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诗潮”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

1我们的时代正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着我们的诗歌。作为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诗歌,当然谋求与时代潮流的某种对应;而这种对应又要求着诗歌在内容特征和艺术形式诸方面作出相应的选择与转移。丹纳说:精神著作的创作并不就只靠精神,“艺术品的生产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任何时代及社会变革,都一定参与制约着特定时代社会中任何新     

贫乏时代:诗的困境与诗人的重新发现

诗歌面临着贪乏的现实生活语境。随着大众化、消费化时代的来临,出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诗歌的时代氛围由此改变了。关注现代诗歌中出现的新感性,在通向诗歌的途中,死亡成为诗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可能途径,是诗人发现了“生命另有它的意义”的还乡。这种探讨对诗歌意义的追寻和诗人自身的重新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常生活的诗意特质——阿毛的新世纪诗歌

阿毛的新世纪诗歌,给日常生活以家园地位,把目光更多投向日常共在的平凡人生,与日常主义诗歌传统接上榫头,但矫正了日常主义诗学中的粗鄙化倾向,且逐渐形成特色和产生影响,显得平和,清醒,冷静,淡然;从而呈现出日常生活的诗意特质,应和了新的社会情形和时代趋向,并以其"精神还乡"的价值取向而更加贴近介于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小城。     

“在路上”的修行者——“中间代”诗人的精神成长史

1990年代以来,“中间代”诗人已经在“诗路”上前行了20余载,与他们取得的成就相反,这拨诗人从命名到写作还存在着诸多争议和问题,使其内心呈现出难以排遣的精神焦虑与压迫感.而作为沉潜、内敛的一代,他们面对物化时代的文学生存环境,却以坚韧的性格和不断精进的诗艺手法,守护着诗歌的尊严,为诗坛树立了一面精神风旗.     

鲁迅“还乡小说”的结构模式

鲁迅的"还乡小说"系列中有一个稳定的结构模式:离乡者"我"的还乡结构中,内含着"我"与故人相遇的模式,通过陌生化的故人相遇场景暗示离乡者与在乡者的文化差异,将国民性纳入到启蒙话语框架中进行解释,同时以异己性的眼光反观认识到自我的身份焦虑;故人的讲述中含有一个内核性质的故事,言说着故乡生命形式的复制以及自我与传统的亲缘联系,是对国民性成因的追问;"我"与故事之间的情感阻断成为结构文本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鲁迅的精神结构的文本形式。     

蒋琦龄诗歌的“诗史”精神

蒋琦龄是清咸同年间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展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和社会心态,较好地贯彻了杜甫以来的诗史精神。其诗歌在当时被视为“诗史”。     

通向“存在”与“神圣”——海德格尔关于“诗”和“诗人”的界说

该文遵循现象学阐释学原则,面对海德格尔思想文本自身,解读海德格尔诗学言论的意旨。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界说“诗的本质”乃存在之创建、通向存在之近处和神圣,以及界说“诗人的使命”在于道说神圣、还乡和期待上帝,都表达了对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所导致的“贫困时代”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指示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切问,体现了海德格尔“反主体形而上学”之思的一致性。     

新世纪城乡关系视域下的“小姐还乡”叙事

新世纪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为文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农民进城"成为新世纪小说最为汹涌的叙事潮流。不过,和现实图景的自然演进一样,每一个进城者都面临着生活和精神上的"还乡"问题,很多作家开始聚焦"还乡"现象。由于"小姐"在城市特殊的生存经历和身份印记,使得"小姐还乡"的故事兼具青楼元素和还乡母题两大特征,在城乡关系视域中蕴藉着更为丰富和深远的意义可能,因此频繁地成为新世纪小说创作的类型架构,并分化为隐匿/排斥、改造/认同、拯救/超越等叙事模式,传递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作家更为复杂的城乡话语指向。     

为了寻根与告别的还乡——试论“游子还乡”主题对中国现代漂泊母题叙事文学的丰富

"游子还乡"是中国现代漂泊母题叙事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是,"还乡"的内涵已完全改变,主人公有关家乡的幻梦已经破灭,还乡之旅充斥着哀怜、讽刺、厌恶、仇恨等负面情绪。游子们的"还乡"是源于"寻根"的需要,但"还乡"又坚定了游子离家漂泊的路。"游子还乡"主题也因此丰富了中国现代漂泊母题叙事文学的创作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文学展示了另一道风景。     

“有穷者孟郊”——兼论中唐诗歌“穷者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穷者精神"是中唐时期重要的诗歌精神之一,孟郊则是"穷者精神"的代表与集大成者.对于孟郊"穷者精神"形成的时代、社会与个人的因素,学界已有研究,但对其诗学渊源却少有关注.中唐诗歌的"穷者精神"与唐代文人的道德典范元德秀这一人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的穷者诗人群体--<箧中集>诗人也对孟郊的"穷者"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在其<箧中集序>中,首次从理论上对"穷者精神"进行了提炼和阐释,孟郊则进而对其继承发展,逐步将"穷者精神"纳入到了"风雅"正统的范畴.     

