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吕氏春秋》之古树发理论研究之新花─—简介《吕氏春秋通论》

借《吕氏春秋》之古树发理论研究之新花─—简介《吕氏春秋通论》刘建国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与一部奇书。在先秦诸子中，《吕氏春秋》是产生最晚的一部，其学术成就是相当突出的．但它在后世的声望不但远远赶不上列入儒家经典的《论语》、《...     

读《〈吕氏春秋〉校释》

读《〈吕氏春秋〉校释》林存柱《〈吕氏春秋〉》是吕不书主编、撰写而成．但是由于《史记》对他人格的诬陷，历史家们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是不介绍《吕氏春秋》的思想，其学识之浅偏见之深可谓深奥．陈奇猷先生能用“四十余年”的精力投入到《吕氏春秋》的校释中，为后人研...     

论《列子》书先于《吕氏春秋》－－马叙伦《列子伪书考》匡正之一

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认为《列子》是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了包括《吕氏春秋》在内的诸家之言而成。然而当对《列子》与《吕氏春秋》基本相同，一部分相同，只是极少部分相同者，实事求是地逐一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就可以匡正马叙伦的这一论点，得出《列子》书先于《吕氏春秋》的结论。     

清代《吕氏春秋》研究史简论

在《吕氏春秋》研究取得诸多成果的今天,在“《吕氏春秋》研究史”研究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可以说,“《吕氏春秋》研究史”方面的研究势在必行.清代是研究《吕氏春秋》的一个高峰,在《吕氏春秋》研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探讨清代《吕氏春秋》研究史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吕氏春秋》的文学价值

《吕氏春秋》是惟一可确考成书年代的先秦子书，从古代散文发展角度看，它也是当时具有一定文学成分的散文著作。《吕氏春秋》的文学价值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奇艳的文采，可贵的形象。多样化的比喻、众多的神话寓言故事、细腻的描摹、富有个性的形象、独特的语言风格、异彩纷呈的词句，构成了《吕氏春秋》文学价值最突出的部分。二、宏伟的气魄、充畅的气势。《吕氏春秋》文章纵横铺陈，宏阔有力。这种特点是通过排比、蝉联、层递等辞格及铺排、层层推进、类比推进等综合运用表现出来的。三、分明的感情，显豁的褒贬。《吕氏春秋》对时世、人主进行了讥刺与批判，对理想社会、理想人格寄予了希望与赞扬，可谓褒贬分明，有一定的情感倾向性     

《吕氏春秋》与秦代社会

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吕不韦之《吕氏春秋》与秦代社会的关系，认为《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为秦统一后制订的治国大纲，但因同秦始皇的思想格格不入而未被采用。     

《吕氏春秋校释》质疑

《吕氏春秋校释》是陈奇献先生历４０余年辛苦研究写成的迄今最为完备的《吕氏春秋》集解本。但智者千虑，亦偶有一失。本文即试从校勘、训沽的角度，对《校释》“斫斩”、“少选”等则提出质疑，以向先生及诸大家求正。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不抑富商大贾 力主自由放任──《吕氏春秋》的商业观

不抑富商大贾力主自由放任《吕氏春秋》的商业观王双《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是秦相国吕不韦招集其门客编纂而成的。吕不韦（？－前２３５）战国末阳翟地区大商人，《战国策》记载为濮阳人，家累千金，当时秦国正是昭襄王当政，吕不韦以非凡的商业眼光，进行政治投...     

《吕氏春秋》中未用的先秦程度副词

《吕氏春秋》时代正处于古汉语程度副词的调整转换时期,一些先秦时期使用过的程度副词如"祁、已、丕、肆、孔"等在《吕氏春秋》中已不再使用,说明部分先秦常用的程度副词到《吕氏春秋》时代已逐步变成不常用或已逐步衰弱。这些程度副词表达的语意已被其它程度副词所替代。     

《吕氏春秋》思想新论

《吕氏春秋》的务实功利倾向一向为学界所注重,对它的哲学价值评价尚有争议。西方的哲学是以认识沦为基点的,《吕氏春秋》以“功利”的“客观实证”为其认识论的基点,是《庄子》以来引发的反思与抉择。《吕氏春秋》是思想史发展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论《吕氏春秋》中乐正氏之儒

《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乐正氏之儒。乐正氏之儒的主要思想——重孝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作为治国的根本;其贵信等思想亦被《吕氏春秋》合理吸收,作为君主修身的重要内容;乐正氏之儒具有兼儒墨的学术特点,这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学术特点十分接近;乐正氏之儒是通过尸子而在秦地传承。从而为吕不韦所熟悉与采用;研究《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形成,尸子这个人不应该被忽视。     

