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与埃及政局变化

本文认为,2011年埃及变局主要归因于中产阶级的民生问题。萨达特—穆巴拉克的政策以及各种外力导致了埃及社会结构的扭曲,引发中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下降、经济能力减弱、生活困难加剧,使中产阶级由社会的引领者变为政权的抗争者,最终颠覆了穆巴拉克政权。本文分析了中产阶级与这一社会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后强调,2011年埃及变局将有利于中产阶级的重新崛起与社会结构的合理发展。     

中产阶级与埃及政局变化

本文认为,2011年埃及变局主要归因于中产阶级的民生问题。萨达特—穆巴拉克的政策以及各种外力导致了埃及社会结构的扭曲,引发中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下降、经济能力减弱、生活困难加剧,使中产阶级由社会的引领者变为政权的抗争者,最终颠覆了穆巴拉克政权。本文分析了中产阶级与这一社会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后强调,2011年埃及变局将有利于中产阶级的重新崛起与社会结构的合理发展。     

融合型防政变策略与埃及穆巴拉克时期的军政关系

军队在共和国时代的埃及国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埃及历任总统大多拥有军队服役背景,但埃及历届总统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可靠。与前两任总统纳赛尔和萨达特任期内部分处于战争状态不同,埃及在穆巴拉克时期已经进入相对和平的时代,政府控制军队的策略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认为,防政变策略是执政者追求稳定军政关系的重要手段,主要分为融合型和隔离型两类,且该策略在社会危机期间对维护军队忠诚度的效果存在局限性。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主要采用了融合型防政变策略,其手段表现在退休军官的政府任职、退休军官的公共部门任职和对现职军官直接给予现金支付等三个方面。这些融合型防政变策略也导致了埃及军队的商业化和防守化,并最终使得该策略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逐渐失效。     

埃及社会救助制度变迁:从路径依赖到路径突围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而言,埃及的社会救助制度经历了制度形成、过度扩张、路径锁定、路径突围四个历史时期.在历史制度主义框架下,宏观制度背景塑造了救助制度的发展结构,关键节点创造了变迁机会结构,行动者的策略推动了埃及救助的制度变迁.此外,影响埃及社会救助制度变迁的特殊因素在于,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建立的"社会契约"始终是自纳赛尔至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历届政府遵循的执政原则,在"社会契约"的影响下,埃及救助制度的民粹主义特征不断自我强化,将其锁定在既定发展轨道.随着塞西政府推行社会民生领域的改革,救助制度的消极路径循环演变为阻碍改革的逆向张力,伴随改革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风险,都成为影响埃及未来政治社会改革的重大挑战.     

当代埃及国内劳工移民与工业化问题评析

工业化与国内劳工移民密切关联,相互促进。埃及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拉动了农村劳工向城市大规模移民。劳工移民在实现部门和地域转移的同时,推动了埃及工业化进程。纳赛尔时期是埃及国内劳工移民的黄金时期,劳工移民数量迅速增长、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埃及劳工移民的绝对数量增长极其缓慢,国内劳工移民率下降;劳工移民陷入职业地位和财产收入难以提升的困境,向上的社会流动也不断受阻。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工业化停滞不前和过度城市化,劳工移民教育水平的低下亦是重要诱因。     

当代埃及什叶派问题的形成及政治化演进

什叶派穆斯林是当代埃及社会的一个宗教少数群体。当代埃及的什叶派问题发轫于萨达特执政末期,并在穆巴拉克政权时期升级为严重的政治和安全问题。中东剧变爆发后,埃及什叶派因公开提出政治和宗教权利诉求,导致其公开活动的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埃及什叶派问题的形成与恶化是内外诸多因素联动的结果,其中埃及国内政治、伊朗和沙特在地区的教派政治角力等构成了主要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埃及什叶派问题未来能否得到解决,主要取决于其宗教少数派地位能否得到宪法认可、政治参与能否获得政府信任以及国内教派矛盾能否实现和解三个方面。     

宪法公投对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

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开启了埃及政治重建进程。2012年岁末围绕宪法公投的政治危机乃是"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社会政治力量格局演进的逻辑结果。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左右埃及社会进程的三大力量。宪法危机的实质是未来埃及社会政治走向的大博弈,其背后是埃及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对决以及总统与司法部门的冲突。军方在埃及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利益和影响盘根错节,其在平衡宗教、世俗两派中努力保持"局势仲裁者"角色。在相当程度上,这场宪法公投危机折射出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变局曲折复杂的演进态势及其发展前景。穆尔西访华有助于推动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     

埃及对外政策中的平衡战略

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埃及的对外政策受制于两极格局,其外交活动基本上是以美苏为轴心展开的,穆巴拉克任总统后,对世界格局形成了新的见解,认为世界应该建立在多极力量之上.由此,穆巴拉克总统重新审视了埃及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外交平衡战略思想,即以我为主,发展多边关系,推动经济建设.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埃及通过频繁、多方位的外交活动,既扩大了埃及的国际影响,提高了埃及地区大国的地位,也推动了埃及经济的迅速发展.     

