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乐”与“射”的双重隐喻

孟子乐喻中,金声玉振并非完全对应于奏乐的始终;“终条理”亦可理解为“已条理”“既条理”。“金石以动之”,如同战场之号令,金石之音皆可看作是乐曲的起始,起到节度各音的作用。从我国古代乐器实际演奏过程考虑,后世所理解的“以玉声振扬金声”的观点并不恰当;古人始终在尽量避免镈钟类乐器产生混响,又何需玉音振扬金声。赵岐、俞樾等所认为的“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以玉声振扬金声,并非乐师演奏时所追求的和谐之境,仅为经师诠释经典时的意义建构。由于金石的稳定性,孟子乐喻还涉及金石之品质,为众音之准则。金声玉振不仅隐喻孔子兼具圣人之全德,还隐喻孔子为后世之法则。孟子乐、射二喻中,不应将智、圣二分看待。《五行》篇与孟子的不同处,还在于孟子以金玉喻始终条理,兼具圣智;而《五行》篇以金玉喻内外,又强调君子集大成,最终达到合内外的思想旨趣。     

“孔子之谓集大成”要义浅析

孔子学说具有“集大成”性.所谓“集大成”是指其思想、学说具有集往成、开后说的性质.孔子之所以能集大成,首先是因为他“宗周、故殷、据鲁”,故能集三代文明之大成,尤其是“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集合而组织之”.不仅如此,孔子之学以仁爱精神唤起人的道德理性和社会伦理责任,如何成德、成圣成为其学说的主旨,进而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走向.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孟子处在战国中期这个“争于气力”的大变革的时代,他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极度不满,力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来改造社会,他终身为此而奔波,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为描绘自己理想的社会图景,他周游列国,不辞口舌之劳,以“善辨”名闻天下.     

孟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教育家,孟子以私淑弟子而忠实地继承了他的伟大事业。孟子是把教育当作社会上的一件大事看待,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第三卷)。又说“善政不如善教。”(卷七)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而孟子则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卷四)按孔子之意,是在勉人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而孟子则是为了防止有人强不知以为知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卷七)。两者的说法虽不相同,而目的则一,都是着眼于出好人材。     

论中国“德”文化的内涵及其思想演进

“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常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以“德”为主的文化。从古到今,“德”的文化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核心内涵变化不大,大致是以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为主体,在中国的民间尤其如此。在儒家思想中,“德”的核心理念为孔子所说的“仁爱之心”、孟子所言的“本善之性”,以此为基础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包括道、理、志、向。迄今为止,该体系在中国人的精神中依然发挥着作用,是我们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     

试析孟子的"仁政"说

“仁政论”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他的仁政思想的极好概括。“仁政论”的思想渊源和文化基础是孔子的“仁”学,“仁政论”是对孔子的“仁”学的继承和发展。孟子仁政思想中包含了极浓的民本主义色彩。本文从它的心理依据、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教育基础等方面对孟子的仁政思想进行剖析。孟子仁政思想的评价以及它的现实意义。     

从答疑解难中看孟子的启发式教育方法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因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不同,他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虽与我们今日的教育目的和内容迥然不同,但他的一些教育方法对我们仍有启发,值得借鉴。孔子是启发式教育方法的创始人,他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话,孟子也说过“有如时雨化之者”“引而不发,跃如也”。怎样启发引导,孔子没有详论。我们从孟子政治论辩的实践中可以找到好的答案。在答疑解难中运用启发式是孟子最擅长的,这在他的教育实践中体现得生动、突出,其特点大体如下: 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孟子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人的善性,要君王实行仁政,而     

虞、夏、商、周的孝悌文化初探

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表明孝悌之道是尧舜以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考古代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尧舜时期已有孝悌萌芽,夏代有忠德流行,商代则是悌道大盛,周人比较全面地形成了孝悌风俗,这些都是孔子系统孝悌思想形成的历史资源.孟子说孔子乃"集大成"者,其于孝悌思想亦然.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孔孟美学思想述略

本文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繁荣时期,表现了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独立创造。文章指出,以“仁”为本,以“礼”为用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它构成了孔子美学思想的理论前提。文章既评述了孔子乐为礼用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兴观群怨”与“思无邪”的艺术审美标准,又剖析了孔子的美善关系论和美感思想,并指出孔子开了人类欣赏自然美“比德”的先河。文章认为,孟子发展了孔子儒家美学思想。孟子提出的“与民同乐”的美学思想和关于美感普遍性的思想,以及“充实之谓美”和“浩然之气”的美学命题,都是对儒家美学的新贡献。     

