自16世纪末叶以降,Philosophy即传入东亚文化圈,欧洲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相结合,将其音译为"斐禄所费亚",又意译为"学文"、"理学"、"性学"、"爱知学",然播传不广。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纵深发展,作为形上之学的Philosophy更受重视,日本启蒙学者西周将其意译为"哲学",并于清末民初传入中国,逐渐定型为一个学科名目。"哲学"经历了中—西—日文化的互动,达成概念的涵化,是汉字文化圈创译学科名目的范例。     

论老子自然伦理思想的文化哲学特色——从文化理性和文化理性辩证法之学理视角看

老子的文化世界是人与自然一体建构的,是一个文化本体的世界状态图式,加之"道"与"德"的一体建构,其理性的文化性是不言而喻的。老子合二而一的文化理性决定了其"自然"辩证法是"文化理性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包容的和关于修为的实践—伦理辩证思想,构成了老子关于遵循"自然"之理的、"文化理性的"实践—伦理辩证法思想。     

论荀子的“群居和一之道”

与处于基础层面的性恶论和在逻辑上内涵相对较大的礼论相比,抽象的内涵较小的"群居和一之道"更宜视为荀子的思想核心,且它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表达。荀子那里,划分社会等级的礼是"群居和一之道"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落实。与孟子把性善设置为政治的道德基础不同,荀子以性恶为政治的理性基础。对他来说,性不是生,也不是心,而是"生之所以然"的形上之性,然而,此形上之性又生发于形下层面,展现为情性;其所谓善恶也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描述,性恶指对生发于形下层面的情性不加以适当节制而导致的"偏险悖乱"的非秩序状态,礼则是为了避免陷入此种混乱境况而对政治的理性设计。不止于此,荀子还延续孔孟传统,为政治建立道德基础,但他却把道德基础安置于为政者身上,认为为政者必须同时是道德的楷模。在荀子,"心"是认识和肯认"礼"以"化性起伪"进而达到"群居和一"的枢纽。     

老子"人之道"是求强示弱的实践哲学

老子求强示弱的实践哲学是建立在"道法自然"基础上的"人之道",是对"天之道"的应用,对于治国者来论就是"君之道".     

唐君毅先生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之发展：心灵九境之哲学意涵

本文展示唐君毅先生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中的心灵九境哲学.此一哲学以心灵与境界之感通与体相用之开展,建立三重九境的哲学体系,由九境互通而成一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唐先生更由学以成教、言归于默之义,而构造出一立人极之教,使人能得真实知而起真实行.此一哲学系统更由心灵之可不断层层反省和感通,把世间最重要的哲学体系都予以分判和安排在九境之中,成一至大无外的圆教.     

历史哲学视角下环境法独立性之阐释

透过历史哲学的视角,可以对法律体系作原生部门法与次生部门法的"两分法"理解。原生部门法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刑法和程序法,次生部门法包括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法。在这一视角下,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属于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基本问题域,其内在逻辑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界限。在此意义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次生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上具有完备性。作为次生部门法的环境法,其具有独立性的根据是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属于环境基本问题域。     

老子“自然”范畴之哲学内涵的生成及流变

"自然"是老子哲学中的一个中心范畴.从"自"、"然"二字发展为"自然"一词,并形成为一个哲学范畴,老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词义角度看,"自然"的意义就是指"自然而然";从哲学的角度看,"自然"则包括"道之自然"、"政之自然"和"人之自然"三方面内涵.老子"自然"范畴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对后世哲学和艺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梅洛-庞蒂哲学中的诗意之思或非哲学倾向

梅洛-庞蒂哲学源于胡塞尔哲学理想的创造性修正。面对哲学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危机冲击的状况,梅洛-庞蒂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把现象学引向诗意之思,从而引发了哲学与非哲学、哲学与艺术的密切关系。这种艺术性的指向在早期思想中只有辅助性的价值,而在后期存在论建构中则是不可或缺的。最终说来,这种指向导致梅洛-庞蒂哲学成为一种感性的哲学,一种感性的诗学。     

三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对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整个中国哲学具有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其在这一建制之中的独特展开方式。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与对立,立足于此种分割—对立中“真”与“不真”的分别归属;而中国哲学则截然不同,它全体植根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独特建制——非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中。“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哲学形成决定性的对照:它们不是作为政治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或历史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出现的,而是意味着哲学与政治、与历史的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而这种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的本质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的独特建制之中。可用“大道不离人伦日用”概括中国哲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道器不割、体用不二,以表明这一哲学在根本上处身于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积极地生存于形而上学之外。     

巴蜀哲学之特色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统一的大国。先秦时期诸子学说的出现 ,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与兴起。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表明 ,从春秋到战国 ,中国大体形成了若干个具有各自特征的文化区域 ,先秦诸子的形成与这些地域性的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地域性传统贯穿在其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全部历程之中 ,两汉至隋唐如此 ,宋元明清表现更为突出 ,就是中国近代哲学也还是摆脱不了地域传统的影响。因此 ,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地域性传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而当下学界对此挖掘不够 ,为了深化对该课题的研究 ,我们组织了这次笔谈 ,现推荐给读者 ,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今后 ,我们还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继续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