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划清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

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是不是必然要发生错误?这是关系到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如何正确地认识、防止和克服错误,从而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皖春同志在《怎样理解“矫枉必须过正”》(以下筒称第一篇文章)和《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以下简称第二篇文章)两篇文章中,不仅作了完全肯定的答复,而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群尽论证,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下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皖春同志在第一篇文章中说:“从人类认识的规律来看,从不认识到认识,从错误认识到正确认识,从不完全的认识到完全的认识,是一个曲折的     

谈认识发展的规律——评皖春同志的《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

皖春同志的《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一文,所提出的认识发展中的矛盾转化和发展形式等问题,究竟怎样理解才是正确的?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皖春同志的中心论点,是把“错误认识”当作认识发展中的“中间阶段”和“必由之路”。这个结论是由以下的逻辑推出的:对立着的双方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正确与错误是一对对立的范畴,因此,它们必然交替转化,而使认识的历史发展呈现为“正确——错误——正确”的公式,他说这是认识发展的“曲折性”和“客观规律”。由此,他认为:错误认识的出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正确认识必须以错误认识为其前导。     

“正确—错误—正确”是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吗?

皖春同志在探讨识发展过程的时候,继“经过左右偏离达到正确”这个提法之后,又提出了“正确——错误——正确”这个公式。他把这个公式说成是认识发展的—般规律、普遍规律。这个公式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错误“是两个正确之间的一个必经的中间阶段,是达到下一个正确的必由之路”;他并且在结束语中说,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在经典著作中早就解决了”。皖春同志还说,否认了这个公式就是否认了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就是否认了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就是违反了辩证法,就是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     

湖北省经济学界讨论社会主义利润问题

最近,湖北省经济学会召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利润问題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经济理论工作者、有关的领导机关和在工业企业工作的同志。讨论是围绕着《江汉学报》第十期上发表的马正同志的《关于社会主义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的探讨》这篇文章进行的。绝大部分的同志都认为,马正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利润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讨论开始时马正同志作了补充发言。(见附录) 下面是讨论中提到的一些论点。     

普遍集合概念辨析——与王明祥同志商榷

关于普遍集合概念,在我国逻辑学界是有争议的。一些同志认为:在形式逻辑研究的概念总体中,存在着一类既是集合概念又是普遍概念的概念,可以称之为普遍集合概念。另一些同志则持有异议。今年第二期《哲学研究》刊载的王明祥同志《注意逻辑理论的准确性》一文(以下简称《注意》),就提出“没有普遍集合概念”的论点。笔者认为:前一种意见是正确的,但需要解释和发挥;后一种意见是错误的,有加以讨论的必要。     

关于部分质变的几点浅见——兼与吴江同志商榷

吴江同志在《红旗》、《新建设》上先后发表的有关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文章,读了颇有启发。除了同意这两篇文章的许多论点以外,感到尚有若干论点值得商榷。现在提出几点粗浅意见,求正于吴江同志。     

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与刘诗白同志商榷一个问题

《江汉学报》今年第9期上,发表了刘诗白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两个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在这篇文章中,刘诗白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单位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存在着三种具体形态,对此我有不同看法,特提出来向刘诗白同志请教。我认为,刘诗白同志的上述论点,是在混淆了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有必要首先谈谈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区别。     

文学创作要正确表现人道主义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是人,写人必然要涉及到人的思想、行为、感情、性格,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人道主义的问题。近几年来,在触及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文学作品中,为什么有的作品获得了成功,而有的作品,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胡乔木同志的文章作了科学的回答。这篇文章,不仅澄清了人们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而且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正确观点,对于解决文学创作中如何正确地表现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论辩——与张绍煜同志商榷

张绍煜同志在《旧中国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到底是什么》一文(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中,对旧中国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等问题提出了看法。我们觉得,这篇文章有不少论点值得商榷。本文仅就其中某些论点谈点浅见。     

錯誤思想和社会实践有什么关系

我們在学习毛王席的《实践論》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两篇文章的过程中,在討論到认識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賴关系时,有的同志认为,錯誤思想与实践毫无关系,是从人的头脑中来的。而我們則认为,正确思想依賴于社会实践,錯誤思想也同样是与社会实践分不开的。为什么呢?下面具体地談談我們的看法。     

杨朱是庄周吗——《杨朱考》及其《补充论证》质疑

冯韶、冯金源先生在《学术月刊》上发表《杨朱考》、《杨朱考补充论证》两篇文章,论证了半个世纪以前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杨朱实即庄周”这一论点。文章谈到此论点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曾引起学术界讨论的大致情况,以为问题并未解决。因此,“直到如今,与杨朱有关的问题,即使最杰出的史学家,也会沿着传统的错误见解,得出错误的看法。”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虽然提出“杨朱实即庄周”一说,但没有详细论证,“因而当时赞同其观点者不多”。两位冯先生对蔡说重新考证,认为蔡说“是站得住脚的”。对此,我愿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与两位冯先生商榷,同时也求教于学术界的同志。     

怎样对待班固与《汉书》?