《荀子》、《吕氏春秋》教育思想比较

《荀子》、《吕氏春秋》均有集百家学说于一身的特点,两书所包含的教育思想比其他诸子更为丰富。比较起来说,《荀子》的教育思想以性恶论为哲学基础,《吕氏春秋》以天性论为基础。前者认为教育能够改造人性,由恶趋善;后者则认为教育不能改易人性,却可避免人的天性遭受戕害。《荀子》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圣人,《吕氏春秋》则把教育的目的更多指向培养遵守社会规范和因循自然规律的普通人。两书在教育方法论方面有许多相似的观点,但《吕氏春秋》更加强调基于自然人性的师生关系所带来的教学效果。     

重评吕不韦和《吕氏春秋》——“四人帮”影射史学批判之一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假借批林批孔，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地为篡党夺权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以批判吕不韦和《吕氏春秋》为名，放出一股批宰相的黑风，密锣紧鼓，南北呼应，大写其所谓“政治文章”’，说什么“《吕氏春秋》的核心是儒家”，要害在于折衷主义，“《吕氏春秋》尊儒反法，时代特点要点出来”，恶毒地以此攻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四人帮”罪恶的反革命阴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一举被粉碎。侏儒小丑们泼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的污泥浊水，到头来一滴不漏地全部淋在他们自己头上。“尔曹…     

《吕氏春秋》音乐思想研究的两个问题

《吕氏春秋》中存在着丰富的音乐思想,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理解,必须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应把《吕氏春秋》的整体内容纳入音乐思想研究,全面把握其天人结构、音乐史论、音乐人文三个层次;二是在理解《吕氏春秋》音乐思想的历史意义时,应把握好其音乐存在的非独立性和音乐追求的人间进取性。     

《汉书·艺文志》首列杂家的学术意义——以《吕氏春秋》为考察中心

《吕氏春秋》为先秦杂家代表著作。对于这部书,不少学者视之为杂拼、杂凑,与同时代产生的《荀子》《韩非子》等古籍相比,《吕氏春秋》颇不被重视。《汉书·艺文志》首列杂家,并且阐述了杂家的特点是有益于王治。从此,《吕氏春秋》有了自己的学派归属,这部著作独特的编选标准和编排方式,也印证了班固关于杂家特点的认识是正确的。自《汉书·艺文志》之后,历代目录书籍的诸子类中均著录杂家,杂家作为独立一家的地位正式确立。     

《吕氏春秋》被动句研究

战国后期,被动句式在古汉语中被广泛应用,《吕氏春秋》是这一阶段重要的语料之一。被动句在《吕氏春秋》当中使用时,传统标志被动句主要以"为"字句、"见"字句、"于"字句为主,它们占据了标志被动句的多数席位,同时也出现了少量的"被"字句、"乎"字句。而《吕氏春秋》被动句真正的主流是意念被动句,这是由主观意识感知的被动句,不存在被动标志词。研究《吕氏春秋》被动句,总结其中的语法特点,能够帮助我们把握先秦汉语被动句式的发展历程。     

清华简与墨学管窥

清华简中有关商汤、伊尹的记载多与《墨子》《吕氏春秋》中有关记载相合。《墨子》与《吕氏春秋》关于商汤、伊尹的记载也有不少相合之处。清华简、《墨子》《吕氏春秋》,它们在称述商汤、伊尹等明君贤臣时应该有相同的原始材料作为依据,这些原始材料可能就是《商书》一类的史书祖本,而清华简《尹至》《尹诰》可能就是其中的两篇。墨子曾献书楚惠王,其所献的书当中应该有被称之为"先王之书"的史书祖本。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殷高宗问于三寿》表现出了墨家思想的某些特点,这些思想特点当与战国时期楚国的墨者有关,大抵是楚国墨者"说书"之作的遗存。     

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新评

吕不韦是战国末年秦国的丞相,在秦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他主编的《吕氏春秋》一书,是准备用作创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的.人们对吕不韦和《吕氏春秋》从来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四人帮"把吕不韦同秦始皇之间的矛盾歪曲成"路线斗争",把吕不韦及《吕氏春秋》视为复辟路线的代表和鼓吹复辟理论的著作,则纯属别有用心的捏造.因此,对吕不韦和《吕氏春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编辑家徐陵和他的《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和《吕氏春秋》有着同样的多舛命运:《吕氏春秋》以吕不韦的“其行不谨”而“不能与诸子争衡”;《玉台新咏》以“糜糜之音”而“受讥于后世”。这是极不公正的。实际上《吕氏春秋》是一部不朽的“春秋”,而《玉台新咏》是一部具有特殊意蕴的“新咏”,它对政治学、社会学、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声韵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有独特的研究和审美价值,有待于专家学者的开拓和探讨。本文只限在编辑学范围内谈一些粗浅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