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

尽管白居易只把自已的诗作分成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但他在诗歌叙事方面,同样展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和才华。当然相对于思想内容,其叙事诗作的艺术特色更值得我们去探讨,本文即以白居易的某些叙事性讽谕诗和两首长篇叙事性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创作追求、诗人个性及时代风尚,对其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和分析。     

元白长篇叙事诗的类型特征及其流派意义

元白长篇叙事诗，指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李绅的《莺莺歌》，元稹的《连昌宫词》等作品。考察这类作品的流派意义，务必首先关注一个事实，即：早期的元白长篇叙事诗本是包容在传奇小说之内的。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说：“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传奇小说的体制特点是将史才、诗笔、议论打并在一起，由此导致的一个不容忽略的情形是：诗人与小说家在创作中互相协作，而他们处理的乃是同一…     

略谈白居易的《卖炭翁》

白居易是唐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杰出诗人。他既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又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是新乐府运动最得力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把自己的创作分成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综观全诗,精华首推讽谕诗(当然,其它三类也不乏佳篇)。而在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它们大都成篇于三年左拾遗任间。《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代表作。     

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张泽晖白居易的《长恨歌》是我国古代叙事诗中不可多得的名谝。本诗以唐玄宗李隆基和他的爱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题材，溶入诗人丰富的想象，以精湛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写成。一千多年来，广泛传诵，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明何良俊语）。对于《...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论臧克家抗战时期的长诗创作

<正> 臧克家创作长篇叙事诗始于抗战前夕,绵延至建国以后。从1936年到1959年,二十三年间写了《自己的写照》、《淮上吟》、《古树的花朵》、《向祖国》、《感情的野马》、《李大钊》等六部长诗。其中除《李大钊》写于1959年外,绝大多数创作于抗战时期。     

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

白居易为了强调诗歌有裨于政治教化的主张 ,在其《白氏长庆集》的诗歌分类中突出了讽谕诗的地位 ,致使其诗歌分类出现了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同样 ,《与元九书》虽是白居易的重要论文 ,但该文为了强调讽谕诗而往往发为偏激之论 ,并不代表白居易全部诗歌主张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流传最广的不是讽谕诗 ,而是文辞流美、音律和谐的律诗 ,其骈体文章亦因与其诗风相近而广为流传 ;对元、白诗的成就 ,《旧唐书》与《新唐书》有不同的评价 ,这反映了由于审美标准的变化 ,不同时代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会发生明显的差异。     

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

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吴相周韩愈、白居易是中唐后期文坛两大宗主，其创作、开宗立派直接受到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弄清二人思想及其联系，对深入理解其创作和所代表的流派，无疑大有裨益。总的说来，韩愈是较为纯粹的儒家，从内到外，一生未变；而白居易则是以儒家思...     

乐天的痛苦与逍遥──白居易心态特征论

白居易是中唐时代一位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心态、思想极为复杂的一位诗人。他的一生中，兼济与独善、仕隐与出处、讽喻与闲适充满了矛盾与斗争，他既有儒家的积极用世、博施济众之心，又有道家的安贫乐道、虚无恬淡之趣，更有佛禅的看破红尘、超越世俗之意。而这各种矛盾又是交织在一起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这就使他的诗文创作与人生追求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白集》中《醉吟先生墓志铭》有一段话，对白居易这种复杂的思想与心态有一个简要的说明：乐天幼好学，长工文，累进士，拔草、制策三科，始自校书郎，终以少傅致仕…     

人道主义的激情与沉思——白居易讽谕诗与《策林》的对读

人道主义的激情与沉思———白居易讽谕诗与《策林》的对读郑敏以新乐府为代表的白居易讽谕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占有光辉的地位。尽管８０年代中期，学术界对此曾有过尖锐的论争，但其崇高地位却并未因此而动摇。对于白居易来说，最令笔者感到强烈震撼的，是他鲜明的人...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

对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的评价，历代毁誉参半。前些年，由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被誉为最完整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朽之作，他把诗歌直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主张最受推崇，而很少从诗歌自身的特点、规律去加以探讨。今天，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外在的解说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而要求更深层次、更多角度探讨文艺的特征，因此对白居易诗论和讽谕诗的评价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在谈到白居易的诗论时，首先有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那种相沿多年的看法，即认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提…     

漫话《漳河水》

阮章竞同志的《漳河水》写于一九四九年三月,改定于同年年底。这是诗人继《圈套》之后创作的又一长篇叙事诗。它不仅标志着诗人在创作道路上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于解放区诗坛的一颗绚丽夺目的明珠。《漳河水》写的是太行山区漳河边上妇女翻身斗争的故事。它通过三个妇女在旧社会所遭受的苦难,翻身斗争的历程和解放后的幸福生活的描绘,深刻地表现了妇女解放的主题。     