从埃及看中东变局

埃及局势变化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三个方面。穆巴拉克时期的专制统治受到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的严重失业和贫困问题,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而加剧;长期的亲美、亲以外交引发民众不满和街头抗议。埃及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探索综合发展模式、建立稳定持久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变局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埃及在外交上将采取更为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立场,与土耳其等国组成中立阵营。亲美、反美、中立三个阵营并立,伊朗模式和土耳其模式相互竞争,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削弱,中东变局将催生新的战略格局。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政坛最具实力的政治力量。它通过组党、组建政治联盟、引导过渡期政治安排等措施,巩固了其在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由于穆兄会在组织结构、经济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加之埃及世俗政治力量的式微,它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有望在议会选举中胜出。迄今为止,穆兄会的政治议程尚不明朗,但政治现实将促使其趋于务实。穆兄会的经济政策与穆巴拉克政权相似,使其难以领导埃及实现经济转型。与此同时,穆兄会的崛起将促进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党派走向联合,引发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动。当然,穆兄会上台也为埃及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埃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及特征(上)

埃及近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埃及的出现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但却是埃及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变化的需要.纳赛尔时期建立的体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为巩固年轻共和国及社会各阶级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其负面影响是忽视了经济效率,培养了国民依赖国家的意识,最终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桎梏.进入萨达特与穆巴拉克时代,对原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社会保障制度,稳定了埃及社会,促进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埃及今后花大力气解决,才能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     

默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埃及妇女的政治地位

埃及作为一个中东大国,在19世纪默罕默德?阿里统治期间采取了最为迅速及有效的改革。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社会里,埃及妇女的政治地位仍需要家庭的庇护,但埃及妇女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当时的社会进行反抗,维护其在社会中的基本地位,为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庇护主义视角下的科普特问题

政治庇护主义是政治家们向民众提供利益和保护以获取后者政治支持的互惠关系。作为埃及最大的少数族群,科普特问题是埃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缩影。在穆巴拉克时期,民族民主党政府通过强化科普特东正教会的政治和宗教权威以换取后者的政治支持,从而形成了与科普特社群稳定的互惠关系。本文从政治庇护主义视角切入,总结出埃及政府教会科普特社群三边关系中的政治互动模式。     

默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埃及妇女的政治地位简

埃及作为一个中东大国，在19世纪默罕默德？阿里统治期间采取了最为迅速及有效的改革。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社会里，埃及妇女的政治地位仍需要家庭的庇护，但埃及妇女也通过各种方式对当时的社会进行反抗，维护其在社会中的基本地位，为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埃及的人口问题和埃及政府的对策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一次专门讨论埃及人口问题的会议上指出,埃及的人口膨胀已经相当严重,如何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埃及的前途和国家的繁荣。埃及的农业和粮食保障部长也认为,由于人口增长太快而造成的粮食短缺,影响了埃及经济、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这已成为埃及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鉴于当前埃及人口增长率降不下来,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埃及政府的当务之急。     

埃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及特征（上）

埃及近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埃及的出现是西方残民主义的产物，但却是埃及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变化的需要，纳赛尔时期建立的体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为巩固年轻共和国及社会各阶级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其负面影响是忽视了经济效率，培养了国民依赖国家的意识，最终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桎梏。进入萨达特与穆巴拉克时代，对原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社会保障制度，稳定了埃及社会，促进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埃及今后花大力气解决，才能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     

埃及社会运动中的机会结构、水平网络与架构共鸣

本文源于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埃及2005年与2011年发生的两次致力于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受够了运动与一二五运动——为什么会带来不同的政治效应?本文以社会运动理论视角的分析发现,这两次社会运动在面临的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的水平网络方面没有明显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运动架构产生的共鸣程度不同。这种差异进而影响到动员能力,最终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     

埃及第一夫人苏珊·穆巴拉克

埃及总统夫人苏珊在穆巴拉克任总统的14年中,在埃及和阿拉伯人民中间始终占有独特地位,因为她积极参与人道主义事业和社会工作,选择了一条远离宣扬自己的道路。     

塞西执政以来埃及对巴勒斯坦的政策

自塞西执政以来,埃及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与埃及国内政治密切关联。为巩固政权、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高国际地位和声望,塞西采取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政策,具体包括:支持法塔赫,调解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分歧,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对哈马斯采取打击与怀柔并行的两手策略;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进行斡旋,促使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积极推动巴以和谈。这些政策再次凸显埃及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然而,由于埃及国力衰退、地区和国际影响力下降、对埃以关系日益重视等现实因素,埃及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实施仍面临诸多困难。     

埃及外交政策新论

埃及是中东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优越的地缘位置使埃及在国际舞台异常活跃.本文分别对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外交政策作一回顾,对埃及外交的目标和主要大国关系进行了梳理,最后分析了制约埃及未来外交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