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说《诗》与诗教传统

从时代语境与知识谱系来看，文化背景的变化、孔圣身份的认同与儒学主题的坚守，使得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孟子以意逆志之学总结孔门《诗》学经验、解决《诗》学现实问题，实现了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试论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先秦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最早的方法论,它是孟子对先秦文学理论领域的独特贡献。本文力图探求“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的真正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即阅读理解作品应在读者正确把握其内容的基础上,推求作者的写作目的;并联系作品的时代和作家的思想,针对不同作品的不同背景作不同的分析,从而使读者对作品的批评与鉴赏更为准确,更为全面。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以意逆志”辨析

孟子提出“以意送志”的说访原则,后人对其理解不一。本文认为：“意”应理解为作品之意,与“文、辞、志”同列于作品本身系统之中,而对待“意”的完整确切的把握则是正确道得诗“志”的唯一管钥。这一原则的提出是在文学阐释的任务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传统的“断章取义”的说持方法进行的矫正。     

从"断章取义"到"以意逆志"——孟子复原式解释理论的产生与演变

孟子"以意逆志"说历来被公认为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解释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尽管学界深谙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却很少有人关注过先前观诗传统对它的影响,后来《毛诗序》对它的彻底改造亦研究不多,正是这些忽略阻碍了我们对其起源及演变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灵感使得孟子将一种倾听理解赋诗或引诗的方法转化成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复原式解释理论呢?汉代及以后的注《诗》、评《诗》家是怎样对这一理论加以运用的呢?文章力图对这两个重要问题作出粗浅的解答。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

钱谦益因其政治立场问题,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也多为学者所论。其诗学观念之中,尤以诗歌批评方法最有特色。"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然而此种方法传至钱谦益手中,却有了新的涵义与使用。按照这一批评方法,诗歌中能否看到人世间真实的历史痕迹,能否感受到诗人的内在心志,是钱谦益判断某位诗人诗歌"有诗无诗"的重要标尺。     

《荀子》引《诗》说

本文对《荀子》的引《诗》情况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说明《荀子》三十二篇 ,实引诗 83次 ;其引诗的特点突出 ,引诗的方法灵活多样     

伽达默尔与孟子的解释学思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与“‘偏见’的合理性”之理论透析

中西解释学理论有诸多相容互补之处。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主张,是中国古代思想中释义学的权威性方法论,它们强调读者与文本的交流,这能使文本与读者之间产生对话的交流感。伽达默尔所提出的‘偏见’的合理性也是西方解释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强调无法克服时间距离所造成的主观偏见和误解。为了能够更好的把握文本的意义与价值,应以二者的理论为指导,采取历史与当下的穿梭式阅读,在无法复原历史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借鉴历史,指导研究者领悟文本蕴含的真谛所带给读者当下的现实意义。     

《回乡偶书》之“儿童”辨正

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中，有一句“儿童相见不相识”，其中的“儿童”历来都注为小孩子(一说是邻家小孩子，一说是贺的曾孙辈)。但就贺回乡的历史背景推测，应另有新解。因为贺回乡不到一年就仙逝了，且疏予史料记载，难免有异意。     

回归与超越：《杜臆》与“以意逆志”法

王嗣奭《杜臆》笺释杜诗,取的是一种体验式路向,借重个人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复杂人生经验以契入杜诗,并由此掘发杜诗的"真"、"正"之美。这既是对传统"以意逆志"法的回归,同时也是一次超越。     

《汉语大字典》“虚”字条辨正

《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大字典》)"虚"字条在字形解释、义项系统、例句等方面都有许多疏忽与失误,很需要改正。     

孟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孟子用《诗》多为引诗证己,即借《诗》来说理论事,但孟子却不再把《诗经》奉为圭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变通的说法;孟子《诗》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另一有价值的命题,就是孟子提出了关于“怨”的定义。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

东汉以还,众多学者对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进行了注释、疏解,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修辞理解的角度看,"文"、"辞"、"志"、"意"固然是准确理解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关键,而"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它包括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解读过程,涵盖面广,表现力强,可用"推求"对应之。"以意逆志"的过程,实际就是融"意""志"为一体、由已知而未知、"推陈出新"的理解、阐释过程。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辨正

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之“六” ,诸本无异词 ,陈寅恪先生以为是“五”之讹 ,而实际上应是“三”形近之讹     

试论“以意逆志”的考据方法——以《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上、中、下为例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清代考据学家的卓越代表。与孔颖达的《左传正义》相比,王氏对《左传》的疏解较为彻底地打破了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的盲从与教条思想,能够从具体语境出发,以意逆志,对杜注进行匡正。王氏进行考据的过程比较精密、严谨,能够有意识地运用逻辑规则。其资以利用的语境、文化因素十分丰富,事件发生的背景、有关的史实、事理之间的必然联系、礼法制度、风俗习惯等常常是王氏借以推断语义、解读文本的根据。     

《国语》韦昭注辨正

通过回顾韦昭的学术成就,肯定其<国语>的学术史与文献学价值,梳理古今学者的<国语>研究成果.指出<国语>一书主要的两个版本系统即公序本与明道本之间的若干区别,据此认为,若从大众接受的角度考虑,明道本当推首选;但若以学术研究求真的要求衡量,反而是公序本更擅胜场.在两个版本系统的校勘上看,也同样是公序本好于明道本.     

《小尔雅》考述及辨正

《小尔雅》是继《尔雅》之后又一部按义类分篇的训诂专书,也是第一部广雅之作,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孝经类。笔者着重从《小尔雅》的源流演变、前人征引《小尔雅》的情况、《小尔雅》的真伪、作者及成书时代的考述等几方面进行探讨,认为其当是古小学遗书,对前人的考证工作予以概述,并对其中个别观点加以辨正。对于其作者的考证,在学界日趋证实,笔者认为在目前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应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