《白氏六帖事类集》与白居易诗文创作的关系——兼论其对于点校《白氏长庆集》 的价值

隋唐以来,随着科举考试和士子创作的需要,私撰类书大量涌现,尤以文人私纂小型类书的流行最为突出。这其中就以中唐著名文人白居易所撰《白氏六帖事类集》最为著名。《白氏六帖事类集》的主体部分是白居易在准备科举考试期间的读书笔记,代表了白居易早期的知识构成,也是白居易诗文创作的素材库,所以此部类书对于理解白居易的诗文和《白氏长庆集》的整理和校注都有很大价值。     

宋词的抒情和比兴

<正> 词为诗体之一。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文胜于事理。但是,如同文主事理而不排斥咏景抒情一样,诗主抒情也不摒弃叙事说理。以叙事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出车》、《六月》诸篇,就有“周的史诗”之称;汉魏乐府民歌也不乏《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陌上桑》等名作;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琵琶行》、《长恨歌》,也都是叙事诗或叙事成分很浓的抒情诗。以说理言,魏晋有“玄言诗”盛行,唐有杜、韩的以议论为诗,宋诗则以议论化为其主要艺术特色之一。相比之下,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一诞生就带有近乎纯粹抒情的特性,即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从西蜀的《花间》到南唐的《阳春》,几乎一色抒情小令。入宋以后,     

白居易“补察时政”说的评价问题──兼为“政教中心论”一辩

白居易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论家，是唐代诗坛倡导新乐府运动和“政教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最著名的创作纲领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的目的则是“补察时政”，即有助于皇帝了解政治的得失，从而对国计民生有所改善。这个“补察时政”说旗帜鲜明，言简意赅，比“为时”、“为事”更精确地道出了其“政教中心论”的实质。对白居易有关“补察时政”的诗论和诗作，在建国后的众多论著中都是持肯定态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在近年来却出现了异议，有些论者甚至提出…     

解放区叙事长诗审美论

中国现代叙事诗滥觞于五四时期,而叙事诗艺术的成熟却是以四十年代中后期解放区叙事长诗的繁荣为标志的。从1946年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短短三年中,长篇叙事诗在解放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王九诉苦》、田间的《赶车传》、李冰的《赵巧儿》等一大批作品。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本文试对此现象进行探讨。     

白居易子嗣考辨

白居易的子嗣情况一直是困扰历代学者的难解之谜。通过对《白居易家谱》、《白邦彦墓志》等新发现的文献进行详细考辨之后，发现白居易确实是以侄孙阿新为后，阿新为白景受之子白邦翰。白景受即龟郎，他作为嗣孙之父，而被视为白居易的嗣子。     

《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

白居易的不朽之作《长恨歌》,历代研究者对其主旨发表了不少针锋相对的意见,或谓其意在讽刺,或谓其专写爱情,或谓其写贵妃未死的宫闱秘闻,等等。这些意见,大多是从分析作品着手,从读者,研究者对这一作品的理解、感受出发而来的。但是,我们不妨从创作心理学这一特殊角度来进行一番研究,从中探索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时的思想、个性、气质以及其它一些较为隐奥的问题。     

刘禹锡《忆江南》及其“曲拍为句”新探——兼论文人词发生期唱和史实及其意义

正如《渔歌》在张志和等与日人唱和中互补完成格式规定，《忆江南》格式也是在白居易与刘禹锡唱和题名互证中完成。《忆江南》“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将文字词与音乐曲调作区别，关联“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句乃“每首五句”之句，说明刘禹锡和白居易词已有文字规定格式，而“曲拍”只是指《忆江南》曲调，类似后世之词谱，无音乐功能，“曲拍为句”的实际意义指依词式填词，而非依曲调填词。刘禹锡所和白居易“春词”《忆江南》当为二首，而“山寺月中寻桂子”是“秋词”内容，不在和诗范围之内，刘诗没有遗逸。《忆江南》调名异题，说明初词依调填词方式与音乐的关联，后变为依词填词与音乐分离的词体创作状态；而调名随内容而易名，反映了词由调名与内容一致向内容与调名分离的过程。     

从《文心雕龙·丽辞》看刘勰所推崇的骈文

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独有的一种文体,盛行于六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50篇用骈文创作,骈文的最大特点是讲求骈偶对仗。骈偶作为汉语独有的一种表达方式,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汉语的特点密切相关。《文心雕龙.丽辞》专论文章的骈偶属对,从其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勰推崇自然成对、迭用奇偶、情文并茂的骈文,反对盲目追求形式的平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