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民运动的阶段性分析

商民运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颇具阶段性。1926年前商民运动主要发生在广东,随着国民党“二大”《商民运动决议案》的颁布,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运动,始由广东一隅逐渐随着北伐进程推向全国。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由广东迅速发展到两湖及长江流域,兴起了大革命史上中国商民运动的高潮。随着“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事变的发生,宁汉合流,商民运动渐趋衰亡。探讨商民运动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对于了解军政到训政过渡期国民党中央对于民众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态度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中突及合作

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中,武汉地区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曾经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在汉口和汉阳相继出现商会领导人被强制关压的事例,从全国范围看类似的事例也不多见.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仅仅只有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两者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曾有过合作,特别是共同筹备和召开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与影响.     

大革命初期的商民协会与商民运动

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广大中小商人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与工人农民一道为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商民运动以广州为嚆矢,1926年前主要发生在广东。初创时期的商民运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使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与北伐的根据地。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是商民运动的纲领和指导方略,确定了商民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后,广东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向全国蔓延。     

论国共领导人对商民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地位的认识

1924年前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是精英革命而非真正的民众革命,因此国民党对商人与商民运动颇为忽视。以1924年国民党改组为转折,中国革命的先觉者为唤醒民众,创造出一系列组织、技术和程序,以唤起人们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共产党人则对中国国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商人应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之一,因此大力发展群众运动。在此背景下,商民运动应运而生。商民运动是国共合作的结晶,是中国民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商民运动中商民的角色与地位

以商民协会为依托的"商民运动",时间限于1924—1930年。1924年商民协会成立以前和1930年商民协会废止以后商人的活动称为"商人运动",其中的"商人"涵盖一切革命不革命的大中小商人。事实上,在国民革命政府管辖的区域内和北伐势力所及之处,许多中小商人、店员和摊贩都被发动起来,加入商民协会,投身商民运动,从而成为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民众运动的组成部分。革命势力所及,大商人也有不少参加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的,但中小商人是商民协会和商民运动的主体,商民运动特别强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反对买办大商人,主要也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所以,在商民运动中,"商民"的主体和主导,应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北伐之前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发端

国民党在北伐前后开展的商民运动率先发端于广东.1924年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在广州正式设立,积极指导商民参与一些政治运动,动员商人成立商民协会,筹办商民运动讲习所,对商民运动在广东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商民部成立后,也大力开展商民运动.其具体措施包括拟定广东省商民运动计划,指导各县市镇商人成立商民协会,编辑出版<新商民>杂志和商民运动丛书,对商民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宣传,同时也动员商民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并从事各项调查活动,使当时广东地区的商民运动十分活跃.商民的政治热情也得到明显提高.     

论广东第一次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

1926年5月广东第一次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是国民党初期推行商民运动取得重要成效的具体表现之一。本次会议不仅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10余个重要议案,而且还成立了广东全省商民协会,颇受国民政府的重视,也得到舆论的肯定与赞扬。在此之后,更多的商民开始关心政治、积极参与各项政治运动,使广东省的商民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本次大会的召开与广东全省商民协会的成立,并没有完全消除各地商民协会之间相互纷争的混乱状况,甚至全省商民协会内部还曾发生纠纷,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设之商民部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顺,最后经国民党中央商民部的直接干预和安排,广东全省商民协会接受了广东省商民部的统辖指挥。     

中国商民运动的研究缘起及理论基础

“商民协会”是北伐前后中国商人团体中出现的新事物,国民党“二大”以后,对于商民运动与其他各阶级运动同等重视.为领导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农民、工人、青年、商民和妇女等部,并在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的同时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作为指导商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受到高度重视.尽管学术界对大革命史研究的成果甚丰,而且研究大革命史的学者都很注意民众运动,但对当时曾被“同等重视”的商民运动却基本没有提及.本文在详述商民运动学术缘起的同时,论析商民运动的目标背景和理论基础,进而指出其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商民运动论析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商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方式和目标受到辛亥革命后民族思潮的启迪和不断兴起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及农民运动等其他阶层的民众运动的深刻影响.南方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发动中小商人参加国民革命,壮大革命力量,完成国家统一.波及全国的商民运动对北伐的成功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中小商人希望通过商民运动改善自身命运的目标在民国政治背景下无法实现.     

商民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商民运动(又称商人运动)是北伐前后国共两党为从事国民革命而开展的一种独特的民众运动。长期以来,商民运动的研究一直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导致对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开展的民众运动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对商会史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并得出客观的结论。目前,商民运动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还需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可以预计,商民运动研究的不断深入进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近代上海商民运动中的店员工商界限之争

有关店员以及店员工会的归属,一直是商民运动时期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国民党起初要求店员加入商民协会,导致同一商民协会内部存在店员和店东两方面的竞争;稍后又决定使店员脱离商民协会而单独组织店员工会,隶属于总工会之下,归各级党部工人部管辖.但店员与店东的纠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较诸此前大量增加,上海等地的商民协会又要求将店员划为商人,加入商民协会.国民党中央先是强调与商店资本有关系之店员,可以加入商民协会,无关系者加入店员工会.但不久之后又规定,店员为商民协会成分之一,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如此反复变化,说明商民运动时期的国民党对店员与店员工会的归属,并没有全面统一的认识,缺乏一以贯之的政策,只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临时性的应对,推行一些权宜之策.     