一 1965年第一期《文史哲》发表了牛致功同志的《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一文,对我评价《班固与〈汉书〉》的历史观点部分提出批评。我阅读这篇文章以后,得到启发,再检查旧作,发现某些问題的提法不够恰当,个別论点也不正确,从而把班固的史学地位拔高了。例如,我一方面肯定: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编撰《汉书》,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又说“斑固能从人民的利害关系,来衡量政治得失”。这是一个矛盾。牛致功     

也谈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兼评《要分请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一文

<正> 《齐鲁学刊》去年第1期刊载了刘蔚华同志的《现代化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文,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要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在理论上、思想上、政策上,继续划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也必须划清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界限。这篇文章对我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的、阶级的和认识的根源进行了有益的分析。这之后,该刊在同年第4期刊载了邹积贵同志的文章《要分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对刘蔚华的文章提出质疑。对这两篇文章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邹积贵同志在如何认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问题上,存在着模糊的甚至片面的观点。本文将从正面进一步分析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时、兼评邹积贵同志的某些观点。     

利润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盘”吗?——与马正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4年第10期,刊载了马正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的探讨》的文章。我们认为,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论点,是带有原则性错误的。这里,仅就利润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盘问題,谈谈我们的看法。一、不从无产阶級政治出发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任务马正同志的文章中,把所谓“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     

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

今年二月九日,《安徽日报》发表了皖春同志为了答复读者的问题而写的《怎样理解“矫枉必须过正”》一文。这篇文章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展开热烈讨论。讨论开始以笔谈的形式进行,以后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安徽日报社又联合举办了一次座谈会,充分交换意见,展开争鸣。在这个过程中,讨论的内容也逐步由对于“矫枉必须过正”的具体理解,转入到对于认识论一些根本问题的探讨。本刊这期选择了几篇笔谈和讨论的文稿,发表于后,以供读者参考。     

驳冯定的几本著作中的错误观点

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十七、十八期刊载了张启勋同志对冯定同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的错误论点提出原则性的批评的文章后,各地报刊纷纷发麦文章,进一步对冯定同志《共产主义人生观》、《平凡的真理》、《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人生漫谈》等书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作了批判。大家一致指出冯定同志的这些著作都是歪曲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大量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坏书。现在,我们把批判冯定同志的几个论点综述如下:     

文化进化学提要——有关人与文化的再度思考

牛龙菲同志曾在我刊发表了《关于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一文。在此基础上,该同志更进一步研究探讨文化问题,撰写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该同志基于“人类进化是文化进化”的认识,提出了“文化进化学”的构想。     

实践和理论的“品格”辨析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哲学笔记》第201页)列宁这个观点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引用,其影响更加扩大了,成了我国知识界尽人皆知的一个论点。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并不等于真     

怎样理解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对刘光裕同志《只有一个决定作用》浅议

<正> 《文史哲》在81年第4期同时发表了刘光裕同志的《只有一个决定作用》和樊瑞平同志《论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两文,体现了争鸣的精神。这问题是近几年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刘、樊两同志的文章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把两篇文章对比来看,能够启发人们思考。笔者认为刘文开掘得深一些,但又偏了一些;樊文虽平淡,但基本面是正确的。不揣浅陋,提出自己一点看法:     

这是在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吗?——同李振伦同志商榷

读了李振伦同志在《河北学刊》1983年第2期发表的《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以下称《李文》),受到一定的启发,但是我们认为,该文提出的许多重大观点不仅不能达到他所愿望的“澄清长期围绕真理讨论所出现的众多分歧”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反而会将人们引向他途,所以在此同李振伦同志商榷。 一 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哲学界就围绕着什么是真理(包括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经过讨论,对于真理的“普遍”(《李文》的用语)看法是:真理是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一致的认识;或者真理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简单地说,真理就是人的正确认识。同《李文》相反,我们认为这个“普遍”的看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首先,真理是一种认识,因而包括所谓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就都既不是人们的主观意识自身,也不是客观世界本身,而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其中既带有人们的主观形式,也有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其次,真理作为认识,当然只是人们的主观对客观的正确认识,或正确反映,而不是错误的认识或错误的反映。既然真理是人们的主观对客观的正确认识,属于主观的范围,因此人们有时称其为“主观真理”。譬如,马克思就讲过“思维的真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