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中国传统文化

1、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文特征。它所关注的,主要不是物,而是人。人上什么,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是几千年中国文化史的经久不衰的主题。 儒家学说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划清人与动物的界限。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孟子亦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荀子上面那句话亦足以为证。虽然他们所制定的具体标准     

从“圣之时者”看孟子的人生志趣

"圣之时者"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这一概念既是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的体现,也是孟子对战国时代两种重要价值观念"圣人"与"时"的发展与提炼。孟子崇拜孔子,终其一生追随孔子精神,孔子自然是他心目中最完美、最伟大的与时俱进的圣人。同时,"圣之时者"也是孟子对自身际遇的一种反思与感悟,是他一直渴望却难以实现的美丽憧憬。成为与时俱进的圣人是孟子的理想人生;固守信念,执着理想,以一身"浩然之气"行走于用兵争强、以功利相高的战国乱世却是孟子的现实人生。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志趣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礼的常与变看仁心之不安不忍

孔子是集众圣之长以成己身之德的集大成者,也即“时中大圣”(“圆圣”)。“仁、义、礼”是孔子学术的纲领,礼以义为实质,义以仁为基础,礼是仁的表现。礼有常有变,“礼以义起”,礼,时为大。孔子从不安指点仁心,孟子则从不忍指点仁心,皆指人具有先天的善性。在迈向21世纪之时,我们应追随“圣之时者”,走“时中”之道。     

传统文化与青年人格培养

一、三峰并立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汇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而形成的。源头应当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年代,夏商周的许多上古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都得到梳理和升华。儒、道和外来佛学是中华文化并立的三峰。儒学创立人是孔子。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思想体系是“仁——义——礼”,特别强调的是伦理道德的“仁者爱人”,强调“修身”。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说,提出了“王道”和“仁政”学说,强调“治国”,主张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以仁爱之心对待老百姓,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     

告子的“食色性也”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

［摘要］多年来坊间流行把告子的名言“食色性也”说成孟子的话,这一张冠李戴的错误必须认真纠正。与孟子的性善论对立,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其基本观点之一就是“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人性论而言,告子的“性本无善恶”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均于孔子无征。应该恢复中国第一位真正人性论者告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孟子的逻辑与论辩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中曾指出:“孟子在当时以‘好辩’而受非难时人,据现存的七篇书看来,他真有点名不虚传。”魏晋时期鲁胜也曾评论说:“孟子非墨家,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晋书·隐逸传》鲁胜《墨辩注序》) 孟子确实是我国古代有名的辩论家。孟子自命为孔子的继承者,“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由孔子而来至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俗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可见孟子是以孔子继承者而自居的。儒家是不尚辩论的,那么,作为儒家继承者的孟子似乎也不会注重辩论;然而事实却恰恰相     

略论先秦儒家的"诗教"理论与实践

《诗经》素被尊为“六经”之首。“以诗为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附》教传统形成与确立过程中,儒家早期代表孔子、孟子、荀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儒家的“持教”理论与实践既体现在他们高度重视《诗经》的政治伦理内涵和社会教化功能,又体现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诗经》的伦理原则和审美原则。从而对后代中国“待教”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孟子的认识主体思想

孟子的哲学体系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丰富的认识主体思想。“心之官则思”命题不仅集中表达了孟子关于心作为思维器官的作用的思想,而且是转移中国古代哲学兴奋点的重要原则。孟子以“我”作为认识主体,是孔子关于人     

拜访孟庙

孟子故里在中国邹城历史上有个很山东的名字——“邹鲁”，这个名字，透着古意、情义和文化，自古广为人知。那春秋的山水，藏龙卧虎，承接宋元，孔子和孟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至圣”和“亚圣”，恒静无言地穿越岁月风尘的沧桑，令今人膜拜。     

论孟子的道统与学统意识

孔子之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以承续尧舜、孔子之道自任,对孔门圣道传承观念及其谱系作了系统的表述。《孟子》末章的圣道传承系统中,有两类圣道传承者：“闻而知之”者和“见而知之”者。出土简帛《五行》也明确提出过“闻而知之者圣”、“见而知之者智”命题。这不仅表明道统观念在孔思孟之间的传承,而且体现了孟子承接传统的自觉意识和担当意识。在学术脉络上,孟子自觉宗承曾子、子思一系内转省思的理路,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传统,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心性的超越基础。孟子“说大人则藐之”,也表现了与曾思一脉相承的“以德抗位”的内在精神气质。孟子关于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圣道传承论,乃基于一种学术根源性的意识;而其有关孔曾思孟学脉系统的论说,则着眼于当下学术新统的建构。这种圣道谱系（后儒谓之“道统”）与学术新统（或可谓之“学统”）的反思和自觉,对一个时代思想的生产或创造而言,是必不可少的。