论苏童作品中的三大意象群

苏童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代表,在作品中构建了许多意象,这些意象主要可以归纳为“孤独的旧城少年”、“逃亡的还乡者”和“粉红的南国女子”,这三大意象群便构成了苏童瑰丽诡异充满灵气的文风。意象是我国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从古代诗歌到现代小说散文,意象以其独特的魅力发挥着重要作用。苏童的作品中一直坚持这三大意象群,每个意象群都代表着充满神秘的某一类精神追求,苏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想象,赋予笔下的意象群或明或暗的色彩。可以说,苏童的三大意象群其实就是苏童审美精神的反映和见证。研究苏童作品中的代表性意象,对苏童笔下“旧城少年”、“还乡者”以及“红粉女子”三大意象群的逐一读解,从中探求出意象群在反映苏童审美精神起到的重大作用。     

黄道周诗歌的精神境界

黄道周的诗歌,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内忧外患的现实,表现出其独特的精神境界。诗歌中深重的忧国情怀和刚直不阿的人格精神尤其突出。其诗时刻关注国事,忧国忧民,表现出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情怀。而诗歌中所表现的刚直不阿、不谐流俗的人格精神,更是其一生品格的生动再现,永远感召着后人。     

给心里装一个“暂停按钮”

有这样一个故事:二战末期,一个法国士兵凯旋还乡。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呼吸着家乡甜美的空气,他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期待,脚步欢快而轻盈。     

工业时代的“恶之花”——郑小琼诗歌的现实意义及其精神内蕴

郑小琼的诗歌犹如一面时代的镜子,照出了当下的、中国的、底层群体的生存风貌与精神内核。作为生活于底层现场的诗人,她的诗歌还力图在疼痛中追问存在的意义,以此彰显出其中蕴涵的温暖及担当。     

“写忧言志”说的近代诗学精神指向——以同光体诗人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日益迫切的家国救亡、文化危机感受,使诗歌载道、弘道的价值指向重新得以强调。宋诗派和同光体诗人通过对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说进行不同层面的考察,试图复活已被中西文化、新旧文化话语冲淡了的诗道精神。诗歌＂写忧言志＂功能的重新开掘,既是对传统诗歌诗道精神的发扬,又饱含着与世运相连的苦心与文化危机意识,指引着近代诗学精神的发展方向。     

阿多尼斯与“诗人何为?”

消费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已变得可疑,诗歌无用的时代诗人的作为似乎更成为问题.叙利亚作家阿多尼斯以自己的诗歌写作与理论著述表明,诗人或知识分子仍可以而且有必要在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宗教生活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坚守“流亡地”、创作具有撄犯性的诗歌、向他者保持开放以及积极参与对话,都是具有价值的尝试.而且,只要努力过了,诗人创造的精神能量即便在目前看不到功效在未来也会获胜.     

闻一多：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闻一多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建设集古今中西之大成,得到了中外有识之士的充分肯定。闻一多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特别是英文诗歌,早期新诗试笔即呈现“中西合璧”的艺术风貌;留学美国使得他更真切、更深入地感知了英美文化、英美诗歌;《死水》对英美诗歌的借鉴更自觉。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又鲜明地体现着对于传统诗歌艺术精华和传统诗学理论的撷取与承传。他的诗歌文学活动构筑了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季节“的行走和诗意——简论食指诗歌的主题类型

在食指的诗歌中,"季节"意象负载着特殊的象征含义,它不仅是时间的代码,更是心灵的载体和镜象,指示了诗人复杂的精神脉络和情感走向,同时也呈现出了食指诗歌的三大主题--未来主题、成长主题和眷念主题.食指用诗歌的形式提取和保留了"季节"枝头上美丽的花瓣和露珠--这些永远引领着人的心灵世界向着高处飞升的精神瑰宝,给食指的诗歌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青春气息和浪漫气息.     

“中年”诗学与生存“暗箱”——论子川近期诗歌

在加速度的时代语境中，近年来子川的诗歌以更为个人化和更具代表性的方式呈现了个人生存的暗箱和时代寓言。在知性、平静、焦虑和疼痛中，子川诗歌呈现出纯净和平和之美；与此同时，子川诗歌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包涵了时代场景与历史记忆。     

当下网络诗歌对诗歌精神的建构与解构

网络诗歌以虚拟空间里的精神自由为旨归，张扬着众生和谐的人伦理想；以多维创作中人性的共鸣为目的，真实地呈现出人际关系的复杂样态；以诗作内容上的时代现实为内蕴，具体历史地传承着当下的道德伦理状态。同时，消费至上的欲望化写作、网络技术掩藏下的“无主体”特征、虚拟空间个性极端叛逆的精神内质，集中体现了网络诗歌对诗歌精神的无情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