清代漠北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贸易及其管理

清代漠北地区内地商民之存在乃清朝强化该地区治理的结果。康熙后清廷在科布多地区屯军，推动内地商民前往经商，导致其商业兴起与买卖城的兴建。为管理这些商民，清廷设置了多重管理机构。内地商民不仅与科布多地方官府间关系密切，商民内部也联系紧密。同治后诸多不利因素导致了该地区商业的日渐衰落。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清朝西北边疆地区的治理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清廷管理的不足以及商民自身存在的问题反过来又影响到清代对该地区的治理。     

边疆治理视角下清代乌里雅苏台地区的内地商民贸易研究

清代内地商民前往乌里雅苏台地区,乃随军贸易产物。他们将内地百货贩往漠北地区,同时又将该地区所产牲畜毛皮等贩回内地,并形成了以乌里雅苏台为中心,联络内地与北疆、中国与外部的贸易“丝路”。内地商民的前往满足了清廷对漠北新疆地区征战设治的需要,活跃了各族经济。内地商民与乌里雅苏台地方衙门间存在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清代乌里雅苏台地区内地商民之商业经历了一个从兴到衰,并被彻底逐离的过程,其衰落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内地商民的存在对清代中国北疆治理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商民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清廷管理的不足反过来又影响到这一边疆地区的治理。     

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店员工会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店员人数众多,店员总工会的组织系统也较为严密,并积极组织广大店员开展经济斗争,导致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对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汉口特别市党部不得不约束店员工会的某些偏激行动,并督促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协调劳资纠纷,通过召开工商联席会议,成立工商俱乐部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有关店员是否应属于工人,是否应组织工会,以及店员工会的隶属关系等问题,仍一直存在着争议。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一种折衷解决方案,将店员总工会改名为店员总会,直接隶属于商民部,当时虽未能切实执行,但在其后仍为南京国民党中央重新确定。直至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规定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这一争议才告平息。     

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

国民党在开展商民运动之初,确定了对商会予以改造,并最终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方略,但在商民运动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又实行了左右摇摆,或是不断变化,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商会政策。国民党中央希望对商会进行改造与利用,甚至试图以制订新商会法的方式,使商会获得合法存在的依据,避免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各级党部中的商民部却一直倾向于取消商会,由商民协会取而代之。因此,国民党中央与各级党部的商会政策也不完全一致,仍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商会与商会协会之间的矛盾。     

上海商民协会成立的一波三折

上海商民协会的建立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诸多特点.例如在商民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即出现了各派商人之间,借创设商民协会以争权夺利的现象,不得不由上海特别市党部出面进行协调,使之合二为一.上海商民协会从1926年最早开始筹备,到1928年3月初正式建立,经过了将近两年的五个历史时期.上海商民协会的筹备员直接由中央党部委任,上海商民协会的章程也直接报请中央党部审核批准,也属前所未有.上海商民协会在筹备建立阶段即与商会出现某些纠葛,其筹备处动员商民起来组织商民协会分会的宣传,就注重说明商会的种种缺陷,从而将商民协会与商会置于了严重对立的地位.     

孙中山与中国商民运动

商民运动是随着国民党在改组之后开始重视民众运动而逐步开展的,作为国共合作的结晶,孙中山功不可没。随着1920年代民族主义的兴盛,“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全国的目标切合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得到广大民众的热情支助。五四运动后,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反帝爱国的民族运动兴起,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商民积极参加这场革命,为配合北伐战争,完成国民革命,作出重要的贡献。     

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

1926年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制定了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在此之后的商民运动进入渐进发展时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方略的制定,体现了当时国民党在重视农工运动的同时,也开始真正重视商民运动,反映出国民党急切期盼扩大国民革命阶级基础的愿望,与以往相比较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国民党的商民运动方略也表现出过于偏激和简单化的趋向,特别是对商会、商团的定性以及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政策脱离实际,不仅影响了商民运动的发展,也给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小划子会议”地点初考

一九二七年,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宁汉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第二方面军中我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借“东征讨蒋”名义,从武汉集结九江。     

论1929年的沪总商会风潮

沪总商会风潮是指1929年4月上海发生的国民救国会和商民协会与沪总商会的纠纷,它是上海商民协会与商会矛盾的直接表现。纠纷发生后,沪总商会与救国会互相指责,都要求严惩对方。风潮的最终结果是沪总商会被改组,商民协会被撤销,商民运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